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全集.com》第34/47页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失去黄金之锚。欧洲与日本都力图挣脱美元的枷锁，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甚至有很多国家开始将手中的外汇储备从美元换成德国马克。美国精英开始采用一些巧妙的策略，来保持美元独霸天下的地位。
美国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档案记载，1973年5月，几十名世界顶级金融和政治人物瑞典瓦伦堡金融家族（Wallenbergs）的海岛度假胜地萨尔茨约巴登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盟友――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英国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华宝银行的埃里克・罗尔爵士，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后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大名鼎鼎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乔万尼・阿涅利、基辛格和德国的奥托・阿梅龙根。
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如何管理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大量石油美元。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顾问沃尔特・利维预计欧佩克组织（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中东石油收入的上升将会刚好超过400％。他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美国金融与石油寡头的目的无非是利用石油的美元结算优势，引发石油危机，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以此让其他国家永久性地依赖美元。
1973年10月6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1973年10月16日，欧佩克组织宣布石油提价70％，即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1美元。除了伊朗表示反对涨价外，其他国家都表示支持这个决定。同一天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指出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事实，宣布对美国和荷兰实行石油禁运。次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布扎比、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削减石油产量。在基辛格的操作下，伊朗国王巴列维改变口气，再次提出涨价要求。1974年1月1日，油价再度上涨，幅度超过100％，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
当时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1973年仅有22％的石油来自于中东。而欧洲与日本进口的石油有80％都来自于中东地区。油价上涨对除英国外的欧洲与日本的打击甚大。欧洲国家要想脱离美国的控制，只有与中东联手。1974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为科威特提供石化与炼油技术来换取石油。同年，法国与沙特政府达成协议，沙特在未来20年供应法国64亿桶石油（1吨石油为7.33桶），而法国则提供沙特在石化工业、基础设施、军火上的援助。法国和伊拉克也达成了50亿桶石油的易货贸易协定。德国和日本也希望与中东达成双边协议，但却碍于二战”战败国地位无法像法国那样自由行事。欧洲和日本都希望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石油，而不需要储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意味着美元将失去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换句话讲，美元将丧失霸权地位。
石油输出国中最有发言权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的石油生产主要是由投资建立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财团所控制。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特殊。1974年6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创立了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强令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在美国的操纵下，1975年，欧佩克国家的部长一致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一概不行。从此，美国政府将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体系。而欧洲与日本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用来购买石油，它们陷入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命运，只能任由美国对它们进行肆意的压榨与掠夺。
1975年，美国财政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规定“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这样沙特由于石油涨价而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将被用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赤字。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来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戴维・马尔福德担任沙特货币局首席投资顾问，他负责将沙特的石油美元投入到美国的银行。
与此同时，世界油价的上涨让美国五大石油公司获益匪浅。其中埃克森公司在1974年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规模最大与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美国五大石油公司其中3家属于洛克菲勒财团。欧佩克组织赚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则被存入了同属于洛克菲勒财团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些银行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
最遭殃的是拉丁美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它们既没有西欧与日本发达的工业，也不出产石油。这些国家被迫将本该用于经济发展的黄金与美元储备用来平衡由于石油涨价而带来的贸易赤字。美国的银行做起大善人，将欧佩克组织赚取的石油美元借给这些国家来平衡赤字。这为后来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与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左手中情局，右手弗里德曼
美国寡头用金融与军事的手段疯狂掠夺落后国家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金融寡头们侵入到世界的所有角落，以极低的工资觅取廉价的原料并开辟新的市场。“二战”后，克利夫兰财团所属的共和钢铁公司控制的利比亚开采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开采利比里亚矿藏的80年的合同。这个公司以收入的0.5％给予利比里亚政府，它自己却得到99.5％。1946年，摩根财团控制的纽蒙特采矿公司以1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对富饶的东南非增美布铜矿的控制权，不出3年便从这些矿产中赚得了900万美元。
巴西曾请美国帮助建立一个钢铁厂，并把富饶的铁砂和锰砂的开采权作为送给美国钢铁公司的礼物。1947年，美国帮助建立的伏尔塔―雷东达钢铁厂开工。但这家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却只能生产30万吨钢材。如果在美国本土，1亿多美元可以购买产能达到100万吨钢铁的工厂，还有相应的生铁和钢铁的加工设备。原来，美国公司对各种冶炼与加工设备漫天要价，大赚暴利。这个工厂还必须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货款利息等于在它所生产的每吨钢材上面加8美元。在工厂由5个人组成的董事会里，有两个是美国董事。这些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代理人强迫该公司把原料巴西煤的2/3转用美国煤。结果，他们抬高了巴西钢铁的成本，以致由美国进口的钢可以用便宜30％的价钱来抢夺它的生意。
