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
决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五十九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十三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十一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式、92式、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式、97式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战车，被称为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颇不容易。
5月2日，第十三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三十八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十三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八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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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十一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