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版倚天屠龙史全集》第3/10页
约翰生：或许张学到的多一点，但是……史密斯：多一点？我的天哪，十年的时间你足以从 1+1=2学到相对论了，或者能把一本《牛津英语辞典》从头背到尾，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那么《九阳真经》究竟有多大篇幅，有《圣经》那么多么？张无忌也不过学了五年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张离开觉远的那一年，他已经记住了全部的《九阳真经》。
约翰生：但是张离开觉远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张无忌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十六岁。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你能教一个孩子学会相对论么？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十六岁可不是孩子。你要知道，高斯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解决好几个着名的世界数学难题了，而莫扎特……约翰生：这不是一回事。如果张已经从觉远那里学到了整部《九阳真经》，那么就不能解释他被何足道轻易推倒，他应该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具有和张无忌二十岁时同样的格斗水平。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您显然混淆了理论知识和实际水平。张可能在十六岁之前已经熟读了《九阳真经》的原文，但是并没有练习到相应的层次。虽然他可能还没有突破最后几道关卡，但是显然他手中已经有了指路明灯。
约翰生：啊哈，那他为什么会宣称自己掌握部分的《九阳真经》？他应该装作对此一无所知，然后再把那些武术悄悄地，改头换面地搬上来。
史密斯：不，那他就走得太远了。没有人会相信他对《九阳真经》一无所知，特别是在他意外地抵挡住了何足道的进攻之后。在觉远死后，郭襄和无色一定知道，张就是《九阳真经》唯一的传人，他害怕被逼迫交出全本的《九阳真经》，因此在武当山上躲藏了十几年，直到他有充分的保护自己的信心之后才重新露面。
约翰生：荒谬的推论。郭襄和无色从未表现出对《九阳真经》的觊觎……史密斯：是么？那么是谁躲在树后听了整整一个晚上呢？
约翰生：但是郭襄……史密斯：你要知道，三年前在华山上，郭襄就知道《九阳真经》失落的事情，她一定急于得到这部武术的宝藏。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战胜张的把握，她不能暴露自己的意图。所以她要求张去见郭靖，说郭靖会收他为弟子，这让你想起了什么？岳不群让林平之成为自己追随者，以得到《葵花宝典》的故事？如果张成为郭靖的学生，那么郭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献出《九阳真经》。但是张并没有上当，而是逃走了。
约翰生：无可救药的阴谋论者！那么无色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按照你的理论，他也应该觊觎这部经书才对。
史密斯：这更容易解释。当时的无色根本不知道《九阳真经》的存在，他只是从觉远神志错乱的念诵中敏感地感到了其中的武学价值，所以偷听了很长时间，但是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一部被称为《九阳真经》的武术教程，并了解其真正价值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张已经逃得不知去向。因此，当张在多年后重新出现的时候，少林和峨嵋必然重新燃起对《九阳真经》的欲望，并可能和张有过交涉。但是张已经不是过去的张君宝了，他成了真正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他们拿他无可奈何。张无法否认自己曾经学过《九阳真经》的事实，但是为了欺世盗名，却隐瞒了自己学过全本的《九阳真经》，反而说他所学到得并不比郭襄和无色多。但谁会相信呢？他的武术成就远远超过后二者。
约翰生：很精彩的故事，但是可惜。这一切都是您的想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觉远曾经传授给张全部的《九阳真经》。
史密斯：那么您认为武当的一切武术都是张三丰原创的了？您大概没有读过我的《武当派武术的历史源流》，我在其中已经成功地从武当派的武术系统中复原《九阳真经》的原貌。
这就是张所作的一切，一切！把《九阳真经》拆分成一片片，然后东一套拳法，西一种内功，全部是从《九阳真经》变化出来，然后伪装成自己的原创。您能相信么？张居然（约翰生插话：“事实是，我根本不相信！ ”哄笑）——剽窃了这一切，出于他贫贱的出身，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约翰生：别提您的着作了。我早已经在《国际汉学年鉴》第 120期中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问题。您已经预设了张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前提，然后从中寻找结论，这完全违反了正当的史学原则。这是彻底的无效推理。您必须注意到武当派武术和《九阳真经》武术的根本区别……史密斯：这一点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在中国传统中，内家拳的宗旨是 “后发制人”，“以静制动”，“贯穿一气”，而这一切在《九阳真经》的残本中早已有记载了： “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已动。劲似宽而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 ……”（汉语原文）请注意张三丰对俞岱岩讲授的太极拳： “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 ……”（汉语原文）张三丰最后发明的武术竟然与他最早听到的武术口诀一模一样！这难道是巧合么？不，这是张三丰剽窃《九阳真经》的最大文本证据。
约翰生：您的想象力非常充沛，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所谓《九阳真经》的残本本来就是后人根据太极拳经等武当派武术着作伪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出现文本上的重合也就无足为怪了。
史密斯：您的看法毫无证据，《九阳真经》的残本是从少林、峨嵋、武当分别流传下来的，要伪造的难度非常高。我们有什么理由采纳这样一个牵强的假设？
约翰生：那好吧，我再提供给您一个证据：根据《倚天屠龙记》的描述，张无忌是从张三丰那里学到太极拳的，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太极拳和《九阳真经》毫无关系么？
史密斯（嘲笑地）：那么请问教授先生，根据《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从哪里学到《九阳真经》的？
约翰生：众所周知是从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取出了一部经书，那就是一百年前潇湘子和尹克西藏匿的那部经书。
史密斯：一只白猿的肚子里！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哄笑）先生们，我们在讲神话故事么？一只猿猴，肚子里被放进去了一个大油布包，在一个神秘的山谷活了整整一百年！直到一个年轻人从全世界唯一一个入口进入这个山谷——顺便说说，他还是从悬崖上跳下来才发现了这个入口 ——才发现了这只长寿的猿猴！（哄笑）然后怎么说，哦，这只猿猴主动来找他：“哦，亲爱的大夫，请给我做手术好么，我相信我肚子里有一个肿瘤！”（哄堂大笑）
