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3/60页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众人注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那年，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得知国家主席江泽民将要去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就向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提出：中共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有贡献。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中共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的准确日期。当时斯大林没有足够重视中共的情报，待到德军真的如期发起进攻，斯大林又特意给中共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在罗青长的记忆中，这是斯大林给中共发的惟一一封感谢电报。
此事反映到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人查阅档案，果然属实。于是，叶利钦指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授勋。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会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①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美国将军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②一段杰出的情报战功绩，一直深深埋藏在历史之中，五十年后却突然大放异彩。作者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时，谈到描写这段史迹的电视剧难产。阎明复感叹：让现在的编剧导演掌握半个世纪之前的情报工作，确实困难。这使我想到，还有许多类似的事迹不该被湮没！尽管本人现在写得也不够好，但总比留给比本人更晚的作者来写要好些。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又向我们走来，重提这些故事，可以使公众认识中国人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③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第五章 深入虎穴“国际间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①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①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②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1）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高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游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惟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
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住机关”。这住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饮冰家，以“女儿”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饮冰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那才是最大的革命家庭呢！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她卖好了船票。
去延安！这可是所有白区党员的梦想。梅黎这晚睡得很香，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开船的时候，梅黎还没起床呢！误了船，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狠狠批评一顿，梅黎这才明白，做情报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从此，梅黎事事都是赶前不赶后。
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办，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消息。梅黎耐不住，追问行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笑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这个张惟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版，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年和张惟一都相中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
三十多岁的秦老太带着十八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四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惟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惟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惟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惟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在小梅黎眼中，这些领导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梅黎安心了，跟着这些领导学习文化，学习译电，整日埋头工作。
不久，梅黎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惟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译电工作也交由梅黎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著名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黎的寒酸住处，更使梅黎感到革命的魅力。
经由梅黎译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2）
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黎正在后屋译电，突然有人敲门！梅黎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黎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黎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烧毁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纸灰。以前，梅黎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黎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