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实体版作者老谭》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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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
作者：老谭
诸葛亮在人们心中，其智能几乎被神话，在 《后出师表》中更是愿意为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形象经过《三国演义》的精彩讲述，已经深植人心。
《三国志》里评价诸葛亮是“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罚”、“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的《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要治官。据蓝锡麟考证，在被诸葛亮削职、放逐、杀头或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中，大多各具才干，只是对他不那么必恭必敬罢了。有许多有才能的新臣，如来敏等，都是因事或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遇不测。在刘备托孤时，为诸葛亮特地设置了政治对手李严，诸葛亮趁其羽翼未丰时，及时把李严“扫地出门”了。
这样的考证是否真实可信？据了解，蓝锡麟在著该书时，严格考察了《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晋书》等与三国人物相关的文字，循史沟沉。虽然取名为“扯”，但只是“评说”的意思，并不是瞎扯、乱扯。
对诸葛亮人物形象的考证，来自《三国志》、《诸葛亮传》、《李严传》、《蜀记》等史书。对此，蓝锡麟说：“鲁迅也有评价，‘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我只把已被神话的诸葛亮请下神坛，还原一个人间政治家的本色。
前言：着意放言三国史
中国人熟悉自己国家演进的历史，普泛度之高，莫过于三国。那都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一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语）的明代章回小说，上承唐宋民间说唱，下启当今影视作品，竟然让三国人物、三国故事多向度地深入人心，不仅近乎妇孺皆知，而且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
但《三国演义》毕竟不是史学著述，其间“尊刘贬曹”的意识指向姑且不论，单从精彩文字来看，诸如鞭督邮、斩华雄、借东风、设空城之类，多数也属于要么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要么无中生有、笔下生花的艺术虚构，尽可欣赏，当不得真。要解读三国历史，史料依据主要还在史学专籍《三国志》，包括晋人陈寿（233—297）的“志”和宋人裴松之（372—451）的“注”，所谓“陈志裴注”。同时，还需要参酌其他相关史籍，如《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
《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于《史记》、《汉书》之后，位列“二十四史”之第三。清乾隆四年（1739），定《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史”为正史，给予“私家不得虚增”的尊崇。与官订正史相对，其他的历史记载通称逸史；其中私家编撰的史书，通称野史，又称作稗史。正史与逸史，包含野史（稗史）之间，历来都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专制皇权的伐断并不能够都阻遏。“陈志裴注”便彰显了这一铁则。陈寿写“志”，即对魏、吴两国官修的《魏书》、《吴书》，以及魏人鱼豢私撰的《魏略》有所参考取用。裴松之作“注”，所引公、私史著书目更多达210余种，除去诠释、评论文字也有150余种，补阙判疑，“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语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兹可见，不薄逸史爱正史，重视陈“志”兼裴“注”，当成为解读三国历史的必由之路。
那是不是说，“陈志裴注”以及其他相关史籍业已为三国历史盖棺定论，毋庸后人置喙了呢？显然不是。就文字载籍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等同于特定时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原史。原史总是客观存在，即时生灭，不可重复，而一旦转换成为载籍记叙评述，无论怎样迫近于本原形态，总会打上主观烙印，变得生息不已，可以反复演绎。“陈志裴注”以“良史”著称，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当代史，超越不了这一法则。其长其短，其得其失，前修时彦已多有指陈，轮不着我来重加月旦。我只想从中引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而今而后，后之来者无论谁何，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可以站在当代视角重新审视三国历史，重新评论三国历史，而不必拘泥既有的表述。这其间，诚然会有正说、戏说之分，真说、伪说之别，但在演绎形态上定会无日或已，难定一尊。你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唯独不允许注定了不行。诸如此类，无以名之，姑且笼统称为诠史。
同其他所有纪传体的正史一样，《三国志》以人系事，分别立传。同一事分别见于不同人的传文当中，详略深浅随分而安，常需要交相参阅，抽丝理绪，才能观揽本末原委。陈寿由蜀入魏，写“志”时身为晋臣，述三国史以魏为正统，而又对蜀心有所念，取舍扬抑之间难免时有曲笔。个人经见受到限制，遗漏或偏颇，亦在所不免。裴松之后来超脱，博采群书，于补阙判疑之外还有惩妄论辩，对传存三国史事的确是非同寻常。但其间率略、繁芜之处不少，后人据以读史，也需要小心识别。加上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艺作品的影响，自古及今，史学与文学相混，真像与偶像并存，解读三国历史，更须循史求真。这就要求重新审视的时候，要从“陈志裴注”以及相关史籍中，有字处读出无，无字处读出有，有无相生间读出历史奥秘来。而重新评说的关节所在，主要在于正本清源，洗却曹操脸上的白粉，摘掉刘备头顶的光环，替诸葛亮祛除墨泼的妖气，将关云长请下人为的圣坛，让东吴英杰重现雄姿英发，许司马父子共与光影流连。
这样的归纳是否完全切当，我不敢妄断，然而自信有些道理。
