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54/60页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隐蔽最深的电台小组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堃（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①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收网大捷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案件在整风审干之中继续深入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现在翻阅历史记录，尚未发现国民党在那段时间对边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延安当时最忙的事情，却是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同月，中央社会部发出《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史家认为，这标志延安审干运动进入准备阶段。
春节前后，祁三益在延安发现杨超、李春茂等人。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发现赵秀。随后，保安处在延安、绥德、关中逮捕成批特务。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认为“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②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审查干部是个重要内容，一度出现过火的抢救运动。在此期间，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始终在继续发展。一网打尽，常常只是一个比喻用词。实际生活往往是一网打不尽，还要继续撒网捕鱼。侦破汉训班案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