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全集.com》第20/47页
与日本类似，大清政府并未自甘堕落，也在开展洋务运动，寻求自强之道。中国“海归”之父耶鲁大学博士容闳1863年向曾国藩的谏言极为高明――“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满清官僚与以容闳为技术支持的海归们以更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大清近代化工业。1865～1894年，共创办了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75个制造业工厂和33个煤矿、金属矿，其中最大的为上海机器制造总局（亦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容闳从美国购入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化工厂。然而，张之洞曾上书朝廷说，全国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一个月只生产100支枪，一年只生产1～2门炮。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75年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区区几艘船还均为仿制，吨位很小。至于金陵制造局，其规模生产设备非常先进，但产品不尽如人意。英国人贝斯福1898年对金陵制造局的情况评论说：“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
在中国实地考察过的日本大阪工厂主作山专吉在杂志《工业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说：“清朝人对待机械是非常粗暴的，他们不仅不重视对机械进行修理，而且，还把机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使用和保存机械的周期是非常短的。这是因为，他们操作、对待机械的观念是极其幼稚的。我在武昌纺织厂考察的时候，对堆积在工厂仓库里的据说是不能使用的织布机进行了调查。结果，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有许多稍加修理就能够使用的织布机，我为他们的粗心和浪费而感到惊讶。”
同样是官商，明治维新日新月异，形成财阀，而中国却始终无法跳出窠臼。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缺乏独立性，尤其是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在工业技术上，秉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懒汉思想，大量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得不到重用。两江总督宝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过这种情况――留学西方大学与军校的海归们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下岗待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而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却充斥着欧美人，连国家海关总署都被英国人赫德控制。
金融主导权更是丧失不存。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德、美各国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尤其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银行将中国传统而古老的钱庄、票号打得溃不成军。从镇压太平天国以来，为筹措军费，清廷就开始向西方金融家大举借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的平叛筹款。清军先后借款6次，借款总额高达1595万两白银，占军费总额的15%。其中4次是向外国金融家借钱，总额为1075万两白银。外国金融家从这次借款中赚取了100%的暴利。此外，创办企业，修建铁路，哪一项都需要举借外债。仅就汇丰银行来说，从1881年到1895年，就借给清廷2022万两白银。通过国债，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逐步渗透入中国金融主权。
甲午战争中的金融风云
甲午战争在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战前日本的军费预算为2.5亿日元，实际支出约2亿日元。其中公债达1.17亿日元，欧美金融家认购的达到967万英镑，相当于8394万日元。当时，1日元兑换0.71两白银，1英镑兑换6.1两白银或8.6日元。而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并未将这场战争看得多么重要，李鸿章向朝廷索要的经费不过300万两白银，只有日本预算的16.9%，而实际投入的战争经费才寥寥18万两白银，不过是日本的1.3%。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偿以当时的世界货币英镑支付的价值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并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日本的胜利让欧美各国刮目相看，其国际声望与地位一跃超过中国，一夜之间跻身列强行列。
1896年4月，俄、德、法三国劝告日本放弃根据条约第二条取得的享有辽东半岛的权利，此即“三国还辽”事件。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首都受到威胁；妨碍远东和平。当时日本倾举国之力打赢战争，自己也元气大伤，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的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日本只好索取3000万两的赎辽费，将辽东归还中国。
1895年10月～1900年5月，日本分5次接受战争赔款及赔款利息，加上赎辽费，共获得约3.64亿日元。当时普通人只要花100日元就可以在日本盖一幢不错的“一户建”，也就是中国普通意义上的小别墅，大多日本人基本都是住在这种房子中。用这笔钱可以盖上364万幢“一户建”，以每幢可以住5个人计算，可以容纳当时日本3000万人口中的一大半。
当然，日本政府并未利用这笔资金来改善民众生活，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陆海军军备扩张计划。其中海军扩建费为1.4亿日元，陆军扩建费为5680万日元，军舰、鱼雷艇补充经费为3000万日元，共有3.26亿日元投入军费及军备扩张上，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中国的损失却远远不止这么一些赔款与割地。穷途末路的清廷根本无力筹措巨额赔款，于是各国金融资本均将对华的条约赔款贷款作为抢夺在华势力范围与对华金融控制的大好良机。
