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第3/12页
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
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计，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诗性陆小曼
爱情只是绕指柔(1)
受过良好教育的小曼真正是多才多艺、有容有貌的大家闺秀。
不是诗人的陆小曼，生活却是十分诗性。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陆小曼的时光流转已是过经千山万水。埙的声音流动，在我听来如缤纷蝶舞。我便想起佛说过的五百年才换来的一次回眸：你怎就不懂得珍惜呢？
听埙的时候，常常有些分不清年代。埙是一种上古的乐器，用泥土制成，它萦萦绕绕的便是土的声音，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不需要想起，也不需要忘记。那天是阴着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天空是连绵无涯的灰白色，这样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很窒息的，那些与生命有关的东西仿佛都被埋住了，太阳似乎已经客死他乡，传递不来外面世界的消息。在满天满地的静谧里，我惶惑无措，就对自己说，听埙吧。这个时候，埙是一个救赎者，把几千年流逝的时光聚拢融汇变成一条河，我自然而然地漂在这河上，如同雁过长空，此去经年。
这样的情形很有些鬼魅，我在冥想中便想到一个曾经让我有过这种鬼魅感觉的绝代女子。那是在某个偶然里，我看到了一张这个女子的照片，她支着额坐在书桌前，似在读书，似在微笑，如水如幽香如初芽舒展的新叶，欣欣然却不惹尘埃。
我一时便想，这样的女子，如兰的气息，值是入骨风情活色生香难掩，那没有雕琢之气的娇艳使她会是男人无法抵达的梦境迷宫，男人们怕是有梦也可以无梦，怔怔地就失了魂魄。
这个照片中的女子就是陆小曼。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1963年在上海，一个叫东方芥子的人因朋友得到一张陆小曼的山水画，有“小曼”的款识却无印章，便找小曼想补个印。她带着画去找陆小曼——陆大姑（这时人们叫她陆先生或陆大姑）。门开着，一位瘦弱的老妇人怀抱只老猫悠闲地坐在屋里，阳光慵懒地照在她的身上，老妇人面色茶黄，眼袋低垂，一嘴焦褐的牙齿，还残缺不全。老妇人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照片，一位二十来岁的少女身着旗袍，恬静地抱着只白色的小猫，少女扎着根粗黑的短辫，明眸皓齿，面若桃花。
就是这一篇关于美人迟暮的文章，以近乎鬼魅的氛围记述陆小曼晚年的某一日情形，突然就让我疼痛。疼痛像毕毕剥剥的雨点，雨打芭蕉一般，带我找寻上世纪二十年代花团锦簇的佳人陆小曼。
陆小曼不像是个历史人物。在堆积的时光中，她容易被我们找到，也正在于她与徐志摩的关系。在佛教看来，这就像蛛网上的露珠，凭借历史人物的生命之网，我们看到陆小曼在佳人云集的人海里从普通视角向独特视角的转换和放大，由此，我们便也可以透过时间凝结的露珠之眼，感受那个年代一个绝顶优秀的女子的命运，那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女人们的某个片断，它们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像罡风凛冽，猎猎飘动，让我们在千帆过尽、三千弱水中只饮一瓢亦若有所思。
陆小曼名眉，又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是江苏常州的富家女子，1903年9月出生于上海。据说这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肤白肌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用现在的眼光看小曼，她无疑是那个时代受到最好教育的女子。从小在上海上幼稚园，后来随母亲到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父亲陆定（陆建三）是晚清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职20余年。他是
国民党员，也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乃名门闺秀，多才多艺，更擅长一手工笔画。陆小曼是这个家庭的独女，自然是掌上明珠。小曼在北京先是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后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再跟英国教师学英语。小曼通英、法两国文字，还能弹钢琴，长于画油画，聪颖过人而又才华横溢。她还漂亮可人，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真正是多才多艺、有容有貌的大家闺秀。当时的文化名流胡适先生就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人们多以为，她后来的悲剧人生是她选择了与徐志摩的婚姻，其实是她自己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
