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全集.com》第27/47页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33年3月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3月8日，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贵建筑。这是因为兴建一座高成本的银行大楼，不仅起到投资房地产的目的，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证明，对潜在客户能起到极大的吸引作用，有利于业务的开拓和兴盛。二是经营性房地产，自己建造好后出卖或出租。很多银行为此建立了信托部，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收租业务。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随后英镑开始大幅贬值，伦敦白银市场上的银价开始攀升。随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伊朗、日本等众多在市场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相继对外贬值本国货币，中国纸币对外币汇率下降的趋势终于开始逆转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出口锐减，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中国迫不得已大量出口黄金和白银。仅在1932年，中国就净出口白银734.6万元。到了1933年，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中国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逆差竟达7337.39万元，结果净出口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和1420万美元的白银。金融机构的硬通货储备急剧下降，信贷随之紧缩。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白银主要集中在西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生产。来自这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为核心形成了白银利益集团。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严重打击。于是，白银集团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白银集团视中国为眼中钉。他们认为，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产品。此外，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1934年6月，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罗斯福政府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才结束。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结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更为迅猛地上涨。将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至少可以得到50％的净收益。在华外国银行成为白银外流的主力和急先锋，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这些银行将大量白银运出中国，让中国金融形势变得更为摇摇欲坠。美国则为白银的主要进口国。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94亿盎司白银。
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外流之势。但是，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中国香港出境或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其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日本人在进行走私白银的活动。日本通过中国银价与世界市场银价的价差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当时中日之间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前夕，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不啻为助纣为虐。结果，在华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白银库存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
很快，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物价下降，白银储备降低，信用收缩，利率上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降低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时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
房地产亦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格上涨的势头终于发生了逆转。租界房地产交易额逐年降低，1931年还达到1.31亿元，到了1934年仅为0.12亿元。据当时报纸记载：“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地产极度衰落，价格狂跌，交易完全停顿。”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金融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外银行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或担保品放出巨额贷款。随着房产价格与交易额的急剧下降，银行贷款收不回，流动性丧失，资金周转失灵，很多银行只好关门大吉。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倒闭了17.9％的民族资本银行，18.2％的钱庄。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奖具有本质的差别）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最终，中国政府只有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法币改革，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之路。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意大利在“一战”中大发战争财，出现了一批金融与工业垄断寡头。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生产军火的昂萨尔多集团，1914年，其固定资产仅4200万里拉，战后总资本已达5.88亿里拉。如今的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当时主要生产机枪和飞机、军舰发动机等军火，资本金战后增加了7倍，达到2亿里拉，员工人数也从战前的4000增加到战后的4万。战争期间金融资本渗透到意大利的各个部门，出现了以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贴现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为中心的垄断金融集团。意大利商业银行资本金为2.73亿里拉，主要与冶金、航运和电力工业关系密切。意大利贴现银行资本金为1.68亿里拉，主要控制着靠协约国订货而发展起来的冶金和食品机械工业。意大利信贷银行资本金1.2亿里拉，主要控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的产业。罗马银行资本金1亿里拉，主要靠昂萨尔多公司支撑。
