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全集.com》第42/51页


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对一次判罚,贾秀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质问边裁:“你没有跑到位,人还差5米,能这样判吗?”按照贾秀全的理解,主裁判最多给他黄牌警告,没想到主裁判直接给他一张红牌。就在这一瞬间,郭光琪赛前得到的线报得到了验证。朱骏感觉事态严重,中场休息时,他给足协有关领导打了电话:“我二年来没开口求过你们,但是今天我不下去,真的要出事了。”

足协领导这时才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将罗迪克进球吹为无效的,就是这场将贾秀全罚上看台的张雷。

故事未完,一周之后的中超,申花客场挑战长沙金德。领队郭光琪再次在赛前得到线报:裁判肯定要让申花输球!赛前郭光琪打了一圈电话给足协相关领导,进行汇报。上峰回话说,鉴于申花提供的情况,足协会特别关注本场比赛,并关照当值裁判组力求公正。结果,申花真的输掉了比赛,赛后,申花方面就裁判对比赛中的三个疑似点球不予判罚提出上诉。

本赛季北京的夺冠,一度被朱骏认定为是“内定”。除了他的球队遭受了裁判方面的“不白之冤”,诸如重庆等队也在对阵北京时多有吃亏。一位俱乐部老总对此毫不吃惊:“本来裁判就是影响联赛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担任这样任务的裁判,有时候更多被认为是“官哨”。

最大的官哨可能荣膺“爱国哨”。1996年4月9日,北京国安队2比1战胜巴西格雷米奥队。主裁判黄钢的数次重大错判,严重影响了比赛进程与结果,包括吹了格雷米奥队一个点球,罚下格雷米奥一名球员,以及对近在咫尺的国安队员球门线上的手球视而不见。客队被深深激怒了,怒发冲冠的客队主教练斯科拉里留下著名的诅咒:“中国队永远永远打不进世界杯!”此后,爱国哨前仆后继,为国字号服务。至少有10名国内裁判有资格评选最佳爱国哨,2009年度万大雪在中国对沙特,范琦在中国对伊朗比赛都有“出色”的发挥。

2009年10月17日,陕西主场对阵重庆,张雷以平均4分钟1张黄牌的速度“出牌”,第70分钟曹欢本来已经领到第二张黄牌,张雷出牌过度,一时头晕,竟然没有出示红牌,幸好场边第四官员和阿里汉的提醒,张雷才有所醒悟。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重庆队身上一次,2006年7月27日重庆主场迎战联城,来自土库曼斯坦的主裁判马迈多夫,下半场刚开始就因很小的动作准备发牌。在他掏牌之前,甘锐上前竖起一根指头(食指,表示已经有一黄牌在身,请求饶过), 马迈多夫断无可改。但他发出第二张黄牌,并未让甘锐下场,让人捧腹。这位粗心的裁判,赛前被人传说是被主队“做了工作的”。

2009 年赛季深圳对陕西,谭海的判罚就更前卫了。半场快结束时,陕西队开出任意球的同时,主裁判谭海鸣哨,深足防守队员已经听见哨响,放弃防守,陕西队的维森特趁这个机会用头将球打进。当球飞进门后,主裁谭海又顺势吹了一声长哨,示意进球有效。由于鸣哨方式怪异,维森特都没搞清这个进球是否算数,直到谭海再次确认,他才和队友们拥抱庆祝。深圳球迷赛后编了段顺口溜:“谭海谭海你真牛,进球哨完才进球。”

“桑拿裁判”陶然成,得名于2002年甲A第一轮,某媒体披露他赛前接受当地足协宴请,事后还接受了桑拿服务。当时,中国足协进行了调查,虽未透露桑拿具体情况,但要求当事人陶然成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出现类似违规的事件。陶然成此后数次成为焦点,巅峰之作当数“双角球”。