陆小曼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让自己的个性自由迸发，走入极端，这就是陆小曼的一种任性。这份任性消耗了一个优秀女性的一生。
胡适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小曼在18岁左右，青春年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貌美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小曼被选中。小曼虽然才18岁，但因她活泼、大方，气质非凡，又颇具个性，因此非常胜任这份工作。有一次顾维钧当着小曼父亲的面说：“陆建三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
从这些资料，可以一窥陆小曼青春年少的绰约风姿。据说，北洋政府外交机构当时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快。就是中外女宾，也是欲与之一言以为快的。
这个时期的陆小曼，真是像春天的花蕾在积聚了生命的精华之后盛开，鲜艳夺目。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
被这样绚烂而又怡人的光彩包围着，小曼自然不似中国传统女性低调隐忍，她被父母纵容着融入了当时外来文明与技术照耀的现代社会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培育着一个超越时代的新女性。比如有一次，小曼在招待外宾看文艺晚会时，外宾对有些节目不客气地说：“这么糟糕的东西，怎么可以搬上舞台？”小曼回敬对方说：“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有特色的节目，只是你们看不懂而已。”还有一次在节日宴会上，有的外国人为了取乐，将中国儿童的气球烧爆，然后捧腹大笑。小曼以同样的方法把外国儿童的气球也烧爆，使外国人和中国人都目瞪口呆。这就是陆小曼，别人做不到的事，她能做到。别人不敢为的行为，她做起来让人只能叹为观止。现在，穿越时光的隧道去看她，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在很多时候让我们结舌瞠目。（参见张红萍文《陆小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人们多以为，她后来的悲剧人生是她选择了与徐志摩的婚姻，但我认为是她自己的个性决定了她的人生。对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外来的一切不过是诱因而已，诱因会使得一个人的个性张扬，但不会改变个性。而这也正是我们解读陆小曼的意义。我以为，个性自然是人人都有的，在人生或短或长的场景中，个性如一的气质是绝顶重要的因素，它造就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气息。但个性的表现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流露，需要理性和生存智慧的融通，反之会泛滥成灾让人身临危险，有的人懂得用理性去收放自己的个性，有的人不懂或是不愿意接受理性的限制。陆小曼是后一类人，她让自己的个性自由迸发，她不太讲究收放尺度。她甚至还想超越生存环境和所在的时代。这样一来，生存所需要的某种均衡就被打破了，就容易走入极端。很显然，对过日子而言，走入极端至少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也只能说：陆小曼是一个一生依自己的真性情生存的真女子。
而事实上，我接下来的另外一句话则是：这是陆小曼的一种任性。这份任性消耗了一个优秀女性的一生。一个人张扬自己的真性情原本是没有错，她也可以不按所在时代的惯性过规定的性别角色生活，不去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以她那样妖娆的生命，男人们自是愿意来迁就她。但这种迁就落实在某个暂时的或情绪的时候是可以的，放在一日一日连绵的日子上，却会让人厌倦和生畏。其实稍用一下脑筋，就不难想到，个性是一种精神，是审美的。审美的东西唯有融入世俗的生存意义，才是可以延续的。相较于与徐志摩相关的另外一个女性林徽因，陆小曼缺乏的正是这份世俗的生存智慧。多么优秀的女子，到底终归也是弱者，一个缺少生存智慧的女子，并不会因为优秀而有什么不同，并不会因此而有更好的人生。
如此，青春年少里灿烂的陆小曼是流光溢彩的，却恰恰是这些光彩的纵容像沉默而快乐地抛下的鱼线，使得陆小曼失去了获得生存经验的重要机会。她不懂得对“生之艺术”的需要。
陆小曼不是诗人，她的生活态度却是十分的诗性。青春年少的陆小曼不管合理不合理，合适不合适，她不世故也不讨巧，恃宠而纵我。这个时期的她当然也是有这份本钱的。她是社会上层家庭里的独生女，美丽聪慧又多才多艺，年轻豆蔻又风情灼灼。于是她就不退让，不掩饰，不迁就，也不包容。人们的娇宠放任使得她像没有园丁护理的花骨朵恣意怒放，却是不知这妖艳璀璨要做了她自己的罂粟。
青春年少里灿烂的陆小曼是流光溢彩的，却恰恰是这些光彩的纵容像沉默而快乐地抛下的鱼线，使得陆小曼失去了获得生存经验的重要机会。
晚年陆小曼，俗世的繁华都变成一纸的寂寞。
而不管在哪个年代，人类的活动当然是需要诗意的，诗人也总是被当作歌者，这也说明了诗性是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渴望。相对于现实与存在，诗性不过是人本性中的一滴香水，是一种情调罢了。这就是现实对不懂得虚伪的人们的虚伪。