摸索出这些道理，经历了少年时期熟读《三国演义》，中年至今又涉足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人生旅程。历之既久而情有所钟，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我是四川南充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我的乡先贤（东汉末年巴西郡安汉县，即现今的四川省南充市），我对先贤由衷仰慕。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辞世，享年65岁，今年我恰好也活到65岁了，该作点事情寄寓仰慕之情了。于是沉潜用功，重新通读了《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选读了《后汉书》和《晋书》中部分与三国人物相关的文字，进而将多年摸索出的道理梳理成文，作为个人重新诠释三国历史的思路大纲，循之写出《三国十八扯》。
扯，这里的意思就是评说。《汉语大字典》解释：“谈话，多指漫无边际的谈话。”通常所谓闲扯、瞎扯、乱扯，扯白、扯淡、扯谎之类用场，或多或少含有贬义。但揆诸本原，漫无边际的谈话只是不受樊篱羁缚而已，并不一定都不正经。在我老家四川南充一带的川北民间，以前就把民间说唱称为“十八扯”，相当宽容活泛。我将个人诠史命名《三国十八扯》，就以之为依归，并不打算瞎扯淡（如果有人认为我是瞎扯淡，我会尊重他的批评权，同时也要尊重自己的话语权，一笑了之，不予答辩）。我不屑戏说，又不会趣说，只想不拘陈说，畅抒己意，扯出一些自期可以成立之说。川北民间的“十八扯”并不一定总有十八题或十八段，而我说三国确实选定了十八个话题，不求包罗无遗，只求见从己出，这是与之不一样的。
是不是如此，谁读谁知道。
2006年8月8日于淡水轩
第一章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秦、汉大一统格局终被三国鼎立所取代。“苍天”的“死”与“黄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历来讲三国历史，都先讲黄巾起义。《三国志》开篇，《魏书·武帝纪》承题便写道：“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开宗明义地交代清楚，曹操登上历史舞台，起步就靠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由史学到文学，《三国演义》第一回回目也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并且是从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聚众首事，顺势引出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金兰结拜。与曹、刘一样，后来割据东吴的开启人物孙坚，亦凭征讨黄巾起家。可以说，举凡三国形成之前、形成之初际会风云的弄涛儿们，莫不与黄巾起义存在着牵连关系，否则未必能够出头。假若未曾发生过黄巾起义，中国历史的演变进程上会不会冒出一个三国时期，不妨打个问号。
黄巾起义爆发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时为干支甲子年，公元184年。较之于秦朝末年临危自救，振臂一呼，仓促起事的陈胜、吴广起义，新莽年间啸聚山林，结境以逞，依附刘氏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的有组织，有计划，有舆论，明显别开先河，堪称历代农民起义里程碑式的第一次。早在起义前的十余年间，巨鹿（今属黄巾）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秦、汉大一统格局终被三国鼎立所取代。“苍天”的“死”与“黄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河北）人张角便在冀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传播道教，号称“太平道”。利用这一个宗教组织形式，他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化教天下”，同时“符水咒说以疗病”（见《后汉书·皇甫嵩传》）。许多人将他信奉若神，信徒达到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包括今山东、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张角把各地信徒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大小方都设渠帅统领，由他统揽指挥。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令徒众广为散布，竟至神不知，鬼不觉，连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也让“太平道”徒用白土写上了“甲子”二字。荆州大方马元义还多次往来京师，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作为内应，约定三月三日内外同时举事。但由于弟子唐周叛变泄密，马元义被车裂于洛阳，千余徒众也遭杀害，张角只好决定提前到二月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诸方一时俱起，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起义军上下都头著黄巾，以作为标志，东汉官方谓之“黄巾贼”或者“蛾贼”。
这其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角提出的口号。毛泽东有一段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张角来看，说他当时已经具备自觉的阶段斗争意识，适用这段名言的后一句，无疑过分拔高了。但“苍天”明指东汉政权，“黄天”确喻张角一方，一“死”一“立”的对举之间，已经成为一个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终极目标的舆论纲领和革命宣言。若拿先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所谓“彼可取而代之”，刘邦所谓“大丈夫当如此也”之类的个人抱负宣泄来作比较，这一舆论纲领和革命宣言显然已经触及古往今来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尚属于破天荒第一次。唯其如此，黄巾起义的勃然而兴，势若燎原，对于东汉统治势力所造成的震慑和冲击，从一开始就超过了四百年前陈胜、吴广起义之对于嬴秦政权，两百年前绿林、赤眉起义之对于新莽政权所造成的震慑和冲击。也唯其如此，原本阶级内部矛盾深沉、争斗残酷的东汉统治势力不同阶层、不同派系迅速纠合拢来，极力镇压威胁他们共同利益的黄巾部众。
