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集.com》第151/570页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内御外之策: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这是萧振瀛苦思多日才设计出的一个用人方阵,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宋哲元的最后一个“锦囊”。

29军的四个师长,以张自忠为最强,但他又有跟宋哲元别苗头的架势,因此不能放在身边,得让他顶到天津去做前锋。

刘汝明根本就不买宋哲元的账,你再怎么拉都没用,不如让他做后卫,最起码还可以保住一个察哈尔。

唯一可以重用的是冯治安!

当初29军建立时,冯治安本人并无一兵一卒,能一下子进入高层,是因为他过去在老西北军时曾对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后者要报恩,才向宋哲元鼎力推荐,也就是说,没有张自忠的面子,冯治安是做不了师长的。

这也是张自忠私下搞串联,打算造宋哲元的反时,冯治安不能加以推托的原因之一。

冯治安的弱点,就是他的腰杆始终不硬,只要把基本部队交给他掌握,再施之以恩,就能使之成为嫡系心腹。

你可以放心地让冯治安居中,今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不说进,至少退还是有余地的。

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才能归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备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29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100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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