此时，在一切归于沉寂之后，读着陆小曼人生的短暂快乐与不能愈合的伤痕，看她在快乐转瞬即逝后对世界的依然留恋和对生命的挣扎，仿佛间我似乎听到那抛下的鱼线与空气摩擦的声音，然后鱼线落入水中，和金色的河水一起静静地摇曳。然后陆小曼只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那几乎从水声开始喧嚣的古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追问的人生意义之中，这实在是现实对精神的和形而上的、对于勇敢而毫不伪饰的真女子的冷漠。
18岁的好时光天天飞逝。1922年，19岁的陆小曼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王赓，江苏无锡人，年龄比陆小曼大７岁。毕业于
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旋又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经陆小曼的寄父母唐在礼夫妇介绍，前来议婚。陆定夫妇之前曾经婉拒了不知多少人家，不肯将自己的掌上明珠轻易许人。这次看到王赓年少英俊，又有成就，很快就答应了。从订婚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人称“闪电结婚”。婚礼在海军联欢社举行，仪式之隆，轰动京师。
然而，生活中总是有意外发生的。所谓“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吧，咫尺天涯中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不期而遇。不过一些时候的遭遇有如经霜的树叶，一阵疾风就猝然离枝；一些时候的遭遇却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情感上的遭遇，大抵就是后一种情形。十指不沾阳春水，奢华无虑生活中的陆小曼在一场风光的婚姻后就遭遇了一场不期而遇的爱情。这场爱情荡着招摇的美丽，野气暗伏中包裹着春阳的暖意，使得在平淡的婚姻生活里稍稍有些枯意的陆小曼顿时活泛过来。
这就是爱得轰轰烈烈，并在那个时代和以后的年代里都演绎得沸沸扬扬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徐志摩是有“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的著名诗人。以这样的热情爱起来，在往复的日子里渐渐生出了轻愁薄痛的陆小曼如被魔杖点中，完完全全不能自已。从目前出版的众多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传记中，我们依稀还能体会到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爱恋的炽烈，那灼热的罗曼蒂克铺天盖地氤氲着玫瑰的香气，着实叫今天的我们也惊讶得望尘莫及。
陆小曼的丈夫王赓这时任哈尔滨警察厅长，侯门如海，徐志摩要用钱来贿赂门房才有可能与陆小曼见面，而陆小曼给徐志摩写情书不但要用英文，连寄信也只能自己抽空出去寄。如此用心良苦，他们的恋情还是像时下名人们的生活一样弄得满城风雨，王赓甚至还拔出枪来威胁陆小曼。但波折和冒险对恋爱中的志摩和小曼却是如同在烈火中加了干枝，激发起他们的专注和昂扬。他们向世人宣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而在爱情的落笔处，徐志摩则是激情迸涌，写下了许多经久的爱情诗句。如《雪花的快乐》、《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翡冷翠的一夜》，等等。恋爱中的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
在恋爱的徐志摩眼中，陆小曼是“一双眼睛也在说话，晴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我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眉，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一团火热的真情，整个儿给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完全的爱还我。”在这样的爱情中，徐志摩表现出的是纯粹的感性，在《爱眉小札 日记》中，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相思和恋爱的喜悦隔时隔空仍然传递着感染力：“今天捱过好不容易，直到十一时半你的信才来，阿弥陀佛，我上天了。我一壁开信就见着你肥肥的字迹，我就乐想躲着眉，我妈坐在我对桌，我爸躺在床上同声笑着骂了：‘谁来看你信，这鬼鬼祟祟的干么！’”如此的专情和用情，使我们很难想象这时的徐志摩其实刚刚经历了爱情的挫折，刚刚因为林徽因而与原配妻子张幼仪离婚，而他苦恋的林徽因却做了他的老师梁启超的儿媳妇。如此，从今天的视角来理解徐志摩在社会与家庭两不相容的境况中的恋爱热情，我也只能想到徐志摩在他的《猛虎集》序文中写的一段话：“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志摩与小曼的爱情荡着招摇的美丽，野气暗伏中包裹着春阳的暖意