2008年8月22日,主场作战的武汉对冠城的比赛进入补时阶段,观众都以为比赛会以0比0结束,武汉队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按照比赛规则,这个角球应当在冠城球门的右侧罚,因为皮球是被冠城门将宋振瑜的右侧出底线,但武汉主场的球童在两边角球区都丢了球。此时,武汉队员为节约时间就近走到了左边罚球,而右边角球区也有人“跟七”,也摆了一个足球在角球点上。冠城队球员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右边,球员说:“当我们听到脑后一阵凉风时,刚刚转身,只能看见武汉队后卫杨鲲鹏头球进球了。”原来,武汉队率先开出了左边的角球,对于这个明显违反规则的进球,判罚当优主裁判陶然成认定有效,最终冠城不得不冤枉地以0比1输掉了这场比赛,弄得当时的冠城总经理吕峰多年之后还在调侃,一支球队需要加练“双角球”。

相对于中国同行,韩国人稍微直爽一些,当年韩国人李基永参加了“11・ 17”中国对香港的执法,2008年10月他来到济南执法山东鲁能和天津比赛。这场比赛关系到冠军归属,中国足协特意让外籍裁判来担纲,要的就是给双方显示公平。在比赛中,山东主教练和球迷都谩骂李基永“SB”。李基永的站位还“助攻”了天津队攻进一球,但客队的谭望嵩也被他两张黄牌罚下。值得一提的是,李基永认为自己吹得并不好,回到休息室来了一句:“这场比赛裁判就是SB ! ”

使用外国裁判,在中国并不一定代表对其业务水平的推崇。而是中国裁判本身的表现让俱乐部越来越不放心。他们认为,在关键比赛里,首先裁判不能来自双方的任何一个城市,其次最好不要来自双方教练的城市,或者不要来自双方总经理或投资人城市……按照这样的标准,裁委会不得不连20岁的日本裁判都请来执法,但因其年龄又受到了质疑。

裁判的年龄不是问题,有时候错判、误判也不是问题,最糟糕的是改判,并且不止一次。2001年3月25日,大连实德主场对天津泰达,下半时第38分钟,主裁判杨志强判罚天津外援索萨禁区内手球犯规,实德队获得点球。在天津强烈抗议下,杨志强与边裁商量,改判,取消了点球。大连队员随后也围住杨志强要说法。杨志强在征询了另一边裁与第4裁判的意见后,再度将此球改判为点球。此时,天津队守门员弃门走到罚球区外,其他队员也走向场外,场面失控,比赛中断了将近5分钟。最后,李明主罚点球命中,大连队2比1获胜。杨志强来自成都,1999年,在甲B赛场五牛对太阳神的比赛中也曾出现3次改判,当时让两队都很崩溃的是刘庆伟。

金哨陆俊也犯过低级错误。2004年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上海中远与青岛中能点球决战。陆俊在比赛明明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还坚持让青岛队继续罚球。其实青岛已经胜利了,球员和教练拥抱欢庆。此时,他们却遭到了陆俊的狂批:“你们懂规则吗?是你们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没踢完呢你们在这干什么?”后来看电视录像,陆俊才发现自己的确错了,硬要求对方多罚了一个球。

好的裁判一定很执著,但不一定每次执著都是对的。黎兵职业生涯唯一一张红牌正是陆俊派发的,而他透露,矛盾来源于陆俊一直“喋喋不休”。对于这一点,现在的很多球员都很忌讳黄俊杰:“他经常骂我们,那句‘老子就是要整死你’就是出自他之口。”

一个裁判的运气和他自己的职业息息相关,在这方面李福长的2004年非同寻常。2004年10月23日下午,天津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边裁李福长头部受伤。由于他是光头,流血清晰可见。主裁判陈国强果断暂停了比赛10分钟,球场第四裁判替补李福长而“出场”,比赛得以继续进行。一周之后,浙江绿城主场3比1胜湖南湘军,第一边裁李福长一度还成为湘军队员攻击的对象。次日,他和于东在返程时遭遇车祸。不知为何,他们的座车撞上萧山国际机场收费站护墩后,又撞上收费站的支柱,严重变形。两人和司机受重伤,被送到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但裁判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被其他情况误伤。2007年3月18日下午,厦门蓝狮主场迎战天津康师傅。主队输球,部分愤怒的球迷在无处发泄之时,适逢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满脸微笑坐在场外的一辆车里,于是大批球迷冲了过去,朝车里吐口水,砸碎了车窗玻璃,将保险杠也弄坏了。这实际上是中超裁判陈国强的车,而这场球本是何志彪主裁。纯属路过,却遭遇如此待遇,真是不知往何处申冤。