美国执行的是一种与大英帝国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当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政策。早年的大英帝国是直接占有一个国家。而美国金融寡头们则是在落后国家以奴隶劳动般的条件榨取大量财富，并限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它们处于依赖美国的银行、出口公司和制造公司的地位。通过这种间接控制的方式，美国的寡头们获得了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工厂、铁路和其他关键部门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其实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也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以及其他一切。
在经济控制基础上，美国有时也会以军事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慑，强迫外国服从美国的经济控制。有一次，库恩―洛布公司考虑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一笔贷款，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当时雅各布・希夫向他的伦敦同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咨询道：“如果他们不还钱，谁来收这些海关关税？”卡斯尔答曰：“贵国与我国的海军陆战队。”
随着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壮大，美国的霸权受到了制约，无法通过公开的军事手段来胁迫其他国家。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之南部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在1950～1963年间均纷纷倒向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经济学说。这些国家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补贴民族产业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高关税保护国内弱小企业。对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来说，这是拉丁美洲国家不友好的表现，是对美国金融与经济霸权的反抗。而拉丁美洲对美国有着重要的地位。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仅美国矿业公司在智利投资的10亿美元就已赚到72亿美元汇回美国。
为了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理论，美国有意扶植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富欺骗性的名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作用的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学派――芝加哥学派。他们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将自己漏洞百出、充满谬误的经济理论当作神圣的科学真理，将自由市场看成一个完美的自洽而自我调整的精巧系统。其实不过是一种经济神学。其意识形态无非是大金融资本与大工业资本的所思所想。弗里德曼本人是犹太人，其家族原本经营服装厂，弗里德曼自己承认那就是血汗工厂。这家工厂后因工会的干预而倒闭。弗里德曼对工人的仇恨以及为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利益代言都由此而来。
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出手的是智利。美国暗中干涉内政的国家一般都拥有非常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如智利就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全球第一大铜生产国。智力铜矿主要掌握在美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和阿纳康达铜业公司手中。肯尼科在智利每年的税后利润达到2000万美元，阿纳康达税后利润为3000万美元。这两家公司出口额占智利总出口额的很大比重，税收则达到智利总税收的1/3。此外，百事可乐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也在智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福特基金会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大量经济学家包括舒尔茨这样获得过瑞典中央银行奖（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当地学生与教授。1957～1970年，有100名智利学生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1965年，这项计划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福特基金会赞助了扩展计划，并帮助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
1964年，中央情报局耗资300万美元资助智利基督民主党领袖弗雷在选举中战胜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随后又暗中提供200多万美元进行各种地下活动，公开提供1.63亿美元的军火来巩固弗雷的总统位子。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将4000多名智利军官送入美国军事基地进行培训与洗脑――支持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是爱国，而支持社会主义就是卖国给苏联――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1970年，阿连德的左翼联盟赢得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损失财产与投资的美国公司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美国公司并不领情。由投资智利的美国两大矿业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辉瑞制药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银行和陶氏化学公司等组成的智利特别委员会与中情局在尼克松总统的支持下准备用经济战颠覆阿连德政府。
他们阻止美国及其附庸国银行对智利的短期贷款，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储备短缺危机。美国进口银行和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宣布他们不再向智利提供任何双边援助的承诺。紧接着，美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受命阻止所有向智利贷款的提议，并将智利的信用等级从B降低至D。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暂停向智利提供2100万美元改良牲畜的贷款。在智利的美国公司极力拖延各种设备与汽车零配件订单的交货时间，拒绝信贷，甚至关门歇业。此外，中情局特工在智利到处散播各种谎言，比如智利将要实施实物配给，银行将要破产，阿连德政府将要没收私人财产，科技人员禁止出国，等等。
这些举措给智利经济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都未能颠覆阿连德政府。1971年7月11日，智利国会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将美国在智利的矿业公司全部国有化。阿连德是一个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热爱民主与平等的和平主义者。1972年12月4日，他在联合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演讲，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良心与公义：
我国的经济不能再忍受这种控制，80％多的出口都落入外国大公司的少数人手中，这些公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视资源国的利益……这些公司多年来开采智利的铜矿，仅在过去42年就赚取了40多亿美元，而他们的原始投资才不过3000万……这40亿美元足以使我的祖国――智利――焕然一新……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受到一些力量的暗中阻挠，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身居高位……我们本可以成为富裕的国家，现在却身陷贫困。我们到处寻求贷款和援助，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资源出口国。
