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全集.net》第19/45页
④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①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② 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4902页。
③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① 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② 《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于其他各处。
③ 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著《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③ 《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①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②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页。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②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①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③ 《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④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①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②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③ 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页、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年4月）第319―320页。
①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③ 《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① 《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②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③ 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④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① 《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②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①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七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的成欢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②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三千三百万余发枪弹、约二百五十万发炮弹。①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形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①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②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①（张书生译）
②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册第209页。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年）第11―23页。
①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年》，第91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页注28。
②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1―108页。《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18―286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1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页，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① 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34―36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卷1第246―256页。
①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69―275页。
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75―27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90―10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2、70―71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81―285页。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诚然，这种激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在儒教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①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