仅就舆论造势的策略选择而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天命”内涵，就具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功效。“天命”说不始于汉，但自从汉代秦兴以降，刘姓汉室最高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们硬将“天命”推向极致。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反复伸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从西汉后期哀、平年间到东汉时期，汉儒们盛行“谶纬”之学，更附会先秦阴阳家的“五行”学说，用“五德终始”解释王朝更替。
“五德”即“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者流行而更转，顺则相生，递则相克，如是则各各为用，以成其道而已。”（《三命通会》卷一）相生的次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先前西汉以秦为水德，自己为土德，解释为汉取代秦就是土德克水德。西汉末年改为用相生之说，把短祚的秦去掉不算，以周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解释为继周灭秦就是木德生火德。张角提出的口号没有直接套用“五德”相生或者相克，而是混用了“五行”（水、火、木、金、土）与“五色”（青、赤、黄、白、黑）以及“五帝”（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之间的交错对应关系，暗取“水生木”的相生之义，赋予自己以代汉而立的“天命”合理性。尽管这样的牵强凑合比“汉德”的变来变去更难以自圆，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天命”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用统治思想之矛攻统治思想之盾必然更具颠覆性。而且既然是舆论造势，要的就是简洁明快，煽惑人心，哪管那么多细枝末节？
时隔1800多年，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扫描那段历史，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张角作出的“苍天已死”的形势研判，十分切合东汉王朝的日暮途穷。虽然“岁在甲子”，并没有实现“天下大吉”，名义上的刘姓汉室政权在灵帝刘宏之后，还经历了少帝刘辩、献帝刘协，苟延残喘了36年，直至公元220年才被曹魏政权所正式取代，但自称“天命”所归的刘姓皇帝早已经成为行尸走肉，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早已经沦于名存实亡。汉王朝死亡的丧钟的确由黄巾起义所敲响，但在丧钟敲响之前，政治腐败和人祸天灾早已经为它掘好坟墓。
东汉政权与西汉政权尽管都姓刘，宗法血缘前后相继，政治基础却不完全一样。在前的西汉开国之君刘邦，以及他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人都出身社会下层，经由夺取政权而跻身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转换确有一个过程，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真的有所减轻。西汉前期70余年间，“与民休息”，出现了无为而治局面，社会相对承平。继后的东汉“中兴”之主刘秀，以及他的“中兴”元勋邓晨、李通、邓禹、寇恂等人则不是“世吏二千石”，便是“乡闾著姓”，全都属于豪强大地主阶层，因而给东汉政权打下了始终代表豪强大地主阶层利益的鲜明胎记。一直以来，豪强大族依势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社会上兼并现象空前严重。如仲长统《昌言》所述，各地的豪强大族不仅拥有大田庄，农、林、牧、副形成高度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形态，而且把掌控社会经济命脉的触爪伸进城市，达到了“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的程度。例如济南王刘康，田土多达800顷，奴仆多达1400人，政治上、经济上都俨然一方霸主。即便不做官，豪强大地主们也“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不少豪强大族还建立私家武装，纠集一部分宗族、宾客和佃农、雇农结为“部曲”，在大田庄里“警设守备”，平时为封建经济保驾护航，一旦发生非常之变，就迅即转为割据武力。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又因各自为政而相当分散，对东汉政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刃是在维护它，一刃又会伤害它。少数人愈尊愈富，必然导致多数人愈贱愈贫，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另一极中，大量自耕农土地被兼并，地位亦随之下降，或降为佃农、雇农，或沦为奴隶；庶族小地主日子也不好过，随时可能变成横被“大鱼”吞食的“小鱼”。
这就积聚成了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不仅广大农民极端仇恨豪强大地主，而且庶族小地主也与豪强大地主存在不共戴天的利害冲突，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对于豪强大地主势力的恣肆坐大，东汉最高统治者曾经力图加以控制，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都曾采取措施强化专制皇权。除了不给“中兴”元勋以实职实权，并且剥夺他们的兵柄之外，在中央政府一级，还让位极人臣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力虚化，把实际权力运作转移到中朝尚书台。尚书台设秩禄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设六朝尚书分掌庶政，由皇帝遴选亲信臣僚“录尚书事”，意在便于直接指挥。这样做，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一度稳定了东汉王朝统治秩序。但从和帝刘肇起，这一政治策略就走向反面，变成外戚、宦官交替倾斗专权。刘肇10岁即位，其母窦太后临朝称制，任用窦宪为侍中，窦氏家族把持朝政，连其家奴也敢于横行京师。和帝永元四年（92），靠宦官郑众率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预政封侯，揭开了宦官专权序幕。