十一运男足预赛(武汉赛区)的收官之战中,被淘汰出局的贵州男足将火气撒向了当值主裁判王学庆。赛后,他遭到了贵州球员和教练的辱骂和追打。在另外一个赛场,一名天津队员狂追了主裁判何志彪近一百米将其按倒,暴打数拳,身后一帮警察围追。搞笑的是,当他被暴打一会儿后,现场才慢条斯理地开始广播:“请为你们的运动生涯着想,请为你们的职业前程着想……”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一些教练说:“千万别小瞧了青少年比赛,多的时候,一场球可高达百万元。有的教练参与赌球的收入要比其每年的工资收入高出10倍。”

23年前,在河北张家口的全国贝贝杯少儿足球预选赛中,打出了两个离奇比分:西豁子小学69比0胜南菜园小学;怡安街小学91比0胜学校街小学。如果单听数字,可能认为这是一场篮球比赛,但这的确是30分钟一场的少儿足球的比赛。据说,由于这儿所小学所在的区体委做出了确保西豁子小学夺冠的决定,于是南菜园小学的大门变成了“菜园门”,任凭对方随便进。而他们都低估了另外一场球对手们的脸皮。在几次球都要快出界时,门将干脆直接抓住球,直接往自家门里扔,最后一场硬是比竞争对手多进了22个。

1986年,中国人还没有使用手机。而进人2000年以来,在一些U16、U19比赛的场边,教练的手机会一直叫唤不停。2009年全运会四川赛区,U16比赛正在进行,现场观众寥寥,但仍有一位女子在现场使用耳机,对比赛进行全程“口播”。有人说:“这是庄家比分网的报分员。”此时,这些比赛在网络账户上已有盘口,在点球、红黄牌、前场任意球等关键时刻,盘口都会适时停止。这是和中超联赛、欧洲联赛一样的待遇。

据中国足协学校足球办公室负责人冯剑明透露,不久前已经对46个项目布点城市中30余个城市的近500名校长、3500名教师进行了首轮教育、培训,其中“杜绝假赌黑毒素滋扰、从思想根源上拒绝追逐功利”也是重点教育内容之一。“公安部门的抓赌很好。让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受到应有责罚,也让我们的足球土壤干净起来。不过,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目前赌博机构除了对成年职业联赛外,已经把罪恶的触角伸向我们的U19、U17、U15等各级青少年联赛,甚至到了女足,我们不得不提前做些工作,防患于未然。”

但冯剑明强调,日前学校足球没有涉及利益,还是净土。

这一论调,有待争论。2008年11月,全国中学生女足比赛在武汉进行,代表重庆参赛的大坪中学足球队最终获得第6名。兴奋之余,大坪女足深知,她们很难完成教育部相关部门口头传达的“必须进入世界前三”的目标。在确定由大坪中学组队参赛后,教育部学生联合会指定李卫平担任主教练,并给他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球员的权力。当时全国该年龄段球员正在广西进行集训,李卫平在集训营中选了20名大坪中学以外的球员,这些球员都曾进过国少队。国少队主教练赵立春也摇身一变成了大坪中学女足球队的助理教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少队,我去土耳其也没帮着训练。”赵立春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始终不承认大坪中学雇来的是国少队球员,甚至称自己没帮着大坪中学训练。不过据一名国少队队员介绍,赵立春在球队中起到了很重要作用,“赵指导之前一直带我们,这次跟着去,更熟悉我们队员的情况。”在这支大坪中学女足获得世界中学生女足冠军后,人们才惊愕地发现,所谓大坪中学队,仅有一名球员符合参赛规定。

同年8月,几公里外的九龙坡中学,中学足球的惨剧以另一种方式在上演。一年前,由于体育成绩特别优秀,母诗灏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中学专门从贵州省贵阳市招来,与他一起进学校的还有儿名贵州的学生和一名上海的体育特长生。他们的父母十分舍不得,但这所拥有足球传统优势的重点中学还是让母诗灏十分向往。他们最后没想到的是,在一次训练之后,母诗灏被教练林某直接瑞倒,后因特重型颅脑损伤辞世。

