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48/57页
归队后我发现李戍孟的眼光时不时向我投来，怪兮兮的，像在监视我似的。我明白他是惦着他的小说，又苦于没有机会向我询问。“形势”已越来越紧了，我这类反改造分子已置于积极改造分子严密的监控之下。平日关系不错的人也尽量避免接触。说来可笑，我和李戍孟得到的单独说话的机会是在厕所里。我进去了，他随后也进去了，显然他是瞅准了才追了我的脚跟。待厕所里的茅坑只蹲了我俩，李戍孟便迫不及待地问他小说的下落。我告诉他为安全起见没带回来。他松了口气又问现在何处。我说埋在医院旁边的一棵树下，很安全。他说这就好，这就好。我却清楚对他说了谎，我没有埋在地下，而是留在苏英借宿的那个姓董的“二劳改”家里。我背着他老婆对他说除了我什么人来取都不要给。董问：是反革命传单吗？我说不是。又问是秘密档案吗？我说不是。他说只要不是这两样就保存着。按说这是李戍孟的东西应该把下落告诉他，否则不合情理。可我担心要是逼他的供，逼急了没准会把董供出来。让一个“二劳改”再受二茬罪实在不是我所情愿的。但那时我却没有想到，这一厢情愿的做法却给自己留下了隐患。
李祖德――
晚饭后学习前，许仙拿着几封信来“马厩”分发，有李祖德的一封，他看了看立刻像得到重大发现似的吆喝：大兴县改名了，大兴县改名了。有人问改了什么？他说改成红旗县了。都觉得挺新奇的，便凑过去看，果然信封下栏写着寄自红旗县，后面括弧注着原大兴县。随之人们便议论起来，有人说这名字改得好啊，大兴算啥哩，兴隆昌盛，资产阶级一套。叫红旗好，神州大地红旗飘嘛。有人说叫红旗好是好，可要是天南地北都叫红旗，邮件就不好投递了。李祖德说活人能叫尿憋死了，加括弧嘛，这不（他扬扬手里的信）原某某县不就解决了。说到这儿学习组长张克楠就吆到时间开会了。
自开始“拔白旗”后，惯常的学习会就变成了检讨会和批判会。所谓拔白旗就是在三类人员：犯人、教养人员、就业人员中开展一场以“认罪认错、服管服教”为中心的教育运动。换言之，就是要在三类人员中发动“积极分子”揭发检举少数的“反改造分子”，当然也包括迫使“反改造分子”投诚起义，自己举起白旗。
李祖德是积极分子中的骨干，每次批判会都与学习组长张克楠紧密配合，向批判目标猛轰大炮。迫于形势，大伙都是敢怒不敢言，这晚的会本是批判解若愚的，他刚从小号放出来，[奇+书+网]又检讨不深刻，就批判他。可还没等张克楠开宗明义，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李祖德又扯上了大兴县改名的事。他说从这件事可看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应紧紧跟上才是。说到这他清清嗓子，然后郑重宣布：我已决定改名，把李祖德改为李左德，以此表明我永当革命左派的决心。李祖德的声明确有点惊世骇俗的意味儿，与他往日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如在拔白旗刚开始的学习认识阶段里他提到他被枪毙了的资本家父亲，说他自始至终认为，像李敬仁（他父亲的名字）这样的反动资本家，就是应该枪毙掉。说得大家瞠目结舌。声明改名后，他又补充说：从今以后谁要再叫我李祖德我就不答应了。张撰问句要是你往外写信，突然落款李左德怕人家闹不明白吧。李祖德胸有成竹地说：加括弧啊，李左德，括弧原李祖德。引起一片哧哧笑声。张克楠说有什么好笑的，对李祖德……不，李左德的革命行动应支持才是。赵仁说支持不仅是口头上的，应以实际行动。现在我也宣布更名，将赵仁改为赵勇，我要勇敢保卫人民江山，不变色。赵仁的话刚刚落音，董善大声说我也改名，将董善改为董卫东，永远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张撰说董卫东发音有些拗口。董善说只要对伟大领袖怀有深厚阶级感情就不拗口。解若愚说改得好，改得好哇。这一改就是名副其实的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了。气得赵仁、董善直瞪白眼。这时又跳出个吴佛生，他宣布要将佛生改为复生，一是佛字具有迷信色彩，二是共产党将自己改造成了新人就是复生嘛。这个吴佛生更加邪乎，不仅自己改名，还勒令别人改，他指着谷镇华说，谷镇华我看你这名得改掉！谷镇华说我这名咋啦？他说你是什么鸟人还想镇我中华，太狂妄太不自量了，必须改掉！谷镇华说我这名是我父母给起的，已经叫了几十年，我无权改也不能改。吴佛生说这也得改，我们不能允许你凌驾于中华民族之上。高云纯说改名须自愿，不应强迫，再说改名也得由上级部门批。李祖德说我相信上级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张克楠说想更名的今晚都写个申请，明天集体递上去。这也算是拔白旗见行动吧。张撰对着我的耳朵说：什么都要改，人的脸能改吗？我刚要说人脸无法改，这时眼前陡地现出李宗伦那张可怕的阴阳脸，遂想谁说脸不能改呢？
吴启都――
吴启都回来了。