安帝刘祜时，先是邓太后及其兄弟邓骘掌权，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合谋除掉邓氏势力，又是李闰、江京与阎皇后的兄弟阎昱裹在一起，宦官与外戚共同掌权。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19人杀掉阎昱，拥立11岁的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孙程等19人皆封侯，不但可以在朝为官，还可以养子袭爵。顺帝稍长大，相继拜其后之父梁商，以及梁商之子梁冀为大将军，用外戚势力钳制宦官势力。刘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和桓帝刘志，专权近20年，亲戚、党羽“威行内外”。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翦除梁氏势力，抄没梁冀的家产价值30多亿钱，竟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单超、具瑗、左悺、徐璜等五个宦官因功封侯，世称“五侯”，从此朝政大权主要落到了宦官手里。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梁冀传》），贪残暴虐超过外戚。到灵帝刘宏时期（168—189），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等10个宦官号称“十常侍”，朋比为奸，无恶不作，灵帝竟事张让如“阿父”，赵忠如“阿母”。外戚、宦官实际上代替刘姓汉室掌控东汉皇权，长达百年之久，这在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演变史上堪称一道独一无二的另类风景。尤其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后来明代的魏忠贤阉党在程度上虽有过之，体制性和延续性却有所未及），极大地损害了东汉统治阶级内部其他势力集团的切身利益，从而也加剧了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黄巾起义爆发于灵帝年间毫不足怪。
在统治阶级内部，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相对最大的一个阶层，是官僚士大夫及其后备军太学生。适应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东汉的官僚队伍相当庞大，甚至产生了诸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世代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的世家望族。最高学府太学里，太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顺帝时即已增加到三万多人。宦官把持朝政，既阻碍了不少官僚的升迁，又堵塞了众多太学生的仕进，官僚中的“清议”派便时常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太学渐至成为“清议”的中心。他们既坐而论道，也起而振行，司隶校尉李膺严惩不法宦官及其党羽，致使“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官省”（《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宦官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延熹九年（166）指使党羽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怂恿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收捕“党人”，牵连下狱者多达200余人。第二年虽然赦免出狱，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复仕，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12岁继位以后，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合作，起用李膺以及其他同被禁锢的名士，共谋诛杀宦官，结果反而被宦官矫诏捕杀，宗亲、宾客遭收系残杀，门生、故吏亦免官禁锢。第二年又捕杜密、李膺等百余“党人”入狱，全都横死狱中，还对张俭大肆追捕。
三年后，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均遭死、徙、废、禁。到熹平五年（176），灵帝还诏令州郡，举凡“党人”的嫡亲、近戚和门生、故吏一概免官禁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二次“党锢”事件。两次“党锢”事件的继踵发生，标志着东汉统治集团内部以宦官势力为一方，以官僚士大夫阶层（时或联合外戚）为另一方的利害冲突，已经达到冰炭水火、你死我活的剧烈程度，刘姓汉室已经毫无能力调和或缓解。物之腐败必然见于自身的肌体，东汉政权正是这样由腐而败，自我覆亡走向历史坟墓的。黄巾起义爆发后，大批“党人”获得解禁，但他们已经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同一切腐败政权一样，东汉末年，朝廷上下贪渎枉法，横征暴敛，卖官买官，成了体制性痼疾。特别是灵帝刘宏，由侯而帝之后，竟把“天子”之位当作积聚“私藏”的便道，在西园开建一个“万金堂”，将国库积贮转化为私有。并且给朝廷内外各级官爵开出了明码实价，公开进行拍卖。朝廷内的“三公”之职开价1000万钱，“九卿”和“关内侯”开价500万钱；朝廷外的地方官比京官更好搜括民众，价码相应定得更高些，“二千石”卖2000万钱，“四百石”卖400万钱。这种“官价”还可以上下浮动，如名士崔烈出任“三公”之一的司徒，只付出半价500万钱，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曹操之父）取代崔烈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就比定价高出十倍，付出一亿钱。一般是现钱交易，暂时凑不够钱的则可以赊欠，待到任职后加倍支付。对那些没有花钱买官的地方官，又换了一个法子，以助军饷、修宫室为名，要求他们向西园缴纳多则数千万钱，少则数百万钱。所有这些钱都先输中署，名之为“导行费”。聚敛的“私藏”挥霍无方，灵帝又在后宫仿建商品街，命令采女乔装贩卖，并互相盗窃争斗，他本人也着商贾服饮宴作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买官者趋之若鹜，投入的成本骇人听闻。按东汉俸例，大小官员都按月受俸，半钱半谷。在殇帝延平年间（106），相当于现今“省部级”的“二千石”官员的月俸为钱6500百，米36斛（一斛十斗）；相当于现今“县处级”的“四百石”官员的月俸为钱2500，米15斛。如果灵帝年间官员没有“加薪水”，那就意味着，买一个“二千石”的官要投入等于3076个月“二千石”月钱的买官费，买一个“四百石”
