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13/57页
周：说过她的名字么？
吴：没说过。
周：吴老师拜托你和你爱人见面时候问一问。
吴：好。
周：你爱人什么时候从天津回来呢？
吴：大概得过了国庆节。
周：还有半个月。
吴：你问的女学生？
周：叫冯俐。
吴：知道了。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一天。上午洗衣服理发。下午睡觉。吃饭后学习。大家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的巨大变化。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农场的头一个休息日。对于一个身体极度疲劳心理极度紧张的人来说，休息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特别是能在大白天美美地睡一觉，更是人生的头等享受。到晚上学习时，人们还没有从享受的慵懒中复苏，微闭着眼听高干念人民日报社论，思想还停留在爪哇国，轮到发言时都沉默不语。高干有些恼火，板着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干取代了竹川作为班长领导学习的这部分权利，管教既没任命，竹川也没有授权，大伙更没有推举，反正他成了事实上的学习班长。就是说，高干正以颇为高超的蚕食策略向竹川夺权。竹川本人倒不在意。他对班长职务本来便不热衷，现在有人替代倒省了自己许多口舌。而大伙却看到了不妙的前景：一旦班长的权利让高干完全取代，今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大伙以消极与高干对抗。每晚的学习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先是高干抢先拿起报纸读，读毕又紧接着发言。接下去就是沉默。一个个像和尚打坐，屏息合眼。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真正的权威竹川发话。竹川见沉默久了，就说句：大伙说说。于是大伙就开始“说说”。一直说到散会。上述学习会的过程就像一出久演不衰的折子戏，戏中的丑角是高干。高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国庆之夜的学习会他以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不等竹川那句“大伙说说”出口便自己“说说”，开始了对沉默者的批判，态度和声调十分尖刻：我不理解，在今天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你们竟然无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你们却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肯定的：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你们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你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大字报满天飞，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是为什么？你们是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身在劳改农场，感情在反革命营垒，可悲啊，可悲啊！高干这一番话把大伙的眼皮都支开了，特别是那些被他指为“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右派劳改犯，竟有些懵了。真的是“身在劳改农场”，心却飞到另处，飞到了一度“大字报满天飞”的地方。我回到了K大，高干的腔调一下子变成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腔调。“可悲啊，可悲啊！”真的不错，知识分子可真够可悲的了，为说话进了劳改农场，进了劳改农场仍不许你沉默。你横竖都得说话。而更可悲的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劳改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你大加鞭笞而你又不能不向他屈服。于是人们开始“说说”了，众口一词地大谈建国九周年祖国的伟大变化，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些伟大变化。其实从个人方面举例是更有说服力的。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阶下囚，这变化能说不巨大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冠冕堂皇说着的时候心里想没想到这个问题，反正我想到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10月11日：今天割豆子，又犯了怪病。
――自上次犯怪病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病因是不难找到的，是杀牛事件（对我而言这桩事称得上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问题是犯病需有个诱因，只有找到诱因才可以避免发病。我一遍一遍回想那天和吴启都并肩刨地时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怀疑看见了田野上的一头牛。或许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但牛却存在着。是我的第六感观“看见”了它，因此突发怪病。割豆子快割到了地头，身旁的高冲说句操他妈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种豆连豆腐都吃不到口。高冲发这样的牢骚是经常的，不足怪。却也常常发得没道理。他不该忘了自己的劳改犯身份。就像当初忘了自己的邮差身份而妄自拆他人信件那样。我想和他说一句对应的话（要说什么忘记了），抬起头就看见他变了颜色，整个一个红人。我吓坏了，再看看四周，一切都像在一瞬间被涂上了血。一定是我的惊恐被高冲注意到，他呼到老周你咋啦？！我没回答，赶紧闭上了眼。耳边还听得高冲的声音：你是虚脱了，快找郝管教交交心吧。这时我睁开眼，见红潮褪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高冲还在念咕找郝管教谈心，我不理会，只凝神望着前方田野。我试图寻觅到发病的触发物，由近而远看到的是：豆子（长在地里的及割倒在地的）、割豆子的同类、管教、持枪的警卫战士、刚长出绿芽的麦地、排着杨树的河堤、浑然一体的小村、灰色的劳教农场建筑、山坡上的点点绿丛、马鞍状的山头、蓝天……以上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也就是我所寄身的世界。这“一切”中究竟是哪一样冲击了我的神经？我百思不得其解。
