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版倚天屠龙史全集》第9/10页
宋青书叛变事发，对于宋远桥在武当的势力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宋远桥一时无法应对，只有暂时先回武当稳定局面再说，张松溪的话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及时的借口。但是回了武当，问题也无法解决，只要张三丰一知道此事，宋远桥一派就完了。因此，宋远桥还得想方设法瞒着张三丰，为此想必施加给俞莲舟和殷梨亭不小的压力。此时宋远桥和张松溪绝对不敢离开武当，以防其他人向张三丰告发。后来张无忌大婚，宋远桥不得不奉师命出来，也得拉着俞、殷一起，而让张松溪留在武当山看着。更明显的是后来的屠狮英雄会，宋远桥和张松溪都没有来，只有俞殷二人被打发出来：
武当派只到了俞莲舟和殷梨亭二人。张无忌上前拜见，请问张三丰安好。俞莲舟悄声问道：“你可曾听到青书与陈友谅的讯息？”张无忌将别来情由简略说了，得知陈宋二人并未上武当滋扰，这次宋远桥、张松溪二人所以不至，便是为了在山上护师保观，以防奸谋。俞莲舟又说起宋远桥自亲耳听到独子的逆谋之后，伤心愁急，茶饭不思，身子几乎瘦了一半，却又瞒着师尊，不敢说起此事，恐贻师父之忧。张无忌道：“但盼宋师哥迷途知返，即速悔悟，和宋大师伯父子团圆。”俞莲舟道：“话虽如此，但这逆贼害死莫七弟，可决计饶他不得。”说着恨恨不已。
宋远桥所谓“恐贻师父之忧”纯属托词，根本上是害怕东窗事发牵连到自己，所以才伤心愁急，日渐消瘦。俞莲舟“恨恨不已”，也有对宋远桥的怨愤在内。不久俞莲舟和宋青书比武，出手狠辣，意在取宋青书的性命：但见俞莲舟双臂一圈一转，使出“六合劲”中的“钻翻”“螺旋”二劲，已将宋青书双臂圈住，格格两响，宋青书双臂骨节寸断。俞莲舟喝道：“今日替七弟报仇！”两臂一合，一招“双风贯耳”，双拳击在他的左右两耳。这一招绵劲中蓄，宋青书立时头骨碎裂。
宋青书一残，宋远桥想瞒天过海的打算就此泡汤，宋派大势已去，宋青书被抬上武当，被张三丰亲手击毙，宋远桥势力冰消瓦解。张三丰革除了宋远桥掌门之位，命俞莲舟接任。
只是因为宋远桥势力深远，不愿引起大的震动，才没有完全追究他的责任。武当派大权由此落到俞莲舟一系上。
接下去的演变书中没有明写，但是结合历史和前面给出的种种线索，可以推断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亲张无忌的俞莲舟虽然掌权，但是宋远桥、张松溪的势力仍在，两派矛盾并未因此消解，仍然有一些摩擦。几年后，元亡明兴，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武当对明朝建立应该是立了不少功劳，同时也有些令明帝猜忌的事情，譬如武当和明教张无忌、杨逍的关系。武当此时不宜再以世俗门派的身份出现，而应该充分宗教化，变成不问世事的道教势力，才能保全自己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武当派中一个小角色承担了这个历史性转变的任务，这个人就是全书中从来没有出来过，只是提到过名字的——谷虚子。
谷虚子是俞岱岩的门下，俞岱岩残废已久，早就退出了掌门之位的竞争，他的门下也只是主持武当作为道观的日常事务，这是其他人的弟子都不愿意干的。武当远征明教之时，真武观中的日常事务就由谷虚子主持。可见从宗教角度来说，他已经是武当的“掌门”了。明朝建立之后，张三丰被明太祖、成祖屡颁殊封，当然不会不明白皇帝抬举自己的意思，他知道武当只有道教化才是最好出路，而这时候谷虚子及其手下的清风，明月等道人就成为现成的接班人。而让谷虚子继位对于宋、俞二派来说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俞莲舟死后或退位后，各派达成妥协，谷虚子成为第四代武当掌门人。而武当也由此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以道士为主的道教门派。
在控制宋青书的同时，丐帮偷袭并俘虏了韩林儿，并逼迫韩山童投降。这一计划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明教的注意力，间接导致了汴梁的失守。不仅如此，当1358年初，张无忌和他的同伴们返回大陆后，他们的行踪很快被陈友谅控制下的丐帮情报系统所侦知，后者秘密地俘虏并带走了谢逊和周芷若。谢逊无疑是更加价值的目标，很快被成昆转移到少林寺。而周芷若则被作为笼络宋青书的礼物。宋青书现在重新寄希望于和周芷若联姻，后者无疑会被迫成为他的妻子，如果不是被张无忌所找到的话。