的官要投入等于1600个月“四百石”月钱的买官费，比现今的滥官污吏买官的投入成本高得多了。“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各种买官者及其靠山、党羽势必变本加厉地敲榨盘剥黎民百姓，“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让黎民百姓为他们“埋单”。贪浊之风甚嚣尘上，连中常侍吕强也看不过，一再上疏示警：“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但灵帝哪里听得进去？待黄巾事起，吕强反被同为中常侍的赵忠、夏恽等诬为“贪秽”，被迫自杀。
同卖官买官适成鲜明对照，东汉末年还实行了一个“三互法”，导致官员选用艰难，一些州、县的守、令较长时间虚悬若缺。
据《后汉书·蔡邕传》所述，最初议定“三互法”，是为了消减日甚一日的“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即地方势力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因之而规定，凡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人士，以及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冀州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幽、冀二州为东汉军力主要基础，州、县的官员欠缺不补，非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对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者有所制约或扼制，反而会加剧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造成实力空耗，地方不稳定。黄巾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就出在冀州，冀州地区的黄巾军一举义便活捉了刘氏宗室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杀掉了幽州刺使郭勋，多少可算东汉政权自食“三互法”的恶果。所以蔡邕曾上疏切谏，不要“坐设三互，自生留阂”，“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时在灵帝建宁四年（171），比黄巾起义只早13年，16岁的灵帝根本置若罔闻。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中有一段评论：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碍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对这段评论稍加引申，就不难得出两点认知。其一为，像东汉末年那样，玩弄法制花招以阻遏腐败定势，连限制官员籍属的“三互法”也出笼了，实不过是“国将亡”的病重乱投医而已，纵能自欺亦难尽欺天下人。其二为，真正的以法治国，必须始终坚持“执其本”，不能临时侥幸“执其末”，东汉政权待到“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才来乱用强心剂，根本不可能避免自取灭亡之灾，何况“三互法”并非好法令。张角作出“苍天已死”的形势研判，实可谓切中肯綮，石破天惊。
东汉政权越走向灭亡，整个统治阶级———上自皇帝、皇室、外戚、宦官集团，下至豪强地主、地方官吏———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越趋向苛酷，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到桓帝年间，苛捐杂税变着法子地增加，例如“田税”一亩加十钱，“口赋”（人头税之一种）从七岁始征改为一岁始征，搜括几至敲骨吸髓。灵帝时，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担任沛相，贪暴无已，杀人都“磔尸车上”，游行示众，夏天尸体腐烂了，还“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五年间杀了万余人。又废弛水利，导致了水灾、旱灾频繁发生，桓灵之际全国大的水灾就有13次，占到整个东汉时期大水灾的二分之一，大的旱灾也有6次，占到整个东汉时期大旱灾的三分之一。虫灾、蝗灾、风灾、雹灾和地震灾害亦连年不断，人、畜疠疫交替发生，全国到处出现“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惨境况，甚至落到人吃人。失去生计的农民辗转流亡，在桓帝永兴元年（153），流民竟达数十万户之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群众主要是流民，他们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只好选择暴动造反来一博命运。从安帝永初三年（109）到灵帝中平元年（184）的近80年间，仅据史籍有记载的，以流民为基干的农民起义就将近百次。当时流传一首民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民谣就是民心，就是民意，集中表现出起义民众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拼命气概。从东海到西凉，从冀北到岭南，从几百人、几千人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有的还与羌人、蛮人的反汉斗争相互呼应，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令东汉政权穷于应付。起义首领或自称“将军”、“皇帝”，或披上宗教外衣自称“真人”、“黑帝”、“黄帝”，表明他们已经不屑于步新莽年间绿林、赤眉的后尘，要依托一个刘姓宗室来作号召，而是立志要革刘姓汉室的命，夺取政权改朝换代了。黄巾起义正是这些起义的继续和发展，“黄天当立”的舆论精蕴，同样也是这些起义终极目标的概括和升华。
