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集.com》第19/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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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蒋介石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蒋介石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蒋介石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的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像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帜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分儿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板上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甩脸子，可想而知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绍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儿，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