张无忌追击到卢龙，在那里，他与丐帮的领导层会面并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代表着明教与丐帮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让步。只有史火龙的亲生女儿史红石的及时出现才令局面有了转机。史红石用铁一样的事实指出了陈友谅指使人冒充她的父亲并以此控制丐帮。迫使后者不得不仓促逃走，摧毁武当的计划也无疾而终。丐帮的长老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长期被陈友谅愚弄的事实一旦揭露，必然会遭到底层帮众的质疑和唾弃，而帮主之位的空缺又会带来新的纷争，并毫无疑问会导致这一古老团体进一步的衰落。
与明教的斗争在这一空前危机面前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他们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立史红石为教主，并和明教及时和解。
促成这一切的是一个身份诡异的中年女人“杨”，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她被广泛地认为是“西方狂人”杨过的后裔。她的家族一直保持着和丐帮的联系，因此，史红石才会在危险中向她求助。而她动用了在丐帮中的影响力，扶植史红石成为丐帮的帮主。这一切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丐帮那么简单。在不久之后，她再度出现在少林寺并化解了另一个危机。
有许多阴谋论者怀疑，“杨”是一个试图操纵历史的神秘组织“慈航静斋”在这一时代的主持人，她的目的是促成武术界的合作并催生未来的新王朝。
无论如何，在“杨”的协助下，张无忌和丐帮达成了和解。不久，他带着他的未婚妻南下到亳州的明教总部。但在汴梁失守后，察罕帖木尔开始全面进攻，明教军节节败退，韩山童战死。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彭莹玉的建议下，张无忌在二月转移到濠州的朱元璋驻地。察罕在北方的进攻并没有对淮泗一带构成实质威胁，相反，只是削弱了说不得和刘福通的力量，反而促成了朱元璋部在其屏蔽下不断坐大。此时，原洪水旗的朱元璋吸收了常遇春部等原巨木旗各部，组成明教东路军的“水木军团”，与此同时，在西面，徐寿辉、邹普胜也吸收火土金三旗的原属人马，号称“天完军团”18，成为明教的西路军，这一明教的重新整合史称“整—天完—水木”。这两大势力的分化在此时只是雏形，但它们将在下一个时代崛起，角逐最后的胜利果实。
当张无忌到达濠州后，就召集明教的主要干部来组建他的新司令部。与周芷若的婚约一经宣告，就受到了明教上下的广泛欢迎。明教—武当联盟急需这样的婚姻。对于武当来说，这不仅让他们延续了几十年来两派的友好关系，也让他们回忆起一百年前张三丰和郭襄的交往，虽然在当时这段关系并未结出果实；而对于明教来说，意义甚至更为重大，曾几何时，反明教最坚定的峨嵋派现在同明教结成了最亲密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明教将获得江湖主流势力承认，更意味着郭靖、郭襄时代的抗元旗帜现在已经移交到了明教手上。而周芷若的掌门问题也轻松地获得了解决：在丁敏君倒台后，日益衰落的峨嵋也不可能再和明教为敌，而攸须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在多方面的催促下，婚礼于三月十五日举行。这场昔日宿敌之间的婚姻不禁令人想起拿破仑和奥地利的玛丽—路易莎公主的联姻。但与之不同的是，赵敏女公爵并不是约瑟芬皇后。
在三月十五日当天，赵敏意外地在举行婚礼的明教教堂出现，冲破重重阻挠后要求出现在新郎面前。在她的要求下，张无忌停止仪式，承诺推迟婚礼，并随即随她离去。此后，张无忌失踪了一个多月，而当他再度现身时，赵敏已经成为他的未婚妻。这段扑朔迷离的故事曾经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感到困惑。过去六百年的主要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声称，这是蒙元朝廷拆散反元联盟的另一个阴谋。但是这无法解释一桩在元朝秘档中被披露的历史事实：