黄巾起义于中平元年（184）二月爆发，迅即以7州28郡同时俱起之势，形成了燎原大火。除了张角、张宝、张梁兄弟直接领导的巨鹿黄巾外，其中势力强大的，还有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己领导的东郡黄巾。各部黄巾兵锋所向，杀郡守，虏宗室，烧官府，略聚邑，直指东汉都城洛阳。灵帝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聚兵屯守洛阳都亭，并设函各、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施力、小平津、孟津八关都尉以拱卫京师。又解除“党锢”，赦免“党人”，整合统治阶级内部的多种势力，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率军开赴各地讨伐黄巾军。在共同利害面前，原先长期争斗不已的多种势力暂时协同，“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后汉书·孝灵帝纪》），豪强地方武装也向起义军挥动屠刀。黄巾起义军奋勇作战，多次打败东汉政府军，一度把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城内，卢植、朱儁所部也一再溃逃。只可惜，以流民为基干的起义军将士缺乏军事素养，或依草结营而被火攻突袭，或麻痹大意而遭偷袭重创，或分散作战而致被围失利，经过大半年殊死搏杀，终被各个击破。当年十一月，随着张角病逝，张梁、张宝先后战死，其他起义军首领或被俘，或投降，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改元中平，皇甫嵩、朱儁等人因功封侯、增邑、拜将，甚至有歌谣称颂：“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来魏、蜀、吴三国的开启人物也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而崭露头角，曹操由骑都尉而迁为济南相，刘备得任安喜尉，孙坚则拜为别部司马。
张角宣传的“黄天当立”，并没有如其预期，实现“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而，黄巾起义军主力各部相继失败，并不意味着这次起义已经全部烟消云散，归于沉寂，更不意味着“苍天”并未“死”，“黄天”不“当立”。史籍记载得明白，还在起义军主力攻击方炽的时候，当年七月，道教另一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巴郡人张修也在汉中发动起义，东汉官方称之为“米贼”。与张修同入汉中的张鲁后来自号“师君”，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保据汉中达20多年，直至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方为曹操所灭。黄巾主力失败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以常山人张燕（张飞燕）所部最为壮大，“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后汉书·朱儁传》）至中平五年（188），各地起义军重新相继以“黄巾”为号，活跃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连江南地区也有波及。直到初平四年（193），张燕“黑山军”以及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高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部才被时任冀州牧的袁绍剿灭，余众被袁绍收编，使袁绍成了拥众数十万的最大割据势力。而在此前一年，青州黄巾军也因中了曹操埋伏，遭致失败，曹操因而获得降卒三十余万，取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继续扩张的依靠力量。
从农民起义战士，到割据武装部从，角色的转换固然包含性质的转换，却至少能体现两点：一、大规模的持续性的黄巾起义，直接冲击了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加速了这个腐朽政权的最终解体；二、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成为打仗卖命的士兵，无论归属哪一种政治势力，他们都是实现改朝换代，促进历史变动的根本群众基础，黄巾起义充分起了组织作用。更重要的是，“黄天当立”的舆论诉求起自社会底层，影响社会上下各个阶级和阶层，连董卓、袁绍、袁术、刘表那样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都不再把刘姓汉室当作“天命”所在的玩意儿，认为可以把玩于股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了，足见那“苍天”的确“已死”了，代之的“黄天”的确“当立”了。尽管这“黄天”不是张角等人，不是董卓、袁绍之流，而是镇压黄巾之时犹自混迹军旅中、下层的曹操、刘备、孙坚家族后来所建立的魏、蜀、吴三国，黄巾起义的终极目标终究是以异化的历史形态达到了。个例深寓共性，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腐朽没落，连普通民众都相信它“苍天已死”的时候，它必死无疑就注定了，无非是来早与来迟而已。由什么力量充当“黄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力量或早或迟总会出现。这其间决然没有什么宿命存在，而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交相为用，共同造就了历史的必然。
第二章 天下健者，岂唯董公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浑如走马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恒强”。三国前期风云变幻，董卓、袁绍者流都曾经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到头来却被风吹雨打而去，谁知后笑是何人。
按改朝换代定三国时期，当从220年算起。那一年，为东汉最末一个傀儡皇帝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十月禅位于魏，刘协去当山阳公，曹丕改元为黄初元年。从当年曹丕称帝，到265年司马炎废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政权，曹姓魏国存续45年。
第二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到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这个偏霸之国存续了43年，在三国中命祚最短。而孙权于222年称王，229年称帝，孙姓吴国直到280年末帝孙皓投降西晋才告灭亡，存续期达59年，在三国中命祚最长。如果以265年西晋代魏算作三国的截止年代，三国只有45年。如果以280年西晋灭吴算作三国的终结年代，三国也只不过60年。然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历史，一般认为三分鼎立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190年关东起兵到207年北征乌桓的群雄纷争阶段，也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逐步生成阶段；208年赤壁之战到229年孙权称帝，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阶段；其后的51年，才是三国对峙到逐步消亡阶段。