美丽聪慧又多才多艺，年轻豆蔻又风情灼灼。于是她就不退让，不掩饰，不迁就也不包容。
有了这样的用心血讴歌的心愿，徐志摩的充满爱的歌唱无疑会直接击中陆小曼心灵中最柔弱的部分，“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之中”。
她接着说：“婚后一年多才稍微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陆小曼在震撼之中如灌醍醐。有婚姻在身，而且夫婿王赓也是上流社会有地位有前途的青年俊杰，陆小曼任性而坚决地要走出她的婚姻，她说：“爱，这个字本来是我不认识的，我是模糊的，我不知道爱也不知道苦，现在爱也明白了，苦也尝够了；再回到模糊的路上去倒是不可能了，你叫我怎办？”
在陆小曼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她的意志已决，一个很奢华的军官太太，生几个孩子，慢慢变老的人生已经开始改写。在风气初开的潮流中，她更是受到青年男女的怂恿、喝彩，豪气万千地踏上“不思旧姻求新婚”的道路。自然，在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她也成为不道德的女人。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婚礼，梁启超为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人们听到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做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而事实上，梁启超的话虽然使陆小曼委屈得泪水盈盈，却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理性长者的逆耳忠言。只是这时的陆小曼终于和心爱的人牵起了手，一心以为婚姻会为这场爱情锦上添花。许是不会去想婚姻和爱情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事物。事实上处在婚姻里的所有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一般来说，婚姻不存在奇迹和童话。拉斯说：“爱就是爱消失的过程。”我以为，所谓消失正是因为婚姻使我们变回了常态。对此，感性的人会认为这是残忍，理性的人却会在婚姻后作出适应现实需要的调整，以珍惜彼此的感情和曾经热血沸腾的极端。
然而，陆小曼在婚姻之后，依然奢华而任性地要求爱情状况下的极端，就注定了她的幸福只是流星划过夜空，倏然而逝。
有记载说，新婚后有一段时间徐志摩每天一大早要到花市上去买一束鲜花，献到他心爱妻子的床前。陆小曼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徐志摩便雇来厨师、车夫和女佣。渐渐地陆小曼爱上了上海的夜生活，她出手阔绰，热衷于结交名人、名伶，喜欢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成了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每天跳舞、打牌、看戏或玩票，直到半夜三更。有时候陆小曼要去戏院演越剧，徐志摩陪同前往时还得粉墨登场，和夫人同唱一台戏。就像陆小曼在《爱眉小札》序中写的：以后日子中我们的快乐就别提了，我们从此走入了天国，踏进了乐园……度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
当然，神仙般的生活是不可能年复一年的，陆小曼很快回到了辽阔而疲惫的土地。如此，一个家庭的真实生活才刚刚开始。真实像一块流水中的礁石，使小曼的梦想和期望值在碰撞中溅落。徐志摩渐渐体味到了操持的艰难，他无法满足小曼习惯的生活，只好奔波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拼命地创作、教书，兼着几个大学的课，仍然无法补足家用，窘迫不堪中转手古董字画、做
房地产掮客。两个对金钱毫无概念的人被金钱所困后，便像大多日常夫妻一样，由一些的矛盾和怨言充塞着日子，陆小曼开始觉得徐志摩不如婚前对她好，她觉得婚后的志摩只是管她而不再爱她，她开始失望。她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抱怨：“照理讲，婚后的生活应该比过去甜蜜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 为了避开现实的烦劳，徐志摩曾于1928年6月15日起程，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地，历时五个月左右，于11月上旬抵达上海。三年以后，他在给陆小曼的家信中提到了当时的心情：前三年你初沾上陋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难受，但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所以至多只是时间短，绷长一个脸，一切都埋在心里。
如果不是我身体茁壮，我一定早得神经衰弱，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见1931年3月19日致陆小曼信）现实却不会因为躲避而消失。1931年便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难受的一年。1931年6月25日，志摩从北京寄给小曼的信札中这样提到：……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就是你我，一南一北。你说是我甘愿离南，我只说是你不肯随我北来。
