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全集.net》第42/45页
好几部跟京剧有关的电影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是里边常常有一个傻子，张着肥硕的流涎的嘴唇，跟着唱戏的人，形影不离，最能表现他欣赏水平的是，他的脖子偶尔能随着鼓左右晃动一下，我以为这也极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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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讲等级，从服装、用具、房屋起就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一讲就多少年，“正确”到骨子里了。
封建等级制大概正是借用服装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束缚，麻衣褐布，只配永做受苦人，至清一代，入关的满族分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更是以服御为别。凡带颜色儿的满人都可不事劳作，提笼架鸟，坐等俸禄，成为趴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寄生虫，这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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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等级传统，那就是题字，讲好了的要全国人民都说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可就是有一些大佬不听话，到处题字，一题就必繁体与简化字并用，更有甚者，是造一些多一点多一撇的什么字，明明错了，也不准改，生生地又跟古老的文字狱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和鼓励着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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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瞧你这德行！时常听北京人这么教训外地人，似乎外地人都无德，而无德显然又是跟无能连在一起的。
德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让“女子无才”，重要到公主、太监，名字里全都是德这样、德那样。这个字当然也很象形，如果是女人，像是坐在轿子里的，如果要往水缸里装，只能砍手剁脚；对于太监来说，不但看不出那里少了两点，反而还太过臃肿，所以，只能躬腰爬背，奴颜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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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２０几年前，你如果跟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聊天，他一定还会这样说：哎呀，我个人算个啥？不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嘛？晚抱几年孙子也是值得的。
北京人的政治觉悟从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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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概在政治里浸淫得太久了，抽不出身，转不过脑袋，你看看指挥交通的“协管员”，穿戴整齐，一招一式，走的都是英武的路子，配着口中的“指挥”口令，活脱脱一个不愿长大的红卫兵，而只有这等革命激情，才是支撑他们高人一等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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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激情在公交售票员的报站中也有部分遗留，当然，你不用给我纠缠说有些报站的纯粹就是老油子式的应付，因为根本听不清他口里呜里哇啦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像化石一样的另一部分售票员，报站时还采用的是“很有激情地朗读课文”，而且不仅是朗读，简直就是戏剧的说唱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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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一层又一层，方方正正，街道整齐如棋盘，一条自南向北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现已不存在），经正阳门、大清门（现已不存在）、天安门、端门、午门、前三殿、后三殿、神武门、景山万春亭、地安门（现已不存在）、鼓楼、北到钟楼为止。城内所有主要建筑都沿此可中轴线东、西对称排列，深刻地体现了皇权至上和大一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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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建于明永乐年十五年，高３３．７米，横九进五，以示“九五”帝王尊。凡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大典都在此“颁诏”。天安门堞口正中设有宣诏台，用木雕的金凤衔诏书由滑车系下，由礼部官员托着“云朵”盘承接，放入“龙亭”，抬至礼部，用黄纸誊写后，分送各地，称“金凤颁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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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和城垣，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以紫禁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外城，由四道城池围护。
外城由东向西依次为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内城由正阳门（前门）开始，向西依次为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