他是在我住院期间离开的农场，前面说过，自从他成了“植物”，农场就决定放他走，口头上说吴启都努力劳动，服管服教，改造得不错，其实是想放他一马。可他不识抬举，拿着上级的好心当驴肝肺，硬是不走。不走也不能抬起来扔到大墙外面去。前些日子突然犯了邪，早晨起床就闷闷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和谁都不打招呼，背起行李就走，在大门被警卫拦住了，汇报给场领导。场领导紧急研究了一下，命令警卫放人。他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大概全中国的劳改农场都没这么放人的，而全中国的犯人也没有这么出狱的。也算是我乐岭一奇。
不料过了半个月他又回来了，仍是大摇大摆的，似出入无人之境。这遭警卫连拦都没敢拦，眼睁睁看着他走进“马厩”里。大伙议论说他妈的“植物”好大派头啊，进出劳改农场就像踏平地，想出就出想进就进。有人问他怎么走了又回来，他先吐吐舌头，随后告诫大家说：不要出去，不要出去，这里安全，这里安全。他不再多说，大伙猜想肯定是在外面遇上了麻烦。
马厩――
这晚在马厩开高云纯的批判会。起因有二：一是高平日便是不受管教欢迎的人，属“反改造分子”范畴；二是在上工的路上替人打抱不平，惹怒了朱管教。有这两条开批判会足够。所谓“替人打抱不平”的人是梁枫。梁枫性格耿直，不大会来事，加上个头小，干活不行，也属不受欢迎者。“拔白旗”刚开始时，积极分子们本想将他“扩军”可他不响应，反倒与“反改造”们靠得更近，积极分子们就想找茬给他点颜色瞧瞧。本来事情像芝麻粒大小：走在路上梁枫和身旁的一个人说话，声音也不大。放在平时，屁事没有。这就来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话，想整他了啥事都是事。吴复生（原吴佛生）冲他一吼：梁枫你闭口。梁枫正说得起劲儿，没听见，还说。这时“埋伏”在他身后的赵不仁（大伙在他改名后这么叫）就向前飞出一脚，只听梁枫哎哟一声就重重摔倒在地。这一倒地，四周的几个积极分子便一拥而上，用脚踢，用拳头打，边打边吆：叫你扰乱秩序！叫你不服管教！打得梁枫像头猪在地上乱拱乱哼。这时离梁枫最近的高云纯大吼一声：不准打人！并用力拖正起劲踢梁枫的李左德（原李祖德），因用力太猛，李左德倒在地上，这时傻朱闻声赶来，认定高云纯行凶打人。高云纯不服，说是赵不仁先打了梁枫，他替梁枫打抱不平。傻朱说你替梁枫打抱不平，那我替赵勇打抱不平。一听这话高云纯立刻觉得不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鼻梁上摘下眼镜，随之那熊掌般的巴掌就落在高云纯的脸上。上述是发生在路上的“序幕”。
“正剧”一开场让高云纯做检讨。高云纯光抽烟不说话，主持会议的张克楠指出高云纯以沉默对抗运动，接着开始批判发言。头一个发言的是“苦主”赵不仁。他首先从根上批，他说从历史上说高云纯的阶级立场便有问题，陈独秀是什么人物？在中共党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老根儿。但高云纯不讲立场的和他的孙女儿谈恋爱，高云纯你说这是不是事实？高云纯说：陈独秀是陈独秀，他孙女是他孙女。赵不仁质问道：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革命的好姑娘，你为什么不找，单单找陈独秀孙女那号的？高云纯说开始并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后来知道了，已建立了感情，散也不容易的。董不善（原董善，后改董卫东）说怎么不能散？你和她睡觉了？嗯？！李左德立刻跟着起哄：对，你交待和她发没发生关系，如实交待。高云纯说我和她的关系很纯洁。赵不仁说纯洁不纯洁谁知道？你叫高云纯，你纯洁吗？你不纯，你是革命队伍里的杂质。高云纯说我承认我是杂质，可在座的除了许队长（许仙坐在一旁听会）谁不是杂质？不是杂质能装在这马厩里？董不善立即指着高云纯的鼻子说：好哇你个思想极端反动的高云纯，你把我们的寝室叫做马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对劳改政策的污蔑，也是对我们被改造人员的污蔑，你必须做深刻检查。高云纯说人人都叫马厩，为啥我不能叫？董不善追问：你说谁叫马厩了？李左德立刻附和：对，你交待谁叫马厩，指出来一块批。高云纯说我记不住谁叫了，反正大伙都这么叫。李左德说那不行，你这是一网打了满河的鱼。你得具体指出谁这么叫。高云纯看着李左德说，一定要我指我就指，那天我听你李左德叫了。李左德一听急了，一边用眼去睃许管教一边吆喝：你污蔑好人，你空口白话不成，你必须指出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哪分叫了。高云纯说，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早晨六点三十一分。解若愚说那是今天啊。张撰说这事发生在今天就严重了，这是真正的现行啊。李左德鼻子都气歪了，话也说不连贯：你，你胡说，六点三十一分刚起床，我，我总不能一睁开眼就喊马厩吧。赵不仁支援他的战友说：对，没有这个道理，不可能一睁眼就喊马厩，是高云纯造谣。