有喜也有忧，“一战”让意大利政府债台高筑。年国民总收入200亿里拉，在此期间的战费支出高达650亿里拉，相当于4.7亿英镑。其中有200亿外债，350亿内债。内债总额由1910年的140.89亿里拉上升到1920年的950.17亿里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巨额债务仍不足以应付战争，还必须要超额发行纸币。1915年6月30日全国货币流通额为38.56亿里拉，1917年6月30日为58.15亿里拉，1917年12月30日增加到84.25亿里拉，1918年上升到117.50亿里拉。在1920～1921年，意大利财政收入只能满足37％的财政支出。1922～1923年，国债又增加了452.95亿里拉。
国债的利息支出成为意大利沉重的包袱，纸币的超额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胀。随着战争的结束，工厂订单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工人阶级生活贫困。战后的意大利陷入金融混乱、财政崩溃和物价腾飞的困境。民以食为天，无法填饱肚子的意大利人终于开始起来反抗了，都灵、米兰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暴动事件，一时间，意大利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6年，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者55.4万人；1920年工人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全国举行罢工2070次，参加者猛增至231.4万人。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还有至少60万工人参加了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
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法西斯诞生与壮大的温床。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早年信仰社会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社会党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初名意大利劳工党，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翼另组共产党，1922年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1915年，墨索里尼退出社会党，1919年，他创建了以古罗马“棒束”标志为党徽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该组织大量吸收退伍老兵、中产阶层青年、失业大学生和军官，以及因政治混乱和经济困难而心怀不满的社会中下层民众。
很快，墨索里尼的队伍被金融与工业寡头看中。1918年2月，昂萨尔多军火集团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0年，米兰电力经营联盟和伦巴底钢铁与机械产业的巨子们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还得到菲亚特公司董事长阿涅利、皮雷利公司董事长兼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皮雷利与意大利大金融家尼蒂的支持。尼蒂是意大利贴现银行创始人之一，代表着意大利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
意大利政府也开始公开把法西斯行动队作为军警与宪兵的辅助力量来使用。意大利法西斯迅速成为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打狗棒。大批法西斯打手组成别动队，以共产党与社会党为首的左派革命组织为目标，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镇压甚至杀害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法西斯分子被寡头们赞美为制止革命运动的“复仇天使”。
1922年10月，在意大利金融界与工业界的支持下，墨索里尼指挥法西斯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任内阁总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专程前往米兰会见墨索里尼。意大利工业寡头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对法西斯新政府表示热烈欢迎”。11月6日，十几位意大利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前往首相府会见墨索里尼，当面表示祝贺与支持。
墨索里尼接管的意大利当时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府财政亏空，赤字连连，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墨索里尼开始进行经济整顿，首先是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将大量原本用于政府支出的资金投放到工业上。为了解决6000亿里拉财政赤字的问题，墨索里尼任命法西斯政治经济学博士德斯太芬尼做财政部长。经过他的巧妙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办法，仅两年时间，收支就平衡了。实际上，他是把债务全部转嫁到人民身上了，难怪墨索里尼坦承：“在我们没有很多天然财富的基础上，我非常钦佩我国人民忍受重税压迫的能力。”大量固定资金的投入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电力、机械、化工、纺织等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意大利工业发展发生飞跃。
墨索里尼，华尔街的宠儿
墨索里尼上台后露出金融家与工业家的代言人的真面目。政府取消省市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征收的附加税，取消对租金的限制，废除遗产税等劫富济贫的累进税，每年可使垄断资本增加利润2亿多里拉。政府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的经济危机。墨索里尼大笔贷款给濒临破产的两大垄断集团伊尔瓦和昂萨尔多公司，帮助它们恢复在冶金工业领域的投资。为了救助昂萨尔多公司和意大利贴现银行，国家出资与其合资建立昂萨尔多―科涅公司。政府还拿出40亿里拉巨资向石油公司投资或购买其股票。法西斯政府专门创建一所国家信贷银行，实施这方面的急救手术，用于投资的资金约为20亿里拉。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墨索里尼更是对垄断金融与工业企业大施援手。1931年，墨索里尼强令意大利银行给意大利信贷银行、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提供总金额高达73.82亿里拉的贷款。
但这一切都是在信用扩张和流动资金增加的条件下完成的。到了1925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国际收支产生赤字，里拉在国际货币市场迅速贬值。华尔街金融家为了保证进入意大利投资的安全和美国银行贷款的安全，对墨索里尼政府极为垂青。从政治上来讲，当时的墨索里尼对德国保持警惕心理，因此，保证意大利的稳定与强大还可以遏制法国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墨索里尼政府极为配合地采用了货币稳健政策。1926年，法西斯政府着手巩固政府预算平衡，颁布“新银行法”来整顿货币流通，改革央行。法案规定将多家银行发行里拉的权力集中到意大利银行，并决定将国家流通的货币减少250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