在包克图、图里和一群西藏僧侣以绝对优势包围了张无忌的时候，是赵敏毅然帮助他逃走。另一个版本的阴谋论者声称，这是帝国方面布下的陷阱，目的在于引诱张无忌向他们投降并出卖反叛军，但是后者从未发生过。虽然明朝的官方史书对张无忌尽可能加以丑化，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无忌曾经在任何情况下出卖过起义者的利益。事实上，二十世18“天完”字面上是“上天保全”（HeavenSave）的意思，但在汉字结构中，“天完”是“大”和“元”各加上一个前缀组成，同时也意味着“压倒大元（Over‐Great Yuan）”。
纪的中国史学家金庸提出了另一种更加简明，因而不久被广泛接受的假设——他们相爱了。
然而在最近二十年中，金庸的假设却因为过分浪漫化而受到心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能够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张无忌和赵敏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约翰生博士给出了一段经典的分析：“赵敏所作的一切都可以从精神分析上得到完美的解释。这个女孩拥有浓厚的权力欲，但是却一直受到压抑，主要是来自她的哥哥王保保。按照阿德勒的理论，她一直被自卑情结所困扰，这就是她和她哥哥之间的竞争。出于这一情结，我们看到她在想象中认同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这样的祖先，而不是华筝公主。这个想象的认同，最终被证明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像。由于她生而为女人这个事实，那么她就不可能成为成吉思汗。而更糟糕的是，她看到她的哥哥不断向这一目标迈进，而对她的心理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她本来应该在童年时期就实现自我调整，给自己一个更准确的定位。但是由于父亲的纵容和她自身能力的发扬，反而让她能够将自己放在一个更为男子化的地位上，在武术界一系列冒险行动的成功更加深了这一幻想。与此同时，她同样也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诗歌、书法、音乐、绘画和刺绣——更加强化了这一点。这就形成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分化：一方面她是一个男性化的蒙古统治者，另一方面她又只是一个娇弱的中国化的女孩。
在深层心理上，她是一个蒙古男人和一个汉族女人的矛盾结合。这一分化实际上是把她和她哥哥的矛盾内在化到了她的人格之中。认同男人的她憎恨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认同女性的她也同样憎恶自己的男性化“超我”对自身的压制。而双重民族性的教育，更强化了这一内心的分化。
“在和明教的斗争中，这一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绿柳山庄战役无疑是一次可耻的失败；在武当山的计划也同样失败了；而最可悲的是万安寺的惨败。在一系列失败中，受到沉重打击的无疑是她作为一个成功的男性统治者的幻想中的自我认同。这足以把一个普通的男人击垮，但这一打击却只是帮助她粉碎了自己的幻想，而完成了她对自己心理的转型，让她作为女性的人格占据上风。由于被打垮的实际上是她父亲或者哥哥的内在投射，因此她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感到了复仇的快意。明教所击败的不仅是她本人，而也是她竭力想要认同的蒙古精英男性们。既然这种认同不可能实现，那么她宁愿选择和他们的仇敌一起毁灭对方，这里存在着一种变种的弑父情结。因此就产生了赵敏对张无忌的爱情：不仅由于这个男人有助于实现她最隐秘的愿望，也因为她的中国化教育让她作为女性的一面更容易认同汉人。而和张无忌的浪漫关系，让她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被压抑的人格。现在她的权力欲只剩下了一点，就是对这个男人的控制，而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坚决地贯彻了这一点的。”（引自《赵敏：一部心理传记》，牛津，2002，230‐231）张无忌的心理也是经常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赵敏的爱恋是受强烈的恋母情结影响。这一情感曾被寄托在殷离身上，但很快就找到更合适的对象。对此，早稻田大学的铃木清一教授有一个有趣的解释：“母亲在临终前的话，会对童年的无忌有深刻的影响吧。