高云纯说我听见了，说我造谣，人家都左德了我敢造人家的谣吗？解若愚说早晨一起床我确实听有人喊了声马厩，不知是谁，原来是李左德啊，喊了就喊了，承认了怕啥，法不责众嘛。现在当着全体的面我承认我叫了，在这里我做深刻检查。我说我也叫了，也检查。张撰说我也叫了，也检查。而后梁枫、李戍孟、俞峰华、胡公公、二姑娘也都众口一词承认自己说了，也检查。连“植物”吴启都也随声附和：“叫了，叫了，检查，检查。”总之除了以张克楠为首的几个积极分子闭口不言外，其余的人都承认自己喊过“马厩”，这俱是事实。只是董不善的上纲上线是毫无道理的，大伙将监舍（董不善叫寝室，只差没叫寝宫了）叫做“马厩”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自嘲，绝无污蔑劳改政策之意。因为谁都清楚犯人就是犯人，要是让犯人住进高级寝室里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见这么多人都承认喊过马厩，李左德几个积极分子没话说了，那股邪劲蔫了。张克楠便赶紧转舵，说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批判高云纯行凶打人，每个人都要批判。于是就开始发言了。
那段时间在劳改农场呆过的人都清楚批判会是这么一种模式：当事人检讨之后首先是积极分子开始发难，极尽上纲上线之能事。而大多数人是缄口不言的，一有机会便“节外生枝”向积极分子砸软钉子，待将积极分子的气焰打下去后，大伙便草草地批判几句了事。像这次对高云纯就这样。批判词尽管各有不同，但大意都差不多的：高云纯看见董不善打人应该立刻向管教报告，由管教处理，而不应“打抱不平”违犯劳改管理条例，云云。事实上这种批判会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具有一定的温和色彩，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切都不是这样子了……
佟队长――
晚点名时佟说：最近有人散布一种污蔑党的劳改制度的言论，说什么右派分子解教或者刑满释放，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史反革命一样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还说什么所谓党内右派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内来，最多不过是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还说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无第二条路可走。大家听听，很反动很恶毒哩！这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回头看当年反右运动，是非常伟大、正确、及时的，没有反错嘛。二是在对右派的改造上任务还很艰巨，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眼下要把拔白旗运动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是白旗就要拔，坚决彻底地拔，一杆也不留，直到拔光为止。马上要拔的就是散布反动言论的这个人。已经有人检举了，我们知道他是谁，但我们不在这里点他的名，给他一个主动交待的机会。一天不交待，我们等他两天，两天不交待，我们等他三天，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要是第三天上还不交待我们就不客气了。要狠狠地处理，起码再加他几年刑。我们是说话算话的，不信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记住，三天，就是三天，多一天也不给！
回到“马厩”，我的心乱极了，长时间睡不着觉，老想这回事。我记得自己说过这类似的话，也听其他人说过。长年累月被关着不放，谁心里能不琢磨呢？与关系不错的人发发牢骚也是难免的，可我硬是想不起和谁发过这种牢骚。要是盲目交待势必带来无尽的麻烦，可不交待倒霉就在前面等着，好容易快熬到刑满，要再加上几年怎样活人呢？转念又一想，也许被报上去的不是我呢？也许领导并不真知道是谁瞎咋唬罢了。要这样何必自己往枪口上撞呢？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权衡这件事，就像屎克郎滚屎球似的，一会儿往这边滚，一会儿往那边滚，可怎么滚都是一块臭屎。
一根绳――