1895年7月6日，在俄国财政大臣维德的指使下，由彼得堡国际银行经理罗特什钦主持，法俄两国主要是法国的10家银行组成的财团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款总额4亿法郎，合1亿金卢布，合白银1亿两，年利息率4%，偿还期限36年，前15年不能将全数还清，以关税收入为担保并均沾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债票以98.8%～99.2%的价格分别在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彼得堡等地发行。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此债券市价曾上涨到102%，而且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最后，各地认购额竟达59亿多法郎，超过发行额12倍多。清政府从这项借款中只拿到9000余万两交付日本，但实际支付本息高达2.05亿两，法俄金融家攫取了1.15亿两的利润。俄国金融家利用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在上海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在东北创办中东铁路公司，成为沙俄侵华的两大主要经济据点。
俄法借款后，英德两国金融家不甘落后，在政府支持下胁迫清政府向其举借债款，1896年3月23日，大庆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签订《英德借款详细章程》。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由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承借一半，年利息率5%，佣金5.5%，分36年还清，不得提前一次还清。当时大清总税务司赫德认为这对“今后三十六年中保持海关现在的行政制度也有极重大价值”，这次借款保证中国海关同过去一样仍处于英国控制之下。
清政府为偿付中日甲午战争对日赔款而举借了第三笔巨额债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之后，仍不足偿付对日赔款。帝国主义再次压迫清政府举借外债。英德、俄法两大集团争夺激烈。英德集团利用总税务司赫德的势力和种种威胁恫吓手段获胜。1898年3月1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年息4.5%，偿还期45年，不得提前一次还清。除了海关收入外，还要以中国国内的税收作担保，英国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权。
即便不算借款附带的政治条件，这些对外的巨额贷款最后总计还款本息高达6亿两白银，欧美列强与金融家赚得盘满钵溢。其实，从甲午战争中获取最大好处的并非日本，也不是获得借款利润的欧美国家与其金融家，而是有意操纵白银贬值的国际金融资本。
中日两国当时都是银本位国家，但赔款必须以英镑支付，中国只有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当时的欧美国家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它们有意操纵白银市场，迫使白银价格下跌。结果，中国用白银兑换英镑的纸币，损失巨大。1896年白银贬值到以前的一半，从1英镑兑换3两白银变成了6两～7两白银。
用白银换英镑，使得中国白银流通量急剧下降，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实际还款的利息率要远远高于纸面上的名义利息率，也就是表面上看到的还款利息。这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小农经济的清朝所进口的商品洋货、鸦片等都是刚性需求，数量变化较小，但由于白银贬值，进口贸易额迅速增长，造成严重贸易逆差。1885～1894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金额为1.26亿两，出口为9960多万两。甲午战争后的1898～1913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总额为4亿两，出口额仅为2.51亿两，贸易逆差接近2亿。而这每年2亿多两的对外债务都必须要由中国国内的实物资源作交换。由于通货紧缩，白银在国内的价值反而上升，外国人就可以用更少的钱换取更多的中国国内资源。换言之，列强就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无偿掠夺中国更多的资源。
因此，中国的损失远远不止6亿两白银，即便以每年至少损失2亿两白银计算，1896～1913年，中国被列强与其金融家至少掠夺了45亿两白银的财富，接近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
这也反映到了清廷财政收支上。甲午之战前，政府借款最多的一年即1885年不到总财政收入的18%，支付借款本息最多的一年即1892年也不到关税收入的20%。甲午战争之后，不仅海关收入，连国内的税收都作为贷款抵押被外国金融资本所控制。1896年，清廷第一次出现高额财政赤字，达到1292万两，此后则是年年赤字，入不敷出。后来，一些不甘寄人篱下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金融主权的重要性，他们克服英、俄等外国资本的阻挠，组建华资银行。如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的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也于1905年创办。但这些举措都为时已晚，跻身强国之列的最佳时机已经消失无踪。
左右日俄战争的国际金融资本
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引起日本人的巨大不满。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日军官兵义愤填膺，民众舆论开始沸腾，举国上下谴责政府无能。明治天皇颁布特别诏书，昭示全国人民，以此来扼制一触即发的国民激愤。此后，日本国民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紧密团结，齐心合力，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报仇之机。
尽管俄国在欧亚大陆拥有广袤的领土，但绝大部分是荒凉的不毛苦寒之地。在它的南部，横亘着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挡住了俄国的南进通道。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受到德国的抵抗，在中亚的扩张受到了英国的制约。唯一南下的可行之路便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这个方向上没有强国，而且列强也鞭长莫及。