10月22日：出公差为伙房收萝卜，同去的周从民违反纪律，被佟管教“绳之以法”。
――出公差是美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到伙房干活这差就是美上加美。因为伙房是食物的集散地，总能找到可吃的东西，有时是犯人伙夫见你看见食物那副馋相于心不忍，偷着给你。有时是趁人不注意偷。当然别人偷了给你和你自己偷不一样，而自己偷了送进口中咽下肚和偷了藏起来也不一样。后者被揭发出来就要受到处罚。周从民“违反纪律”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萝卜地在伙房的后面，大约有一百多米距离，我们十几个公差的任务是拔萝卜运萝卜。萝卜个头长得很大，青青的很诱人。伙夫班长默许我们吃。我大吃一顿，过足了瘾。而周从民不仅吃还想到以后也有得吃，他在拔萝卜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往地里埋。要是有所节制埋几个拉倒，也许能够得逞，可他很贪婪，一个接一个往地里埋。他这样做就走到了头，终被一个同类揭发出来。周被遣送回队。周的行为给二中队抹了黑，这是管教干部不能容忍的。佟管教怒喝一声：给我把他绳起来，先关一周禁闭。把某某“绳”起来这是佟管教独特的一种说法，按说不符合语法规范。正确无误的说法应是“用绳子把某某捆（绑、拴、吊、勒）起来”，在这里绳子是名词，捆、绑、拴、吊、勒是动词。佟管教却将名词当成动词用，对不对且不必说，反正他一句“绳起来”果真能将人“绳”之以法，不晓绳字在此处是做名词还是动词用。这次公差的结果是美差不美，周从民被关了小号，我吃多了萝卜辣得胃痛。
10月23日：吴启都的妻子和儿子来农场探视，妻子和儿子都要求他好好改造。
――我没有看见吴启都一家人相见时的场面，因此只能凭借想象。我的想象有三种情况：一是一家人相抱痛哭，泣不成声；二是夫妻相视落泪，惟有儿子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边哭边喊爸爸；三是像我记叙的那样，一家人相聚十分冷静，妻子告诫丈夫要好好改造，儿子要求父亲要重新做人，而为人父夫的则保证将老婆孩子的忠告记在心里。尽管我无从猜度实际情况究竟是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但我发现接见家人后的吴启都情绪很低沉。脸上隐约可见有泪痕（但又无法确定是相见时流的还是分手时流的）。我关注吴启都一家人的相见，不仅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之心，也是为我自己。我寄希望吴启都给我带来渴望已久的消息，冯俐的消息。直到吃晚饭时才有机会与吴启都接近。我先是询问一下探视的情况，这仅是一个过渡，紧接着我便询问“东宫”究竟有没有一个……吴启都先怔了一下，接着狠拍一下自己的脑瓜，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我把这件事忘了，真的对不起！我没说什么。我能够理解他的遗忘，但心里却充满着无限的惆怅与失望。
11月4日：李戍孟书写反动小说被揭发，又以自杀相对抗。
――刚到清水塘我就知道李戍孟不断地在书写，其状态可以用公开写作秘密收藏来概括。前者是没法子的事，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囚室里不想公开也得公开。至于所说秘密收藏其实也是猫盖屎罢了。犯人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称为一碗一筷一铺一盖。而铺盖所占的七八十厘米面积便属于自己的领地，于是铺盖底下便是犯人暂存或藏匿东西的地方，如书籍、记事本、书信等。场方如果要对犯人进行检查，只要把褥子扯翻过来就成。李戍孟写作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得空便写，想起他我眼前便会出现他盘腿坐铺埋头书写的一成不变的模样。写毕便将纸塞进褥子底下。对他写的内容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在写一本爱情小说，有的说写的是个人传记。这情况管教是掌握的，并未在意。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警觉，趁出工时搜出手稿。收工后李戍孟发现书稿丢失，立刻向班长竹川报告，竹川又向管教报告，管教说有人检举李戍孟在写黄色小说，以资解闷，队部拿去正组织人检读，等有了结论再说。就在这天晚上李戍孟上吊自杀，幸被上厕所的人发现救下。从第二天开始，场部便派专人将李戍孟看管起来，等候处理。出了这件事不仅李戍孟倒霉遭殃，弄得其他人也惶惶紧张。赶紧清理自己的铺下收藏，将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偷偷处理掉。竹川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以后不要再写了，一不留心哪句话就犯了忌。我对他说我写的符合思想改造原则，不会有问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是犯嘀咕：“大事记”要不要继续写？已写的要不要处理掉？经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的裁定是已写成的暂时保留。不再写下去，避避风头。
11月19日：李戍孟从小号放回。书稿业已归还本人。但须从此事接受教训。