但或许出乎人们的意料，真正的影响却是反面的。无忌被告诫要防备漂亮的女人，因为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在临死前还骗了所有的人。但是虽然母亲这样说，无忌又如何能痛恨像母亲一样的人呢？美丽、聪明而又鬼灵精怪，为正义之士所不容的赵敏，就好像和殷素素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呢。并且殷素素捉弄了逼死父亲的名门正派，在无忌的心目中，赵敏对诸巨大门派所作的，是否正是母亲的复仇的延续呢？虽然在武当受到严格的儒者教育，让无忌压抑了内心复仇的愿望，但对于赵敏折磨诸巨大门派的行为，却满足了无忌深藏的复仇欲，想必他也会为此感到快意吧。赵敏的诸多诡计既然并未伤害到他，而却是在悉心保护他，那么结果也无非是让她更加填补了殷素素的位置，而增加了对无忌的吸引力而已。并且在无忌内心，周芷若总是属于名门正派的淑女，属于曾经迫害过母亲的一方，虽然同样不禁为之吸引，而母亲的诅咒却或多或少造成了双方距离的遥远。”（引自《张无忌の一生》，德间书店，1985，第133页）另一方面，史密斯教授坚持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说张无忌爱过什么人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人，就是朱九真。这个美丽而狠毒的女人虽然被殷离所杀——而这无疑是张后来在心理上疏远殷离的原因——但却在赵敏身上复活了。朱九真和赵敏这两个张所爱过的女人都是强势的人格，这绝非偶然。在张的心灵深处的象征秩序中（symbolicorder），神箭八雄等手下无疑是朱九真所豢养的狼狗的升级，他们簇拥着一个发号施令的女王，而她对张的态度是暧昧的。性爱的可能与致命的危险并存，这种暧昧性是爱的欲望的源泉。（中略）最后，一切亲密关系被证明是假象，这种被朱九真所欺骗的痛苦，实际上是确认了二人间原有的距离，这令他能够感受到受虐的秘密欢乐。同样，当张以为赵敏欺骗和背叛他时，类似的感觉又回来了。因此，这种充满危险的关系不是爱的阻碍，相反却是爱的动力。这是在他和周芷若的关系中所不可能体验到的。”（《明教史研究》，剑桥，1998，第245页）张无忌的突兀离去，直接后果就是峨嵋急剧转向孤立主义。感到屈辱的周芷若现在决心以更激进的方式扞卫自己和自己门派的尊严。当她返回峨嵋后，立即镇压了幸灾乐祸的丁敏君派系，并刻苦练习据说是从倚天剑和屠龙刀中取得的古代武术典籍《九阴真经》。不仅如此，周芷若还敏感地把握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她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热武器重要性的武术家。和一般守旧的武术家不同，周芷若并不迷信武术和冷兵器的力量。她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购买了先进的火器技术，研发了被称为“霹雳雷火弹”的弹射爆炸式武器，并将其用于武术格斗（由于武术界当时并未对冷兵器和热兵器做出任何区分，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峨嵋的一切行动，目的仅仅在于以武力压倒其他的门派以及向明教报复，而完全缺乏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在未来的冲突中获胜，周芷若还收留了已经背叛武当的宋青书，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武当武术的精要。这在派际关系上被认为是极为不友好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武当—明教联盟的反弹。
但相比少林可能带来的威胁，峨嵋的敌对态度又显得无足轻重了。面对武当‐明教联盟的蒸蒸日上，少林目前也和丐帮一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而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江湖世界最高权威的少林派，所背负的传统比衰落的丐帮要沉重得多。一边是维护由自己主导的摇摇欲坠的旧秩序，另一边是主动加入武当和明教正在缔造的新秩序，正当少林的领导人犹豫不决时，“狮子王”谢逊的被俘虏令他们终于倒向了前者，决心与武当和明教作最后的较量。作为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谢逊，同时也是一个罪行昭彰的杀人凶手。因此，少林现在不需要直接挑战明教的权威，只需要以公审罪犯的名义召开大会，就可以组织一个实质上的反明教联盟，并重新树立自己在江湖世界的至高权威。因此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作为中国最着名的佛教寺院，少林在这一年的三月向整个江湖世界宣布，要在五月五日召开大会，公开处死谢逊。