中国青少年足球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越南,直播国内U15比赛就像直播曼联对切尔西比赛一样自然。2005年,张宁挂帅国少,他透露,那届国少的选材范围不超过200人。最为重要的是,现阶段的青少年足球已经受到了赌球的侵蚀。

在2009年全国U19足球在湖北宜昌举办的第一阶段比赛中,比赛才进行几天,但已有多场疑似假球。其中的原因,肯定和博彩公司有关。河南建业U19与河北足协U19对垒时,博彩公司开出的盘口是河南建业U19让半球/一球,水位一直游移在0.30以下,然而,河北足协却意外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结果让那些投注河南建业的赌球者血本无归。一些教练说:“千万别小瞧了青少年比赛,多的时候,一场球可高达百万元。有的教练参与赌球的收人要比其每年的工资收人高出10倍。”

U19并非是庄家开盘年龄最小的联赛,在U16比赛中也曾出现各种盘口。这些比赛一般以赛会制形式开打,客观上让庄家比较容易联系到人,予以控制。一旦和球队的领队、教练通上线,就比较好掌控了。圈内人士表示,这是因为球员年龄小,临场不会出现像成人比赛那样多的变数。因此,操纵青年联赛相对简单。

但只要涉及到钱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事。据悉,有一名教练在口头答应打出某个结果之后,却没有兑现,第二天就接到了庄家的电话。而与他交手的对方教练也对他的举动很不理解。后者因为常常和电话那头的“小庄家”配合,他已经换了电脑和手机,据说很快就要换一辆中等家用车了。这种鸟枪换炮的速度,在基层教练里不多见。

由于青年队比赛的特殊性,参赛队对外界来说并无强弱的印象。买家单凭庄家开出盘口来进行“分析”,而这对庄家来说非常有利。他们不但可以保证上下盘平衡,同时甚至可以操纵比赛后开出“鸡盘”――故意误导下注错误方向的盘口,从中大赚一笔。最近甚至有圈内人十表示,原先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运会青年队比赛,也可能涉及猫腻。和当地体育局的区区奖金相比,下球的收获要高出很多。一位教练说:“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具体名次要求的球队,实际上是比较自由的。”

在小年龄组比赛里,裁判和比赛监督特别重要。首先,这样的比赛一般都没有视频资料,因此完全凭他们说了算。一位基层教练曾经说过,他见过一下被罚下两三个队员的情况,裁判很明显是在帮对手赢球。但这些情况赛后很难获得有利的证据。十一运足球比赛中,多次发生追打裁判事件,除了成绩的原因,有人认为,也可能与赌球有关。为了消除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足协甚至在十一运预赛附加赛阶段,将比赛放在香河基地闭门“操作”,虽然避开了庄家的骚扰,但足球赛本来就是大众运动,弄得如同做贼一般,让媒体不胜唏嘘:“不会所有的比赛今后都会关起门来踢,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结果吧?”

青年队教练曲名(隐去真名)认为:“主要是现在好赌球的人太多了,所以连十几岁的少年队都开盘。”青少年的比赛有些甚至在上午10点开赛,庄家仍然认为有市场。本来,在这个时段,原先占据赌球主力市场的是北美大联盟、墨西哥联赛、加拿大联赛等等。与此同时,像日本高中女足联赛也有盘口,所不同的是,日本高中女足的水位非常“正常”,一般在0.8――1.0左右,和其职业联赛类似。赌球的人都很清楚,这意味着这是一个相对公平、极少猫腻的联赛。

2008年中旬,泰国一家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同龄人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影响,泰国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了足球赌博。小学生比例从2006年的5.46%增加到2007年的6.03%,初中生比例从10.39%增加到13.30%,高中生比例从14.80%增至15.88%,职业学校学生比例则从17.88%上升至18.21%。

对中国家长而言,青少年足球最大的问题不是赌球,而是高额培训费和不太正常的晋升渠道。有的家长为了自己孩子每年1.5万元左右的踢球学费多次卖血;有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踢球变卖资产……武汉光谷退出之后,一名球员的家长欲哭无泪,因为眼看自己的孩子就要升到二队了。前几年,一桩公案甚至让圈内炸了锅,据传一位母亲因为指望儿子能在梯队有一个更好前途,不得不陪教练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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