休息的时候三大队的一个刚从团河农场转来的犯人来找胡公公。他们在团河曾在一个监室住过，大概还不大了解我乐岭农场的气氛，什么都敢说。内容都很新鲜，说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打，气得投湖自杀了；说北京某中学的几个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校内毒打，一边打一边问：这是无产阶级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过眼，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听得大伙心惊肉跳，这是我们头一次听到外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都很担心。
也有人幸灾乐祸，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没想到咱们关进大墙里倒安全了。新来的犯人马上用另一个消息来批驳，说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集中起来，先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部是为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犯人“突突”了。虽然新来犯人声明是小道消息，不一定可靠，但大伙听了还是噤若寒蝉，觉得一个可怕的阴影正一步一步向身边逼近。那新来的犯人知道的事情还真多，不顾大家的心情，一件一件地讲下去，说在红旗县的农村，有人对“牛鬼蛇神”发出“最后通牒”，大字标语印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内容说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债，我们是革命的后代，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果然，不久“革命后代”就行动起来了，在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消灭了敌对阶级，革命就彻底胜利了。他说在这场“斩草除根”的革命行动中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技术员老婆，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要回去，场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白地主的女儿抓回去准是批斗，就编了一个谎，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等批斗过后再送回原籍不迟。这一个是场长有意无意间救了她条命。另一个是黄村一街一个农民的老婆，也是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抓她，赶巧她丈夫是本村造反派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干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也侥幸活下了。所有听见这消息的人，个个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适当的词来表达那种恐怖气氛，像到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慢慢又议论起来，解若愚说：红卫兵无法无天，灭绝人性，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党卫队。张撰说：意大利有个黑衫党，国民党有个蓝衣社，现在又有了红卫兵，可以说颜色俱全了，什么画都画得出来的。我问你从中也发现到美吗？张撰不言声。看来这位鼓吹“美无处不在”的美术大师终于从艺术中回到血淋淋的现实。
青纱帐里的俞峰华――
不知怎么回事，每回锄玉米耳边都回响着那首“青纱帐里抗日的英雄真不少”的歌，眼前又会闪动着抗日队伍在青纱帐里与敌周旋的画面。这可能与看多了抗日电影有关。战争在电影里是很富有诗意的，连人中弹倒下的姿势都带有诗的韵律。可一旦自己置身于青纱帐，一切的诗意都像惊鸟般飞去了。一定要说有诗，就惟有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锄禾日当午”是一年中最让我们草鸡的几样活计中的一样，还有割麦和冬天修渠。我一生中头一次中暑就发生在锄玉米的时候，而后几乎每年都在锄地的时候晕倒一次，像得了一种周期病。我曾怀疑得了癫病，却又没有癫的其他征候。最后还得归咎于“青纱帐”里的酷热。
