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全集.net》第15/45页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①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③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①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现它的目标（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国外挑战吗？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年创立的，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中移交给了醇亲王。②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西式练兵。1865—1866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年英国人的训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①但在1870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②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代武器。从1863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只实行了三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官。③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军幸存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十二个驻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①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五百人的“洋枪队”，它在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十五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五百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②
1866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从各标抽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新训练计划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年1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③直到1868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当清廷内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满族两派人士都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过这个问题。①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故）。1869—1870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②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③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上来。1867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人。①（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年离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②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③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①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的国内安宁。②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特殊身分。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③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分（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中国人“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戈登说，他们甚至不想学习“喊口令”。①
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距上海二十五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来的。②英国公使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李鸿章在1864年6月拨了一千三百名淮军（由二、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③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但是，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巴夏礼本来只希望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他也嫉妒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这些中国军队直到1865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①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李鸿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标明日期为1864年11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训练计划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支付薪津的十五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②1865年6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三百名炮兵）北上。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的这八百五十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①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年爆发了两次兵变。②1873年5月，在经过了九年并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事提出过强烈抗议。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①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六千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骑兵，五百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① 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① 戈登档案（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② 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② 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②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①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客。①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①
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②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
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棨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②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时同样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①宁夏道一位能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十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②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
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间活跃在甘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③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二十个人被认为是马化龙的党羽。这二十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十一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马如龙那样死心踏地的变节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一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 ①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10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陕西的东南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踏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最显著的事例是马化龙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两位最好的满族将领去攻击马化龙在甘肃和宁夏交界地带的基地。这两位将领一为都兴阿，主要负责甘肃的军事；一为穆图善，原是多隆阿属下的一名骑兵军官，现为宁夏将军。对宁夏府两个城市的围攻长达一年之久，但并不顺利，穆图善也赞成接受马化龙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议。都兴阿非常反对这个计划，所以只是在他调任为沈阳将军后，穆图善才贯彻了他的接纳马化龙的方针。马化龙移交给清军二十六门大炮，一千多支洋枪，一万多件刀枪。作为报偿，穆图善奏请除去马化龙的叛民名籍，他说：“马化龙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劝说回民……即可不战而使诸地闻风归顺。”②1866年5月一道上谕批准了马化龙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个保皇派的名字——马朝清。可是，他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影响，而用不着耽心清军对他的攻击了。
与此同时，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乱蔓延到了黄河以西甘肃省那个状如锅柄的地带。1865年2月，凉州（今武威）一名绿营兵回族军官粉碎了一次叛乱而控制了该城，3月份玉门又发生了回民叛乱，它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肃回民曾于4月暂时占领了战略要地肃州，在12月份又占领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陕西，使该省再次出现危险。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陕甘事变的影响，现在也处于内（因内部几个地区有好多叛乱）外（即清帝国有来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国回民举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多样化的程度犹如该地区的人种和语言那样复杂，也如它的地理和历史传统被隔裂分割的状态那样互不相关。那里的清政府有许多弱点，而且直到1860年为止，清王朝在反对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语的追随者的定期圣战中只是勉强维持住了六城地区的秩序。（见上卷第二、八章）汉人到新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这种发展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语的居民看来，中国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构成了少数民族，而且也往往会变成反对新疆的清朝统治者的颠覆分子。在清帝国的这一极西北领土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也都面临着俄国在中亚贸易和政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现的事实。与此同时，通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属印度认为过于靠近它的北部边境了。①
中国本部回民叛乱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区的一次回民骚动，但清军还能够很快把它镇压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汉民在新疆东北的奇台爆发了战斗；那里的汉族农民和商人人数众多，而且那里鼓励新移民的清朝当局对回民的课税采取了高压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区北部的库车爆发了另一场叛乱，其领袖是与玛赫杜姆家族非亲非故的热西丁和卓。这场叛乱东边远及喀喇沙尔，西边到达了喀什噶尔。热西丁和卓在阿克苏建都，称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热西丁家族未赢得叶尔羌的尊敬，一个当地叛乱分子攫取了该城的权力，紧接着，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尔以南仅约三十英里的英吉沙尔；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语的领袖自立为和阗王。
正在这时，在新疆东部作为清朝堡垒的乌鲁木齐，一位从甘肃来的东干族阿訇妥明①（据说是马化龙的党羽）在清朝戍军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甘肃回乱的榜样，他博得了乌鲁木齐绿营兵参将索焕章的效忠。索焕章的队伍曾经打过与奇台回民发生械斗的汉族移民武装团队。索焕章在1864年7月发动一次兵变，杀死了满族将军并控制了乌鲁木齐汉城。妥明号为清真王，而以索焕章为大元帅。妥明的部队攻占了沿玛纳斯河的几座城市，在10月，乌鲁木齐的满城也投降了。新疆的东干人既不见信于清朝，也不见信于突厥人，他们的反应是在库尔喀喇乌苏与吐鲁番同时起事。12月，妥明的一位将军攻占了吐鲁番城。
1864年11月，统率整个新疆的满洲将军驻地伊犁也发生了暴乱。塔兰奇人迈兹木汗曾当过阿奇木伯克，他领导的叛乱分子（多数是操突厥语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尔人）包围了伊犁的两个主要城市，即惠宁和惠远。伊犁戍军统领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人签订了边境条约，他刚从那里回来。他与伊犁将军明绪一起向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求援。①他们准备长期被围，因此他们甚至把要求通过总理衙门转交给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于白费。清军英勇地守卫了这两个城市达十八个月之久后，终于在1866年3月被压倒。塔尔巴哈台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领并得到哈萨克人帮助的当地回民的围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区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这个地区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