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集.com》第163/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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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