1900年，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进军中国之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不久，俄国又把朝鲜半岛也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缺乏保卫国土的力量和意志，只能任人蹂躏。北面的俄国是虎，东面的日本是狼，虎狼之间必有一争。俄国在东北亚地区势力的急剧扩张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民的神经。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亚洲大陆的势力即将被俄国人吞噬，为雪10年前以俄国领头的“三国还辽之耻”，同时也为争夺东北与朝鲜而不惜诉诸一战。
1902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大山严向天皇上奏称：“如果俄国占领朝鲜半岛，必将出现我国侧背受击之势，国家的独立将难以确保。明治维新以来，几度与朝鲜交涉，并不惜与中国一战，原因亦在于此。但是，在日中战争中，满清政府充分暴露了它的软弱无能，结果导致了俄国更加肆无忌惮，加速扩张步伐，占领辽东半岛，得到了中长铁路，并且掌握了统治中国东北的实权。倘若对此置之不顾，再过三四年，朝鲜半岛势必归俄国所有。日中战争把中国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却引来了更加危险的俄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日本必须迅速与俄国交涉，谋求朝鲜问题的妥善解决。就目前看，存在着和平解决的前途；万一不幸发生战争，日本的军事力量亦不弱于对方。如果失去现在的良机，三四年之后，军备情况和战略态势将转为对俄国有利。”
无论从经济水平、工业水平还是军事力量来说，俄国都是日本的10倍以上。俄国人理所当然地瞧不起日本。俄国官员别佐布拉佐夫认为：“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俄外交部部长拉姆斯多夫认为：“使日本和中国屈服的办法，只有武力解决，别无他途。不允许对他们作出任何的让步。”1891年，尚为皇太子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东京时，被日本“黑龙会”刺客用马刀刺伤头部。后来他头上一直留有一块明显的伤疤，并留下严重的偏头痛后遗症。因此，尼古拉二世尤其讨厌东亚人，更用种族主义的口吻蔑称日本人为“讨厌的黄色蛮猴”。
当时除了法国，英、德、美等列强均与俄国有利益冲突，十分乐于见到日俄开战，希望俄国势力被削弱。英国与日本结成英日同盟共同反对俄国，而德国甚至派出大毛奇的得意门生梅克尔这样的军事专家帮助日本训练军队，为战争出谋划策。在列强的鼓动下，日本于1904年2月对俄开战，日俄战争爆发。
日本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以极大的伤亡赢得惨胜。但是，日军总兵力不过20万人，主力部队中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尉官几乎全部损失，基层军官都是临时召集来的预备役军官，战斗力大打折扣。俄国总兵力有100多万，只要继续将在欧洲的大军调往远东就可以赢得战争。然而，俄国此时国内局势动荡，沙皇无力再战，只好草草结束战争。强大的俄国居然在中国的国土上被弱小的日本人战败了。
不过，说到俄国国内局势，就不得不提日本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长冈外史说：“明石一人可抵陆军10个师团。”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曾这样称赞他：“明石一人所取得的成果，堪与大山岩统率的20万驻中国东北日军相匹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历史学家渡部升一甚至认为：“可以说明石元二郎播下了十月革命的火种。”
1902年，明石元二郎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到俄国任使馆武官，刚开始他的任务是买通腐败的俄国官员获得重要情报。当时，由于政府的暴政，俄国民众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政党繁多，其势力也日趋强大。但是，俄国政府动用军队强力维持稳定，众多的革命政党不仅缺乏活动经费和武器，并且相互之间也不团结，因此，俄国局势尚能维持平稳。可明石元二郎慧眼识真相，他认识到，既然俄国革命势力意欲推翻沙皇政府，日本也希望俄国发生动乱无法调军与日本打仗，这样双方就有共同的政治利益。
很快，他便向参谋本部申请了100万日元的经费用来帮助俄国反政府党派。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在内的革命家均获得了资金援助与武器装备，俄国各政党之间也团结一致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罢工、游行与武装斗争。一时间，俄国骚乱不断，局势迅速恶化。结果，果不出明石元二郎所料，俄国大量军队被牵制在欧洲，无法向中国东北增援。
更为严重的是，俄国内乱导致俄国在欧洲发行的战争国债价格暴跌，俄国陷入了无法筹措军费的境地。与俄国相比，日本却幸运得多。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费开支高达15亿日元，战场动员兵力数是甲午战争的5倍以上，军费是甲午战争的7倍～8倍以上。但日本国内经济与金融并非受到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外债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有多达15亿日元的国际金融资本流进日本。而当时日本的国家预算才4000万日元，这笔钱相当于37.5年的国家预算。
战前的俄国对日本处于绝对优势。很多国家都认为，倘若两国开战，日本就会溃不成军。但是，欧美金融资本却一反常态地流进了日本。不得不说，这是列强与金融家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国际金融资本主要集中在英法两国，而其掌控者主要是罗斯柴尔德、华伯格（后被瑞银集团兼并，即现在的瑞银华宝）、高盛和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为中心的犹太金融家族。犹太财团的力量强大到有时甚至会超越国家。俄国建设西伯西亚铁路和开发中国东北的资金，都来自犹太金融家族。犹太金融财团的想法决定了俄国的命运。
然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两位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尼古拉二世以“寻找民族的敌人”为借口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尼古拉二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俄国的坏事“十分之九都是犹太人干的……国内造反都是犹太人挑唆的”，他解决“犹太问题”的策略乃“1/3逼其转教、1/3迫其移民、1/3任其饿死”。俄国400万犹太人流离失所。俄国血腥排犹事件层出不穷。如1903年4月，在俄国基什尼奥夫，有至少1000多名犹太人被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