青纱帐里有值得回忆的事情吗？如果说有，那就是我们在青纱帐里干活犯人可以找机会相互说说话，自然我说的相互是带选择性的。这天下午我发现俞峰华总在我身前身后磨蹭，还时不时向我瞅瞅，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待我凑过去他又躲开了，就这么若即若离神经兮兮的。直到快收工的时候他才与我打了并肩，吞吞吐吐地说：老周我……我想和你说件事。我说有话快说，要收工了。他的声音很低沉，他说老周佟队长那晚点名说的那件事到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不解，问：到第三天咋？他说是宽限的最后一天。我转头看看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老周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了，我，我把那桩事报告了。我说报告啥？他说报告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我听了头一炸，问俞峰华我对你说啥啦？你说清楚？他说就是……就是我们再好好改造也白搭那些话……啊，我想起来了，我是对俞峰华说过，好像在一根绳。想到这个我的心像叫刀剜了一下，我没想到俞峰华会去告我，且无缘无故。如果是李左德，赵不仁，董不善之类，干了这种事我倒不会吃惊，正因为如此，平日我不同他们弹弦子。没想到俞峰华已悄悄在向他们看齐，“进步”了。我很生气，想骂几句解气的话，还没等开口俞峰华就开始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对不起。我火辣辣接他话说知道对不起为啥还要做。他怯懦地说我……我没办法。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压低声音但口气却十分严厉地质问道：不打人小报告就没办法了？就不能进步不能当积极分子了，是不是？！俞峰华几乎带着哭腔说不是的老周，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是怎样？你说说。究竟为什么要把我送上去？他说老周我不是存心害你，可……可我不报告也会另有人报告，那天在旁边还有一个人。我问谁？他说高云纯。我说高云纯？就是高云纯在场他也不会告我。他摇摇头说这形势谁敢打谁的包票呢？我问你知道高云纯已经向管教报告了吗？他摇摇头。到这里我已经很明白俞峰华的心路了，他怕不报告高云纯报告了他会受到牵连，就“防患于未然”地先把我报了。我的胸口堵得死死的，想冲他发火可又发不出音来，哑巴似的。俞峰华又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你，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理解，你知道，我九月份就到刑期了……我没吭声，心想看来俞峰华和李左德之类还不是一样的，他干这种事知道不正当，心存歉疚，而且还想办法挽救（在期限最后一天给我以自首的机会）。但这么想我仍然不能原谅他，愤愤地想：你俞峰华九月份到期，我不是十一月份也要到期吗？你这不是明摆着坑我？俞峰华还喋喋不休地说着要我理解他的话，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了，别说了，我理解了还不行？你未婚妻等了你整整十年，等着你出狱后成亲，你不能在最后时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是不是？俞峰华不吱声了，眼光闪闪烁烁仍避我。听见吆喝收工了，他赶紧冲我道：老周回去就和队长说说，千万别拖过今日啊。看着他那极度关心的样子，我只有苦笑。
我想回去就找佟队长自首，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李宗伦――
听到李宗伦在医院上吊身亡的消息我不吃惊而是感到困惑，我困惑他对死亡的执著，如他所说曾体验过死亡瞬间的美妙而孜孜以求？还是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不管怎么说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因此当许仙再次让我去给他送葬我欣然接受（似乎我是为死人送葬最合适人选）。
这活一个人是干不了的，我从组里要了一个“助手”，见我点了梁枫，许多人大惑不解，让他那小腰板搬弄尸首实是不明智之举，但我有我的企图，是想听他说说他的北京之行。偏偏梁枫又是个不问自说的人，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段不凡经历。全记下来能写一本书，概要说也就是几句话：他是在一个月前刑满释放，转到就业队当了一名刑满就业人员。按规定可以回家探一次亲，他不回家，偷偷跑到了北京，他要去见毛主席。要当面向毛主席报告有人歪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他也清楚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想见毛主席也难，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写了一张攻击周总理和江青的标语揣在怀里。