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集.com》第465/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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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言是：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是在战场上吃的亏，教训还得到战场上去找。

罗卓英总结出的第一个教训是麻痹大意，敌情观察不仔细，结果仅仅相差九天，主动就变成了被动。

于是，从九江到南昌，罗卓英都派出了很多情报人员。

传来的情报表明，铁路上的日军军列来去频繁。罗卓英想知道的是，这是要撤兵，还是要增兵。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和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和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而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

主见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中方指挥官在前线观察敌情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攻击怎么办？”

他说：“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梦也想干它一场，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是从广岛第五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势。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一〇六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

磁铁吸刀

任何一种战术，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全在使用效果如何。

园部从三路分进合击，与冈村宁次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打法类似，属于迂回包围中的老套路，运用得好，足可以使对手未战先怯，自乱阵脚。

但是这个战术也有明显弱点，那就是容易分散自己的兵力，结果导致被各个击破。冈村的失败即为最好例子。

罗卓英输过一次，不能输第二次。他显然研究过长沙会战的战例，因此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战术的弊端。

打个比方，园部的三路兵马，假如中路的第三十四师团是身子的话，北路的第三十三师团和南路的第二十旅团则是左右两只胳膊，“分进”之后，它们必然要在上高实现“合击”，发挥最大效能，才能完成预想中的迂回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