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全集.com》第38/47页
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严重依赖于日本资本的支持。一旦日本流向美国的资金断流，美国必然要大规模地压缩贸易赤字，美国国民只能大幅度地减少消费。而高利率与强势美元政策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1980～1984年，美国实际净出口下降了1650亿美元。
1985年，苏联败局已定，美苏冷战的结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终于要腾出手来对付日本，重新夺回全球经济主导国的宝座。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政部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政部长尼格尔・劳森及五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抛售美元，带动整个货币市场形成了美元抛售的狂潮，美元开始对日元大幅度贬值。
日元与美元汇率原来一直在250∶1～280∶1之间波动。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到200∶1。此后，日元不断升值。1986年年底，日元升值到152日元兑换1美元，1987年，120日元兑换1美元。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和日元的急剧升值，日本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如中国的证券和房地产是人民币资产，美国的证券和房地产则是美元资产）急剧贬值。1986～1995年期间，美元暴跌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损失了一半的购买力。换句话说，美元贬值相当于美国人赖了1/2的日本债务。
但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继续扩大，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竟毫无扭转之势，1986年达1550亿美元，1987年继续攀升到1700亿美元。为了防止日本人抛售美国国债，继续吸收日本资金，美国政府强迫日本和西德的货币政策符合美国要求，即必须要维持美国、日本与西德之间的利率差，使美国的利率始终高于日本和西德的利率。如果美国下调利率，日本与西德也必须下调利率，保持三国之间的利率差不变。随后，美日之间的利率差始终保持在3％以上。
日本50％以上的就业机会与出口行业紧密相连，而主要产业都依赖于美国市场，但美产品却不依赖于日本市场。日本只有将贸易盈余贷给美国才能保住它最重要的市场。日本已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如果国债被抛售，不仅日本持有的国债价值会严重贬值，而且美元也随之贬值，当市场投资者预期到美元将会贬值时，将会抛售美元，吸收日元，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因此，日本不得不苦心支撑美国国债与美元的价值。此外，日本在政治、军事与外交上都是美国的附庸国，只能服从美国的要求。
由于日元升值，相同的商品以美元标价比以日元标价更加便宜。或者说，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的商品与资产价格大涨，美国的商品与资产却变得很便宜了。简单地说，就是日元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结果，日本资金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惊涛骇浪一般地涌入美国。1989年9月，索尼公司以高达48亿美元的价格控股在美国娱乐界与华纳兄弟公司、迪斯尼公司三足鼎立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同年，日本三菱公司斥巨资收购了美国标志性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份。
日元的升值也让除日本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商品与资产显得极为低廉。日本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急剧增加，亚洲地区内的贸易额从1986年的1470亿美元增长到1987年的1870亿美元，增长了29％。日本企业还纷纷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基地。1986年，日本松下公司就宣布一项计划，将零售价格在100元以下的所有产品的生产，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当时，由于日元币值坚挺，日元在亚洲几乎要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了。亚洲国家在对日贸易中倾向于用日元来作为结算货币；在贷款中，亚洲国家也愿意使用日元；日本的银行也喜欢用日元来贷款，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影响。1987年，日元已占马来西亚外债的约1/3、印度尼西亚外债的1/3和泰国外债的40％。所有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拥有10％以上的日元储备，有些国家的央行比例甚至高达30％。由于日元在亚洲的地位，日本政府已能通过贸易和金融手段影响甚至控制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这样的盛世让日本人激动不已，自信心开始急剧膨胀。很多日本人以为日本即将取代美国，日元即将取代美元。那位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日本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和日本索尼公司老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了名噪一时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他们以为，日本已成为可以和美苏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在军事与外交上应摆脱美国的制约。
1987年3月，日本11家人寿保险公司持有美国国债上万亿日元，为避免汇率变动的财富损失，他们联手大量减持美国国债，国债价格大幅下跌，美国不得不提高国债利率，吸引大量资金抛售股票转入国债，最终在1987年10月爆发金融动荡，造成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暴跌了约500点，跌幅高达23％。
美国再次逼迫日本下调利率，拉大日美利率差。1987年，美国拉着七国集团（G7，西方七大工业国，即美、英、法、德、意、加、日）在巴黎开会，达成罗浮宫协议。日本为稳定美元，于1987年2月将日本利率下调到了的超低水平，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而美国在此期间连续3次上调利率。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年初，美元开始对日元升值，从1美元兑换120日元上涨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
但日本超低利率带来了巨大的信用扩张。此外，日本政府为抑制日元升值，经常干预外汇市场，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大量买进美元，卖出日元，造成日元供应量过度膨胀，房地产与股市开始形成泡沫。从1985年开始，日本房地产价格开始飞涨。1985～1990年，日本土地累积的资本收益高达1420万亿日元。1990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2400万亿日元，而美国全国的土地资产额约为600万亿日。如果把日本卖掉，可以买4个美国。