约翰生（有些支吾）：您认为这不可能发生？我看不出您有什么资格嘲笑东方人的历史，在我们的福音书中也记载了处女怀孕，记载了死后三天复活！
史密斯（划了一下十字）：是的，我相信我们神圣的宗教，但是我不相信东方人的这些故事。是的，这是可能的。正如一股龙卷风把我从这里卷起，再刮到牛津三一学院门口落下一样是可能的——省了我的机票。让我们祈祷吧！（哄笑）
约翰生（气得发抖）：您，您这是诡辩！是对历史的无视！史书中明明记载的故事，难道您觉得不可信就不存在么？
史密斯：史书？您为什么不去读明朝的历史呢？里面根本没有记载张无忌！一切功绩都是朱元璋皇帝的。不，任何历史书都是人写的，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篡改。您要懂得分辨真与假，找到其中有效的信息。
约翰生：按照这种说法，凡是您认为不可信的就都不可信了？事实再明显不过，您是在按自己的想法剪裁历史。
史密斯：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我的想法！是历史和常识本身的逻辑！您要知道，张懂得《九阳真经》的全貌是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只是没有人当着他的面揭穿！啊不，有人，您如果熟悉《倚天屠龙记》的文本，应该记得空智和尚当面说的话： ‘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汉语原文）
约翰生（冷笑）：真是太荒谬了，您难道忘记了为了治张无忌的病，张三丰在 92岁的时候还去少林寺，抛弃王者的尊严和体面，恳求他们和自己交换少林九阳功的奥秘么？如果他已经通晓了《九阳真经》的全文，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史密斯：这正是我要说的。让我们来重新建构一下历史进程。让我们回到张翠山死后，张无忌性命垂危的时期。当时，只有学习了全部《九阳真经》的武术，才能够治愈张无忌的伤势，不是么？（约翰生点头）那么张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他不吐露《九阳真经》的全文，他的门徒们一定会抱怨自己的老师见死不救，而如果他吐露全文，又等于承认了他已经懂得全文的事实，承认了他的剽窃（约翰生插口：“不是，是你已经预设了他知道全部的《九阳真经》……”），让我说完。并且他的门徒们也会知道老师掌握九阳真经的全文，会觊觎这部经书，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张在这里进退维谷（ between a rock and ahardplace）。然后张选择了他唯一能够做的，他纡尊降贵，去少林要求交换少林九阳功，这一做法唯一的目的，是让张无忌有一个借口学到九阳功：既能够痊愈又不暴露自己懂得全部《九阳真经》的事实。可惜，少林寺看透了张的阴谋，他们拒绝了（约翰生插口：“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等一下。然后发生了什么？张无忌躲了起来，几年以后，当他重新出现时，已经学会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神奇的传说，什么白猿的肚子之类。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还不明显么？张把无忌藏了起来，秘密传授给他《九阳真经》中的武术，然后再让他出面，表演一场戏给全世界看。比如从张三丰那里学到了太极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花了一个小时就学会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奥的武术。而旁观者看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懂。如果你不认为张无忌是爱因斯坦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事先已经学过这套武术。
约翰生：很遗憾，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是这样，少林就不应该拒绝交换，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张三丰实际上已经懂得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相反，他们可以从张那里学到自己所缺乏的武术。
史密斯：是的，但是你忘记了，少林不缺乏武术。一千年来没有人有时间学完他们那七十二项全能的武术课程。（笑）相反，如果同意交换会使得少林的道德优势荡然无存。这会让整个世界认为，张三丰的武功并非来自觉远传授的九阳真经，而这是少林花了至少半个世纪想说服人们相信的：张三丰剽窃了少林的秘传武术！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少林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张显然低估了少林方面的决心。为此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首先把无忌送到一位全中国最有名的医生那里 ——为的就是让大家相信无忌能够自己痊愈 ——可惜这位医生不久就被人谋杀。然后张无奈之下，把孩子送到了昆仑山 ——传说中《九阳真经》失落的地方。张无忌随意就可以说从哪里挖出了真经。几年后，张无忌果然学会了《九阳真经》，实际上这是他在进入蝴蝶谷之前已经背下来的，教导他的人正是张三丰！
约翰生（思考片刻）：您的这套理论仍然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张三丰要教给无忌《九阳真经》，为什么他不能干脆牺牲无忌？
史密斯：您知道，我有一个最新的理论，我将在明年出版的一部新着中阐述：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是张三丰和风陵师太的私生子 ——啊，教授先生，您怎么了？您醒醒！您醒醒！ Help!Help！（约翰生教授当场吐血晕倒，这次讨论到此结束，两天后约翰生教授不治身亡）ChapterIVManichaeisminChinaduringSongandEarlyYuanPeriod(11201291)第四章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 “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 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教主方腊6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
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6译者按：原文称 FangXi，疑误。