所以三国历史从190年算起，到280年结束，整整有90年（也可虚算两头，计为91年）。其中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世居羌汉杂居之地，弱冠之年便游历羌中，结交羌族豪强，既养成了羌胡人的粗犷豪勇，又积蓄着汉族官僚的诡诈心机和权势欲望。自青年从军，“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屡建军功，从下级军官凉州兵马掾一直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爆发之初，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率部到河北、山东一带参与镇压，兵败被免职。但不久，西凉地区边章、韩遂率数万羌胡铁骑反叛朝廷，威逼长安，董卓旋被重新起用。六路汉军中，五路均遭败绩，唯董卓一路全师而还，他一跃而成为西北战场上耀眼的将星。中平五年（188），韩遂率十万羌胡铁骑再度东进，包围了军事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征讨。陈仓之战中，这个西凉悍将拥兵自重、养敌纵敌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出来，引起了东汉朝廷的不安。中平六年（189）灵帝下诏，升任董卓为少府（九卿之一），要他把军队交割给皇甫嵩。董卓识破了这一明升暗降、褫夺兵柄的把戏，就以“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为借口，拒不奉诏。上书中还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用恐生兵变威胁当朝。同年灵帝病危，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更明确地上书回答说，士卒大小“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只听从我一人指挥，我要将他们一同带到并州。（均见《后汉书·董卓传》）他公然蔑视刘姓皇权，非但未交出军队，而且没有去并州赴任，反倒“驻兵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黄巾起义所鼓吹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没有把舆论变为现实，却让地方豪强打破了“天命”敬畏，滋长起了不臣之心。这一个董卓，就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变成了东汉末年由蔑视刘姓皇权，进而发展为操纵东汉政权的第一个吃蟹者。
机会总青睐有准备的人，很快地，董卓的机会便从天而降了。
189年灵帝刘宏病死，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刘辩时年14岁，称少帝，其母何太后（何进之妹）临朝，改元为光熹。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把持朝政，迅即与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摆开决战架势。在此前一年，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等七校尉统归他指挥，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领属，这就加剧了宦官、外戚两股势力的权力角逐。灵帝一死，蹇硕便与赵忠、宋典等商量，打算要捕诛何进，泄密后反被何进先诛杀。为尽除宦官，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多召四方猛将领兵入洛阳，胁迫何太后允许他们清除政敌。当时曹操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狱吏足矣”，“欲尽诛之”必招祸败，何进置若罔闻。光熹元年（189）七月，何进召董卓率军到京师助其成功，董卓大喜过望，立即领轻骑三千，向洛阳兼程进发。董卓所部还没有赶到，何进已被宦官张让、段珪等设伏杀于宫中。何的部将虎贲中郎将袁术等领兵攻打宫门，张让、段珪急忙挟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向小平津逃跑，张让于途中被迫投河自杀。袁绍、袁术等引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杀死，共杀掉两千多人，有的无须者也冤枉被杀，洛阳城中一片火海。董卓未及入城，赶紧引兵向北，终于在北邙阪下遇到少帝一行。随从的官员要董卓“却兵”，董卓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与刘辩说话，十四岁的小皇帝语不成声，辞不达意。掉头与刘协问答，九岁的陈留王倒是一五一十，将祸乱由起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当即对刘协另眼相看，又以刘协生母王美人系被何皇后鸩杀，后由董太后收养，自己与董太后攀得上一个同族，遂产生了废留之意。当时虽未说，过后很快便付诸实行，翻开了他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是时，董卓除了抢有迎奉皇帝之功的政治砝码，并不占据实力优势。随他抵达洛阳的部众，只有三千轻骑，既比不过袁绍接掌了原先“西园八校尉”指挥权的京城禁军，也超不过同应何进之召赶来的济北相鲍信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何况丁原麾下还有悍勇过人的骁将吕布。要改变这种不利态势，便要充分发挥权谋诡诈的政治诀窍，而这方面，袁绍、鲍信、丁原无一可以企及。董卓认准其他人还来不及辨其虚实，入京第一手，就玩起了瞒天过海的鬼把戏。每天深更半夜，他的部众便潜出城外，次日一早又旌旗飘扬，战鼓雷动，浩浩荡荡开进城里，造成了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的假象。如此一连十几天，朝野上下全都摸不着头脑，误以为他兵马众多。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不如乘其士卒疲劳，袭击胜之。袁绍怕董卓兵力强盛，下不了决心，鲍信只好引兵而去。董卓又使出离间分化之招，收买吕布，杀掉了丁原，先前守卫京城的并州部队全部转到他旗下。何进的一些家兵，也相继投靠董卓。至此，只剩下一个袁绍，董卓认为可以施行废立计划了，便对袁绍宣明己志：“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指刘辩）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对刘氏二子，均不称王称帝而称侯，并且对“欲立”的刘协也怀疑其“小智大痴”，表示权且让他试当一回皇帝，骄狂自专之霸气简直溢于言表。袁绍委婉地说：“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董卓立即翻脸，按剑叱责袁绍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公然威胁要杀掉袁绍。镇住了袁绍，也就镇住了满朝公卿，董卓搞的是“擒贼先擒王”。袁绍自然不能够当场服软，于是勃然变色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就是说，普天下之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难道只有你董公刀才利吗？一边说，一边拔出了佩刀，横刀一揖，扬长而去。（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脱身之后，袁绍赶紧逃离了关中是非之地，董卓于是吞并了西园禁军，独霸洛阳，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境界。