结果大家都不得痛快。但要彼此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甚么法想？明知勉强的事是不彻底的，所以看情形，恐怕只能各是其是，……我真也不知怎样想才好！
在同年的7月3日，徐志摩给朋友张慰慈夫妇的信中更是怨气冲天：……我这个世界住腻了，我这一年也不知哪来的晦气，母亲死这还不算，老头子和老家闹的僵绝……又犯了驿马命，南北奔波至八次之多，钱化得九孔十穿，掩补都来不及。
更难受是小曼还来和我打架，我上海实在不能住，我请她北来她不肯，近几日来信大发脾气，害得我也怨天怨地，坐立不是。……我本心境已坏，但藉小曼明白了解，认为唯一安慰，如今她又因为我偶发牢骚就此生怒，我真有些回顾苍茫，悲观起来了。 1931年11月17日，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矇眬。第二天，两人争吵，当时为治疗“心口疼”而吸食上“大烟”正在烟榻上过鸦片瘾的小曼，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去。徐志摩彻底地绝望了，他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准备19日搭乘飞机，飞往北平。后因故改乘
邮政班机，结果飞机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时，遇到漫天大雾，误触山头失事。一代风流才子就此陨落，陆小曼“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丽”的婚姻经历了五个年头后，从此结束。
后来的陆小曼，俗世的繁华都变成一纸的寂寞，她在人们的非议和指责中，从此不施粉黛、不穿华服，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徐志摩的文集。也从此，寂寞就像她曾有过的遍地花骨朵儿，却是布满白霜，干燥而坚硬。
我于是便想，他们用“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去试验梦想中神圣的爱的境界，美丽了年轻岁月，在自己的星光灿烂中见了满满天的星星，而星星依然只是尘土，落了他们满满的一身，对陆小曼后来一个人守着的咫尺天涯真正是有如浮尘，有如飞萍。守寡之年，陆小曼不过29岁，也不知她是如何地换了人间一般聚齐精神，去收拾自己一地的狼藉？
单纯的女子陆小曼，那么一个绝代佳人，在她的一生，更多的时候只是忍泪不语,很多的很多都放在心里，任心里的痛使得肢体麻木、脑中空无一物。只是因为一种放任，她对爱情一念之间的一种放任，她一辈子都为此在付代价，付了，还不够偿还，足可见作为女子的不幸。
于是便又想，也许爱情也真就只是一种情绪吧，而所有的情绪都会在经历过时间后烟消云散，或长或短的停留之后都只能遥望。一时之间，我们或可以倘佯在自己或别人的情绪里，可以真的忽略了时空的存在，不提起过去，也不想未来，更不谈存在于我们身后的人和事，如同拥有绝尘的空气。而现实一旦击穿这些，一切就可能成为既往。生活在一些时候本来就是突兀，如一种情绪的出现和殆尽。
从这个角度说，一些我们用尽生命寻找的事物，或许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所以用世俗的常规来评判就只能两手空空。很多的时候，人又总是在某个契机的刹那间，才可以意识到很多的事。这么说有点残忍，事实却是：感性总是容易促使我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惊险一跃，而又往往没有人愿意探头看一眼，那优美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一跳，落脚的地方是不是一片沼泽？承认自己直觉能力和理性能力的限度，是保住自己的事业、财富甚至生命的前提。欢笑，纵情的燃烧，是生命的奢华，却肯定不是生命的常态。有句话说爱情，“你是我的罂粟，一辈子将我蛊惑至死”。我想，这许是大有道理的。陆小曼和徐志摩都是唯美主义者，两个太一样的人有了婚姻，其实是跟自己较劲，自己的缺陷，无法自己补偿，生活也就因此有了痛感。但是，谁又能说这种痛感没有意义呢？这也像蝉，美丽的日子只有几天，却能生生地将自己埋在地下四年！出生了，见了阳光，美丽的日子转瞬就消失了，却是拥有过深植入心的美丽，也由此而让人们侧目。
所以我们还是渴望爱，渴望被爱拥抱的感觉。需要这样的温暖来激励我们的人生。所以，伤痛过后我们总说，爱一个人太苦，我们不需要爱情，可一颗心依然在找寻。
而世事也无非是得到的倦怠，得不到的无奈。
后来我就看到了下面这段关于埙的文字：古人将埙的声音形容为立秋之音：秋天是金黄色的，是冷静的，是令人深思的。时光流逝，有一种淡淡的悲凄和感伤。
秋风扫落叶的现实，又使人平添几分愁绪。这就是埙的声音，这就是立秋之音。
中国古人吹埙，吹了几千年，其声浊而喧喧然，寄托了古代文人雅士面对时光长河流逝如斯的失落感，但时光仍在无情地推进；中国古人吹埙，吹了几千年，其声悲而幽幽然，融汇了古代墨客骚人们对封闭而沉重的中国历史无可奈何的叹息，但历史仍然在按既定的轨迹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把玩的乐器，埙是一件沉思的乐器，怀古的乐器，这就难怪它“质厚之德，圣人贵焉”了。圣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