1986年年初，日本股市的日经指数为13000点，到1989年年底飙升到39000点。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超过了有百年历史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到1988年中期，前者已超过后者50％。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排名第一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市值竟超过西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的总市值。随着股票的持续上涨，使得日本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企业通过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了巨额资金，这些资金在满足了企业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外，还有大量剩余资金。这些剩余资金一方面用于银行还款，其余的就是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由于企业融资渠道从银行转向证券市场，使得银行的优质上市公司贷款客户减少。同时，上市公司不断从证券市场融资来归还贷款，造成银行资金大量闲置，于是银行也将大量资金注入资本市场。
仅仅从经济与金融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已经能够决定美国经济的生与死。1987年，日本的银行占世界所有跨国银行资产的35％。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大银行中，有7家属于日本。在伦敦金融市场，日本的银行拥有所有非英镑贷款的36％。1988年日本对美国的证券投资金额为360亿美元，约占美国财政赤字的23％，美国个人储蓄总额的25％。如果日本大规模减持对美国的金融投资，则美国利率将急剧上升，美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会暴跌，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大萧条之中。
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一旦日本全方位地拥有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美国退居二线是必然的结果。美国人自然不会将金融霸权白白转让给日本人，他们开始给日本金融体系播种下木马程序――“巴塞尔协议”。198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BIS）下属的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表“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与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要求，凡是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
日本的银行几十年来一直抑制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民众都非常信赖银行。因此，日本的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一向很低。不过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股票，由于当时股票市值很高，累积了高达2万亿日元的账外资产。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日本大藏省要求美国同意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认定为自有资本。美国十分欣喜地同意了这个建议。
如果没有高涨的股价，日本的银行是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的。一旦股市泡沫破裂，日本的金融机构就会大规模缩减日本国内和国际的贷款规模，日本资本也将从全球撤回。此外，由于股市与房地产高涨，日本企业筹资极为容易，成本也很低，平均利率仅为2％，而美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在5％～8％之间。只要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企业的竞争力随即就会丧失。
1989年秋，美国政府强烈批评日本股市由来已久的封闭交易和企业集团内部或同一行业内各企业相互持股的做法，要求日本企业改变相互持股的做法，并向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将日本的银行持股标准由5％降低到2％；取消综合商社不得持有制造业企业股份的限制；强化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限制。在日本，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票一般都是长期持有，不会因股价涨跌而轻易抛出，因此，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票一般不上市流通。如果日本放弃企业相互持股这一做法，将使进入市场流通的股票急剧增加，股价会大幅下跌。1990年上半年，美国的这些要求频繁出现于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醒目位置，这使日本投资者理解到美国不希望日本股市长期居高不下，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日本房地产泡沫指手画脚，挑动日本民众和媒体对高房价的不满。日本民众确实对价格飞涨的房产怨声载道，普通日本人根本无力承受这样的高房价。美国媒体在提高日本老百姓居住水平的口号下大肆攻击日本房地产市场，激起日本民众的共鸣，日本主流媒体也趁机大肆炒作相关新闻。
迫于美国和日本国内的压力，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5次上调利率，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房地产的贷款。
盛宴终有散席时，日本股市与房产泡沫终于破裂了。1989年日本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后，在美国投机者尤其是一些对冲基金的操作下，日本股市大跌，跌幅达40％以上。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从1989年至1992年，日本股票的时价总额减少420万亿日元，土地等的评估额则减少了380万亿日元。合计8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的损失相当于国家财政的11.3％。
在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代，银行放出了巨额的房地产贷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巨额房地产贷款成为坏账。1998年，日本全国银行坏账已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GDP的一半。由于房价快速下跌，导致房产市价远低于在银行的房产抵押价值，许多日本人选择拒绝还款，把房屋所有权让给银行。这使银行大量的房产抵押贷款变成价格不断下跌的房地产实物。
随着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的银行账外资产的价值迅猛下跌，自有资本比例急剧下滑，很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到接近8％。美国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趁机不断下调日本金融企业的信用等级，从而提高日本金融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为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日本的银行只好大规模压缩贷款。许多企业因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而陷入困境，从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股票下跌使银行的账外资产不断减少，资本充足率同时下降，迫使银行进一步压缩贷款，最终形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恶性循环。
日本政府为拯救经济，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从1992年开始，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日本国债急剧增长，截至2011年1月，日本政府债务与GDP比值达到204.2％，而美国、德国分别为98.5％、81.3％。按此趋势，日本国债2020年的发行量将首次超过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连经常项目账户的盈余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开始痛打落水狗了。1993～1995年，美国打着美日贸易不平衡的幌子，强迫日元继续升值。结果日元兑换美元从1993年年初的120∶1飙升到1995年80∶1。其实，美国是有意夸大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此作为大棒敲打日本。日本1992年对美贸易顺差，以美元来计算比1985年增加了50％，达到440亿美元。但由于日元兑换美元从1985年的250∶1升值到1992年的100∶1，因此，日本1992年的贸易顺差只相当于1985年的176亿美元，日本贸易顺差其实不增反减。撇开货币，只看实物交易就能更清楚地看明白这一点。汽车在日本对美出口总额中占了1/4，是日本的出口支柱产业。日本汽车的对美出口数量从1986年和350万辆减少到1992年的180万辆。但以美元计算的汽车出口额1992年竟比1986年增加了近20％。