而良心却在利益面前被抛弃了。中情局耗费巨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战，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苏联间谍，工于心计的阴谋家，斯大林式的独裁者。1973年9月11日（与几十年后的“9・11”事件日期相同，俗称小“9・11”事件），在中情局的策划下，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攻占不设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阿连德被击毙，智利被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控制。“叛徒们势力强大，他们能够消灭我们，但是不但阻止社会进步……历史属于我们！”――这是阿连德总统临终留言。随后，3200人被迫害致死，8万多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逃离智利。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们终于派上了用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1975年3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智利媒体像吹捧国际娱乐巨星一样地吹捧他。弗里德曼的每句话都登上报纸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皮诺切特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独裁者对弗里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了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经济部长和央行总裁，建立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近乎免费奉送；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大门，撤除关税保护；削减政府支出，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
结果，1974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由阿连德时代的2％攀升到20％，通货膨胀率高达375％。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品，民族企业大批关门，饥荒四处蔓延。到1982年，智利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与智利如出一辙。美国首先是胁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领袖们屈服或下台。如巴拿马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如不奏效则采用暗杀手段。如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1982年南非的鲁思・福斯特都死于暗杀。暗杀若没效果，则像智利一样发动政变。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1971年乌干达的米尔顿政权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通过种种手段，在20世纪60～8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美国扶持的独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则纷纷执掌这些国家的经济大权。
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存放在华尔街控制的银行系统。这些钱很多都被借给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输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1％，并一直维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债务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智利外债则达到140亿美元。阿根廷债务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下台时的45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300万人口的乌拉圭的外债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5亿美元暴增到50亿美元。巴西外债从1964年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借更多的债。当然这种债务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比如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
包括智利在内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但作为金融利益集团与大工业寡头代言人的芝加哥学派却狡辩说，问题并非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上，而是理论执行得不够严格。仍然残留许多扭曲价格水平的政府干预。其实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花旗银行在1972～1974年之间从拉丁美洲得到的净收入从800万美元跃增到2900万美元，同期从南亚、中东和非洲赚取的利润从1100万美元上升到260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银行宣布卖掉6亿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资产，其实这些资产都是通过放贷巧取豪夺而来的。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垮台前通过央行宣布，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这意味着：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等金融与工业寡头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利润；即便不考虑债务的利息，当地平民也要无偿转移给它们200亿美元的补贴。
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偿付剥夺它们经济主权的巨额债务。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政变恐吓的威胁下，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冒险触犯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只能遵守华尔街、华盛顿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与世界银行也被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全面控制。1983年，IMF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自由贸易。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全面服从该计划。
阿根廷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典例。阿根廷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曾是富有的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初，法国人有句俗语：“他富得像阿根廷人。”那时，阿根廷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而不是拉美国家。经过芝加哥学派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该国陷入债务危机，只好完全按照IMF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调整。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美国与欧洲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苏伊士公司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大约70万名所谓的“特权阶级”――国有企业的员工统统下岗。阿根廷出售国有企业获得了300亿美元的收入，但政府外债却猛增了1200多亿美元。意味深长的是，所谓IMF和世界银行对阿根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竟然出自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之手。在金融大鳄的指导下，阿根廷都已经成了金融危机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