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 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Dr. Sean对南宋武林秩序的讨论是源于以下认识的：这是一个个人武林的时代，武术家的个人能力是整个中国版图内武林秩序的维系。这种私人模式既不同于北宋时期的家族 (familial)‐教派(sectarian)武林模式，也不同于元代的门派 (school)‐帮会(gang)武林社会。个人武林体系的确立，是由于好几个格斗天才的出现，他们凭借自己天才的格斗技术凌驾于所有帮派或者格斗家之上。这几位处于权力顶层的统治者，主要依靠个人的格斗技术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力量，掌控着整个远东武林的大部分权力。在第一代五绝之中，有三个人（Zhe Wang,Zhixing Duan, Qi Hong）拥有对各自集团的绝对指挥权，而另外两个人 (Feng Ouyang, Yaoshi Huang)则是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在江湖上活动。就目前大家所掌握的史料看来，五绝地位和他们的集团身份大体上是分离的，Zhe Wang(王喆)的地位不需要靠他遍布中国的信徒来维持，段皇帝也没有动用军队或其他特使去参与武林事务，这两种情形从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二人所领导的集团或国家与江湖社会缺乏必要的相关性。但是 Qi Hong的乞丐黑帮的情况却令我们很迷惑，这个黑帮是当时整个东亚中最大帮派，也是这个江湖社会中最活跃的组成 , 作为一个万人大帮派的最高领袖，Qi Hong却并不积极的统领帮派成员（ gangsters)参与江湖事务，这点和其他时代的帮主(don)或大主教 (pope)十分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来， Qi Hong的五绝地位也不与他的帮派地位紧密相关的。Dr.Sean所指出的这种格斗家以完全的个人身份站立在江湖权力顶层的模式，在整个远东的江湖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 Dr.Sean的历史书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秩序却持续了三代。在金与南宋的后半期，这个模式一直保持着，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兴趣盎然。
包括 Dr.Sean在内的大多数欧洲社会史研究者都认同下面这种观点：五绝在他们的时代，大概上是五位实际的统治者 (monarch)，主宰(dominate)着远东大陆大部分国家 (西域金国宋朝大理国 ,并不包括西藏满洲朝鲜和蒙古 )的江湖。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 “[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 ”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 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 “真正的明尊弟子 ”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 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 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 ——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 ——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着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 ——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Chapter V The Revival of Chinese Manichaeism and the Scission of Kongfu World（12921326）
第五章 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的分裂（12921326）
虽然日后明教的官方说法将长征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浪漫远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顶上，一切更像一场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南部这一明教几百年以来的根据地，这一信仰已经被全面肃清。明教的残兵败将们被赶到了中国边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达那里的三千多名战士几乎无不伤痕累累，意志消沉。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充满敌意的当地势力：
例如根基牢固的地头蛇昆仑派。当然，更直接的威胁仍然来自元廷，此时忽必烈已经派遣玉昔帖木儿取代了作战不力的伯颜，玉昔帖木儿率大军进剿昆仑山，虽然元军攻上光明顶的可能不大，但仅仅是围困已经足以给明教造成断绝补给的困境。这一小小宗教势力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此时，海都和都哇在中亚再次举起叛逆的旗帜给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东突厥斯坦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这一临时的抽调竟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元军与西北叛军在中亚进行了十二年的拉锯战，无暇再顾及龟缩在昆仑山中的明教徒们。明教趁机坐收渔人之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铁穆耳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二十五年中先后换了八个皇帝。汉文化对帝国中枢的渗透相当缓慢，但是各种高级的奢侈享乐却已经侵蚀了本来质朴的草原儿女们。
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腐败，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此消彼长之下，各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被列为最下等的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走向高涨。这对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时代，江湖世界和帝国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对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势力范围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府间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即是对世俗政治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持。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国武术流派掌门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表示他们的顺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推翻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门正派的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而由于蒙元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严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 主流势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
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