――从日期上看，“大事记”已停了半个多月。重新提笔无疑与李戍孟的“平安无事”有关。这半个月其实也无“大事”可记，依然没有冯俐的消息，日子依然还是老样子：干活、吃饭、学习、睡觉。节气已是深秋，庄稼已收净了，田地里只有越冬的小麦一片片的绿，除此便是灰蒙蒙。气温也凉了，棉衣还没有发放，同类们为了御寒几乎将所有的衣裳都穿在囚衣里面，一个个显得怪模怪样。农活没有了，但犯人是不能闲着的（用管教的话说犯人一闲着便想三想四），于是便兴修水利，水利是无止境的，哪怕一年有十八个月也不用担心无活计可做。何况清水塘农场是个缺水的地方。我们二中队的任务是在农田里打机井。其余的队修一条引水长渠。比较而言，打井的活比修渠轻松。井底局促便于磨洋工。井下的人磨洋工上面的人也能受益。如果进一步比较，在井下干活又比井上受用，下面无风暖和，就像一座小暖房。犯人族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公平，好事坏事都须对等。于是人分成两班，井上井下轮换。这一切用不着管教分派，犯人自己会做得井然有序。回想到清水塘度过的一夏一秋，眼下是好过的日子。不仅活轻，吃的也比较好。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就是那满眼是血的怪病没再犯。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疑惑：眼没了问题耳朵又出了问题。井上作业时每当我的目光凝望着东南方向的“东宫”，耳畔便隐约听到冯俐的歌声。是那首她喜爱的《西波涅》。我十分疑惑，不知这歌声出自冯俐之口，还是出自自己的幻觉。“东宫”从前那茂密的绿阴已经疏落，一幢幢火柴盒样的房舍在山坡上显形。那苍凉的景象使人的心里也变得苍凉，但屏障不再，又使人感到距离忽地拉近，我曾想询问别人是否也听到了歌声，而我几次欲言又止，我知道我是害怕希望的失却。希望是好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不要破灭。啊，我的冯俐，我们的《西波涅》：
西波涅你像朝霞般一样美丽西波涅
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
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蜂来采蜜
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西波涅
这似真似幻的歌声一遍一遍撞击着我的心扉。
12月2日：今天下了今年的头一场雪，去打井工地的路上李戍孟吟出一句“大雪满锨镐”。
――我一直在想，李戍孟究竟写的是什么作品，以令他视为与生命等同重要。又显然没有政治色彩，否则场方便不会归还与他。另外我还有一个疑惑：既然他的写作是管教默许了的，为什么又突然搜了去检查，这其中一定会有什么过节。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总想把不明白的事情弄清楚。就是在他吟出“大雪满锨镐”的那个雪天，三转两转，我和他同时下到井底。我趁机向他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他怀疑是高干向管教进了谗言。因为在这之前高干曾向他“借阅”手稿看，被他拒绝。不想高干不死心，几天后又提出“借阅”，说在这鬼地方连女人毛都不见一棵，生活太枯燥乏味。有篇爱情小说看看也能多少解解闷。李戍孟一听这话马上警觉，怀疑高干偷看过他写的东西，遂向高干提出质问。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就发生了搜查的事。我觉得李戍孟怀疑高干作鬼是有根据的，从各方面分析高干做这种事的可能性最大。他一向对右派犯人持敌对态度，有机会就向管教打小报告，另外就品性而言他也属于对“爱情小说”感兴趣的那种人。事实上他身陷囹圄也就是栽在所谓的“爱情”上。他从小参加革命，很有工作能力，也善于巴结迎奉，因此不断得到升迁，到三十几岁官已经做到正县级。如果不是流氓成性，官还会做得更大。可是没有这个“如果”，他的官不仅做到了头，还一级一级的往下降。用他的话说怪只怪自己的“老二”不争气，“老二”不规矩一次，降一级，再不规矩一次，再降一级。三降两降就降到了个科级，调到一家小仪表厂当了厂长。如果就此接受教训将自己的“老二”看管住，当个几百人的小朝廷也蛮不错。可同样没那个如果，没过多久，“老二”又给他惹了事（他执意将“老二”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不知出于什么逻辑）。这次的事情颇有点戏剧性，一个青年女工到他的办公室去告状，状告同组一个师傅对她动手动脚。他闻听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立刻向前询问那男工手脚怎么不老实，女工虽然害羞，可在厂长面前又不能不实说，就说那人摸了她的奶子。他又问摸的是哪一个，女工指指自己的一个乳房说这一个。他立刻显出极其关切的样子，正告女工说奶子是不可单摸一个的，这样会摸偏了（大小不一），接着就把女工扳到身前说要帮她“纠偏”，说时迟那时快手就抓住了女工的乳房，女工立刻尖声呼叫，如果他“浅尝辄止”就此罢手，或许女工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将屈辱咽进肚里。可他竟不存一丝顾忌决意要将事情进行到底，将女工摁到地板上施以强暴。就是这次愚蠢却最终没有得手的强奸使他进了班房。就是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高干都是个没德行的人。他是害群之马。这种情形不容再继续下去，必须对他进行有效的扼制。这就是我在井下的所思所想。
12月5日：高干。
――只记下高干两个字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不能记下他的真实行为，不能对他加以评判，这“大事记”越记越觉得捉襟见肘。其实记下这两个字也就够了。这两个字与恶劣等同。你会想到虫豸想到臭狗屎。李戍孟的自杀导因已水落石出，高干贼不打自招，私下散布说是他向管教揭发了李戍孟写黄色小说。还说谁和他不友好没好果子吃。他敢于公开自己的劣迹足见出他的肆无忌惮，另外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对政治犯人进行恫吓，让政治犯怕他，听他的摆布。整个的一个不是政治犯的政治流氓。事情得以印证更坚定了我原先的信念，得惩治高干。让他有所收敛，否则后患无穷。另外我也清楚，仅靠我个人单枪匹马不行，得将所有的政治犯人联络起来，一起对付他。也是天赐良机，打井为这种联络制造了条件，因井底面积狭窄，每次只能容纳两个人作业，因此井下是最隐秘的两人世界。同时井上井下作业人次轮换，机动性也很大，想和谁一起下井不难办到。