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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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四合院院落重叠，前廊后厦，抄手游廊，垂花门，影壁，隔断，都十分讲究，这种布局讲究明显受到古代风水说的影响，大门都不开在中轴线上，而开在八卦的“巽”位或“乾”位，所以路北住宅的大门开在东南角，路南住宅的大门开在西北角。一般又分为正房与厢房，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妇女住内院，来客和男仆住外院。长幼尊卑，各安其序，四合院的神髓就在于一个“合”字，将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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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绰的四合院修好了，背靠背或面对面地平排着，每家每户之间、每排院落间，不是要留出通道么？这就是胡同。元人修了三进大四合院，明人清人就只好在中间空地来挤，这样，在许多有名的大胡同中就又产生了大量无名的小胡同，“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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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是北京古老文化的载体，跟京戏、京调、京味一样，号称“姓京”，但却是外来文化，它最初来自内蒙古，逐渐生根，从本来的地名通称，演变为一种文化范畴：活的文物，精神余脉，静态与动态，历史到现实，自然的以及人文的一切，都被包纳在内，而把数千条北京“胡同”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连在一起，就真的是一部北京的百科全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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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胡同多，离大街远，且交通不便，因此买个什么零碎东西的，大都取之于串街小贩，于是，做街头小贩就不能不懂“吆喝”。
“磨剪子来———锵菜刀！”
“小枣儿的豌豆黄儿来，大块儿的唉！”
“扒糕哇，筋刀酸辣呀———”
“豆腐脑儿热耶！”
“酸甜的豆汁儿来———麻豆腐！”
“葫芦儿———冰糖的唉！”
侯宝林说的相声中，极善于学唱北京小贩的吆喝。而现今还有一位“京城叫卖大王”，更是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卖弄过他的吆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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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呼吁保护胡同，只有住在胡同里的人例外。我问过许多北京人，都说胡同的主要问题是厕所和取暖。而且就是在每天游人最多的后海胡同区转悠，也能不时闻到一种陈年老臭的气味往鼻孔里钻。
胡同里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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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胡同里的厕所，一早起来，各家都拎着夜壶先是倒，再是涮，至于晚上，厕所的灯泡总是阴森森的，像长毛的绿毛怪，当然，还有个老喜欢给小孩讲鬼故事的大妈，总之，去一趟厕所都得消耗许多肾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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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真就惊现了“绿毛手”。有人夜入公厕，放松完才发觉未带手纸，就可着劲埋怨自己，忽然，坑底伸上来一绿毛手，恭奉着一叠手纸，并怪声曰“此刻不用此纸，今日必死。若用此纸，明日方死。”只好用吧，次日果然死了，传闻越来越盛，公安局乃派大胆侦察员夜晚蹲坑，果然等着绿毛手出，侦察员击之，次日遍寻伤手，才见一工友手缠纱布，死磨滥审，方承认是国民党残渣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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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是指琉璃厂外面的空闲地，位于和平门外，元代在此设立琉璃窑，清乾隆年间迁走，但仍保留了琉璃厂和厂甸之名。后成为热闹的集市中心，逛厂甸是老北京人过春节时最大的乐趣，全城的商贩纷纷前来建肆设摊，什么稀奇洋玩意都可见到，因而名声犹播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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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处在前门与永定门之间，东南是天坛，西南是先农坛。皇帝要到两坛祭祀，在此建起颇为壮观的汉白玉单孔高拱桥，因是专供皇帝跨行，故称天桥。后因铺设电车路轨及展宽马路，天桥便有天无桥了。
天桥是旧北京江湖艺人云集的地方，耍杂技的、唱单弦的、说大鼓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演皮影戏的、练武卖艺的，把个天桥热闹得像个民间节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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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七百余座庙宇，春节期间，大小庙宇均向香客、游人开放。在庙内及门前设有集市，称做庙会，北京庙会以白云观、大钟寺、东岳庙等处最为著名。但２００３年密云庙会踩踏死人事件发生后，这个旧风俗可能也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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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北京不说老舍没法交差，干脆抄一段老舍的书吧：
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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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最细的“心血”出在吴沃尧的笔下，说的是民国初年一个在茶馆里吃茶的没落旗人，精彩之极：
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子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是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粒芝麻掉桌缝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我从来没看到这么故意不辛酸的文字，心麻麻的，恨恨的，痒痒的，哭又哭不出，至今一想到这段文字就忍不住地要喊出来说：倒驴儿，你就把架儿也索性倒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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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北京故事”，极其瘆人：
京师有甲乙二人，以争牙行之利，讼数年不得决，最后彼此遣人相谓曰：“请置一锅于室，满贮沸油，两家及其亲族分立左右，敢以幼儿投锅者，得永占其利。”甲之幼子方五龄，即举手投入，遂得胜。于是甲得占牙行之利，而供其子尸于神龛。后有举争者，辄指子腊曰：“吾家以是乃得此，果欲得者，须仿此为之。”见者莫不惨烈而退。
这游戏是说什么呢？绝不是竞争，而是生意场上的赌命，或是一种特殊的竞争或永不想竞争的手段，我觉得这种事只跟北方人的性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