《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集.com》第129/570页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黄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50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第2章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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