面对疲软的经济和坚挺的日元，日本大幅降低利率并大规模买进美元卖出日元。其实日本的货币政策早已丧失了独立性。由于利率过低，日本资金流向美国，主要仍投资于美国国债。而作为欧美国家利用日本流入的资本却大量并购日本公司。仅2001年，外资对日本企业的并购案超过150起，包括法国雷诺汽车收购日本日产汽车，美国福特收购日本马自达公司。这相当于，美国人拿日本的钱收购日本的公司。
实际上，汇率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由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无节制地以美元举债。美国外债又通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转化为物质财富。而其他国家的财富以美元资产的形式积累的财富无非在美国人的掌控中。美国只需操纵美元汇率，先贬值后升值便可削弱债权国，甚至将债权国转化为债务国。比如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大量资金外逃到美国，当地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资产价格暴跌，美国企业却拿着从东南亚流出的资金廉价收购当地的企业。摩根士丹利公司中国香港总裁曾说过，当时东南亚一些价值2亿美元的公司只要花2500万美元便能被美国公司收购。因此，贸易不平衡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借口而已，而汇率操纵才是美国的大杀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元长期升值，日本多数传统出口产业，如化工、五金、服装、机械等行业自1985年以来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度下降，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
虚拟经济的膨胀：投机泛滥的赌场资本主义
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相对抗时，各国金融与工业寡头不得不接受阶级妥协，工会迅速壮大，1933～1938年，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增长了2倍，逐渐形成工会对资本的制衡力量。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税后收入，比20年代的水平低20％～30％，最富的0.1％的人口实际收入相比较于20年代下降了40％，员工实际收入则增加了1倍，普通家庭年收入增长率达到2.7％。
随着苏联的日趋衰败以至于崩溃，金融与工业寡头变得越来越强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采用了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工业技术上，他们采用了自动化技术。工人在使用普通加工设备时拥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普通设备对工人技艺要求较高。然而，自动控制技术的诞生宣告了这种工人权利的消失。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自动控制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出来并最终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部门。自动控制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各种与之竞争的技术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出于技术与成本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它将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了金融与工业寡头及其代理人，而不是工人。原先是工人自主控制与操作，现在则是机器控制了工人的操作。
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拥有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美国利用金融手段从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东亚廉价收购资产，使20亿人进入国际劳动力行列。这些工人以低廉的工资砸烂了发达国家很多工人的铁饭碗与高福利。总体来看，全球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以1982年美元价值衡量，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2年的最高每小时8.99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8.24美元。但是，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将会限制整体的消费支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投资的推动最终依赖于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如果市场缺少对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想法最终会化为泡影。
过去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像法国哲学大师福柯曾说过的：“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过去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精神上赋予了穷人相对于富人的优越地位，被压迫者可以把贫穷转变成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
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转移与衰败，虚拟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逐渐沦为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在寡头控制的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消费成为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新穷人作为不合格的消费者，无法尽消费者义务，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边缘人。新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富人不再是穷人的敌人而是榜样，不是令人讨厌的人物而是崇拜的偶像，比如巴菲特、索罗斯和比尔・盖茨之流（详见拙著《巴菲特阴谋》，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尽管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下降了，但整体消费却不断攀升，整个西方国家消费了全世界80％的产品。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世纪60年代的60％上升到2007年的70％。为了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工薪阶层不断地依靠借贷来提高消费水平。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40％提高到2007年的100％。几乎2/3的银行卡持有者（主要是工薪阶层及中等收入家庭）向银行借款，2005年年底，所有未还的信用卡借款总余额达到8380亿美元。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消费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