我第一个找的是俞峰华。俞是S大历史系学生，因组织田野演讲被打成“黑爪牙”，可我发现他的手不仅不黑，反倒很白嫩，像女人的手，牙也是又白又齐整。后来抓了田野，接着又抓了他。我和他私下交谈过几次，话题大多是田野，看来他是田野真正的崇拜者。井下作业的分工是一个往筐里装土，另一个管筐的升降。我叫俞峰华管筐的升降，这样我可以控制干活的节奏，便于和他说话。我们老家有句老人训斥不肖子孙的话叫：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是指白读了书。其实不对，世上没有白花的钱，也没有白读了的书。我刚说句知不知道李戍孟的事是高干告的密，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用意，问我想把高干怎么样，我说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但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才行，否则这个害群之马总会叫我们不安生。他听了半晌不语，我又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说这事不可行，我问为什么不可行。他说夫子有一句至理名言：不可与女人和小人斗，何况小人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君子肯定是斗不过的。我说难道就让小人为所欲为么？他说首先你得认清现实啊。我们这些人倒霉说到底就是没有认清现实。我说那么现在的现实是什么？他说现在的现实是身子都掉到井里也不差个耳朵了，就把这只耳朵交给高干得了，让他想咋折腾就咋折腾吧。我简直不相信这话是出自不久前还叱咤风云的“俞干将”之口（他陪田野到K大演讲那天我曾目睹过他那意气风发的风采）。有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仅短短一年多时光俞峰华原先所充盈的那种锐气已荡然无存了，竟心甘情愿将耳朵交给别人折腾。可冷静一想，他的“小人必胜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君子行事有一套规范、道德的约束，而小人则没有，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一招是狠手就用哪一招。因此你无可抵挡。当然“道理”是一回事，能不能屈从“道理”是另一回事。
我总觉得让高干这样的小人欺压是一种耻辱，不可接受。我又和张撰一起下到井里。张撰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也是一位画家。平日里很少说话，得空便在纸上画素描。这个艺术型的张撰却没有俞峰华那样的敏感，我说了许许多多话他终也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我有些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要想办法制裁一下高干。他说高干这家伙确实是坏人，应该教训教训他。只是他本人不想参与。他认为所有的斗争都是龌龊的，而龌龊又与他追求的美是背道而驰的。我说你在这劳改农场能发现到美吗？他说当然能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我想讽刺他几句，问他在管教的面孔上在警卫的刺刀尖上在高墙的电网上发现了哪样的美。但话没有出口。也许就是在井底下张撰与我大谈美的无所不在的这一刻，我心里开始产生出对艺术人的一种成见。我觉得他们属于情感畸形的一类人。或者进一步说都是些精神有毛病的人。我知道和张撰再说也白搭，就闭口。张撰却继续大谈他的美。他问我听没听说“东宫”里面有五妃子的事。我说听说了。他说既然是王子看中的女子一定是绝代佳人，你看，这不是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么？我说对，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他说你同意了？我说我同意，太同意了。
后来想想这一天我好像犯了邪，锲而不舍地寻找与高干斗争的同盟者，我几乎游说了班里所有的右派犯人，但只有一两个人说可以考虑。其余的人都表示不想惹是生非。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张来场较晚（大约是十月中旬），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S大历史系助教，平日观察，对谁都很谦恭，属大学里人们司空见惯了的那种好好先生。最后一个找张也属偶然。我俩快收工时才一起下到井里，本来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想再对他游说，可后来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又说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倒是很爽直，说这事他不想参与，因为劳改当局最忌讳犯人之间的这类串联活动，在他们看来串联与暴乱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发现就重重的处理。他说他的刑期是三年，一咬牙就过去了，不想再无事生非，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是他的最大心愿。听他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前面我所以说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是因为他后来的表现并非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不想再无事生非”，而是惹是生非，且矛头对准的是他的同类。其卑劣比之高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2月12日：终于得到冯俐的消息。喜乎？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