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岁的刘协上台，是为献帝，改元为永汉。这个事实上的“儿皇帝”先受制于董卓，后受制于曹操，一直当到曹魏代汉，其在位充当任人玩弄的傀儡之日，刘姓汉室的“苍天”实际上已经“死”硬了。第二手，鸩杀何太后，清除何氏家族势力。这就拔掉了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以及“清流”名士们所依附的政治旗帜。加上先前二袁已诛除宦官，至此，贯穿东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专权的局面宣告土崩瓦解，而代之以军阀专权，割据纷争。第三手，把朝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改元之始，董卓就自封太尉，晋爵郿侯，握住了军权。随即又作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公”均在其下，形同摆设。从他被何进征召，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大权在握者，只用了93天。就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专擅自恣，从心所欲而言，后之曹操实为“小巫”。第四手，外示宽柔“以从人望”，进一步平反“党锢”冤狱，起用了一批“党人”名士如蔡邕、荀爽、陈纪、韩融担任朝官（如果不应召就以“我能族人”相威胁），外放了一批朝官重臣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改任牧守，妄图让内外官僚莫不仰其鼻息，认同为董氏之官，而非汉室之官。甚至对袁氏兄弟和曹操也不计前嫌，拜袁绍为勃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颇有点“海纳百川”之概。第五手，巩固关中作根本。董卓不仅招抚了西凉豪强韩遂、马腾，而且收服了关中地区潜在的政敌左将军皇甫嵩和东兆尹盖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院”。加上在朝中自任太尉，朱儁为副，当初镇压黄巾起义最大的两位“功臣”都在其节制之下，满朝文武谁敢仰视？董卓于是“威震天下，所愿无极”，对宾客说：“我相贵无上也！”代汉之志可触可摸。只因为关东联兵讨董卓事起太急，他才没有来得及黄袍加身，另立“黄天”。
作为一个深受羌胡文化熏染的关西军阀，董卓比之于后之曹操，又有他野蛮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另一面沉疴痼疾，注定他变不成成熟的政治家。杀人夺权，痛快淋漓，不愧为在实质上最终确定刘姓汉室“苍天已死”的清道夫，却不会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注定他虽有另立“黄天”的政治野心，但很快就充当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掘墓人。东汉将近200年皇业积聚，京师贵戚宅第相望，财贿殷实，本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资更图发展的雄厚物质条件，他竟全然不知珍惜。进入洛阳后，他就放纵他的西凉军大肆烧杀抢掠，谓之“搜牢”。按《后汉书·董卓传》引李贤注，“搜牢”就是“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连帝后陵寝、公卿冢墓也不放过，公然发掘，掠取其随葬珍宝。西凉军都如饿虎一般凶残，随处奸淫妇女，就连宫中的公主和侍女都不能幸免。董卓还下令，将看社戏的民众尽行屠杀，男人割下头来计军功，女人掳回军中作营妓。又下令椎破秦时所铸铜人、钟，毁坏汉时所铸五铢钱，更铸为小钱，直接导致物价腾飞，一斛谷价涨至数十万，居民基本生计蒙受巨大的损失。
搜刮得来的钱财珍宝，都运往郿县，他在那里修筑了巨坞，高厚均为七丈，与长安城等，号称“万岁坞”。郿坞屯集了30年军粮，23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还有积如丘山的锦绮纨素和珍宝奇玩，董卓自诩为“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如此大掠夺，大破坏，必然造成天怒人怨。董卓自以为得计，殊不知种种暴行，累累血债，已经使他变成了天下公敌，反董联盟很快形成。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后将军袁术以及长沙太守孙坚，从南面包抄洛阳。方其时，黄巾起义军余部十余万人，也进入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呈现可能卡断洛阳西路的进军态势。面临四面合围之虞，颇富军事经验的董卓尚能应对，决计迁都长安以化解合围险情，并且凭借着崤函险固和关中富庶以与联军对决。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把朝政委托给司徒王允暂时处置，自己则回到洛阳坐镇指挥，布置构建了一个三面环形防线，摆出决战决胜之势。同时也作了丢失洛阳的另一手准备，下令烧毁宫廷、官署和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民宅，洗劫粮食财物，强迫数百万官属、民众一并西迁，来了一个“三光”（烧光、抢光、迁光），不给联军任何遗留。又毒杀废帝刘辩，收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尽屠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在京亲眷五十余人，连尺口婴儿也不放过，以打击联军在朝势力。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西迁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家室荡尽，无复鸡犬”，古都洛阳的建筑、文物遭到极大残毁。曹操后来在《薤露》一诗中如实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