想的是让人发现了这张“反标”必判死刑无疑，临刑前再提出有重大事情要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一定会接见。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死谏”了。他是扒火车到的北京，他本希望在扒车的过程中让人抓着，却不知“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有如扒火车这类违法行为很宽容，没有人“成全”他，他就进了北京城。他身无分文，火车可以白搭，旅店可不能白住，就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到半夜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叫起来了，问他是什么人，他如实交待说是从劳改农场来的。问是不是越狱。他说已经刑满释放，又说他来北京是想见见毛主席。见他说话没谱人家就怀疑起来，对他搜身，搜出了那张“反标”，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他自己写的。问他有没有精神病，他说他精神很正常。就被铐走了。审来审去终归还是觉得他精神不正常，就派人将他押送回我乐岭农场，又装进了“马厩”。这段故事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却不像编造出来的，因为有些细节他想编也编不出来。何况他的罪行业已记录在案了。
听梁枫津津有味像讲着别人的事，我也怀疑他精神方面有问题。这时我记起老家一个试验小孩子聪明还是愚笨的办法：问他是小孩还是大人。聪明的必说自己是小孩，愚笨的要么说是大人要么什么不说。我想借用这个方法试验一下梁枫。我问道：老梁你是小孩呢还是大人？
他张口就答小时候是小孩现在长大成人了啊。我的思维一下子被他搅糊涂了，真可笑，自己都糊涂了又怎去考察别人的清醒与否呢？
到了医院见李宗伦的尸体已停在院子当中，孤零零的，仰脸朝天。我吓了一跳，李宗伦的半边脸雪白雪白，像纸一般。走到近前一看，竟真的是贴了纸，将原先被火药喷黑的部位遮住了。这效果让我心惊肉跳，本来熟悉的死者一下子变得陌生可怕。没有人询问，因此弄不清这纸是他死前自己贴上去的还是死后别人贴上去的。如果是自己贴的，那么李宗伦真可算得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了。
我和梁枫将李宗伦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原先熟悉的那个老程不在，新来的自报家门说姓周，我的一家子，说不久前从一大队来的，准备让他接替老程。我问是不是老程刑期到了，老周说他还早，是精神出毛病了，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清楚的。我问是怎么回事，老周说大概是受刺激了。你想想，长年累月干埋死人这活……半个月前他的一个也在这里服刑的好友死了，埋人的时候就开始不对头了，他不让别人动手，自己埋，埋一层土垫一层草，再埋一层土再垫一层草，直到封顶。他说他这位好友平常最怕冷，土里夹上几层草墓里就暖和了。梁枫说人死了哪会知道冷热呀。我和老周都没理会梁枫这个大聪明人的话。我问老程现在在哪儿。老周朝山坡上指指，透视岗顶上的天空，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在活动，很机械地动作着。老周说老程一犯了糊涂就不停地挖坑，止都止不住。现在从坡下到坡上已挖了数不清的坑，好像要给我乐岭的全部犯人把墓准备好似的，墓坑挖得也很考究，大小深浅一丝不苟。说挖墓是为死人造房子，万万马虎不得的。听了老周的话，我心里酸酸的，不是个滋味。
现成的坑，埋人也很简单，我、梁枫和老周同心协力将李宗伦“入土为安”了。临走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老周道：老周，这些墓有标识没有呢？老周问：什么标识？我说标明墓里埋的是何人呀。老周摇摇头，说不立碑怎么知道埋的是谁呢？我说这可不行，要是以后家属来祭奠或者迁坟一笔糊涂账怎么向人家交待啊，再说也对不住死人啊！老周听了苦笑笑，说谁还想那么远那么周全呢？你以为咱都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还惦记着流芳百世吗？老周的话使我一下子想起在“御花园”时，我和陈涛关于死了怎样写悼词的争论，想想老周说的也确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这些大活人都被人遗忘在这大山荒野里，死了以后难道还……老周转而又说：不过，这个老程是记得的，都装在他心里，他说得出来的。我没回答什么，只是在心里想：一旦老程不在这儿或者脑子全糊涂了，不照旧是一笔糊涂账吗？
我乐岭交谈（我与张撰）――
老周我完了。
咋的啦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