在二十年代和阳顶天的战斗惨败后，渡厄、渡难和渡劫三名元老就隐居在后山，他们被称为“面壁者”，少林将在未来与明教对抗中的胜利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谢逊被俘后，为了防备明教可能的救援，他们被请来看守谢逊。他们所组成的“金刚伏魔圈”是利用三体运动的不可预测性来组成各种变幻莫测的组成，以迷惑和困扰对手（由于这种阵法极其繁复艰深，因此在西方又被称为“阿西娜的惊叹”）。凭借这种威力惊人的战阵，他们成功阻止了张无忌两次救人的尝试，并杀死了何太冲、班淑娴等其他“破壁人”。
五月五日的少林寺英雄大会是1259年襄阳会议之后第一次江湖世界的代表会议。这种会议的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主办方向江湖世界各个势力的被公认的代表——他们被尊称为“英雄（Heroes）”——发送邀请，而后者视乎主办方的地位及其与自己的关系自由决定是否与会。通常只有少林和丐帮这样最大的势力才能召开整个江湖范围内的会议，譬如1094年丐帮发起的少林寺会议。
1259年“北方骑士”郭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资格召开英雄大会，但仍然有许多资深武术家不承认他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郭靖举行会议的同时，“西方狂人”杨过在同一天集合了另一批武术家召开了“英雄小会”。但1358年的会议与99年前不同，这次会议表面的议程只是如何处理谢逊及屠龙刀，但本质上仍然是重新决定江湖世界秩序的较量。与会者并非都是出于对少林的地位的承认，也有许多代表为了声援明教而来——譬如改组后的丐帮。同时，也不乏峨嵋这样试图依靠暴力在会议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单边主义势力。
会议很快决定，以武术比试的传统形式决定谢逊的归属。在比试中，峨嵋正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即使张无忌也出于偶然因素败给了周芷若。但明教特种部队在会场上进行的一次演习已经使这一切前台的较量都失去了意义：在杨逍的指挥下，被收归中央的五行旗特种部队展示了类似罗马军团投掷标枪的集体作战方式，让骄傲的武术家们认识到，在战场上，自己的武术造诣无足轻重，面前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可以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歼灭。只有周芷若这种最狂热的武术沙文主义者才会看不到，明教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世界的范围——他们所面对的是另一个帝国的雏形。尽管明教或许尚未取得江湖世界的最高权威，但即使没有这种权威，他们也能够成为“中央之国”真正的主人。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少林“面壁计划”真正的意图被揭示为向明教示好的橄榄枝。在英雄大会召开的前夕，“面壁者”渡厄默许了阴谋已被发现的圆真发动一场夺取少林寺统治权的政变，以便在不利的情况下以空闻方丈等人的生命为赌注，换取明教方面的谅解；同时利用一种独特的催眠术反复念诵佛经，为谢逊打上信仰佛教的“思想钢印”。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成功，成昆的阴谋被揭穿，从而成为了少林野心的替罪羊；而谢逊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了态度，从狂热的明教徒改宗为虔诚的佛教徒，而表示要留在少林。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实现了少林与明教的顺利和解。而帝国军队此时的进攻，成为江湖世界反元联盟最终形成的催化剂。在张无忌的指挥下，明教带领数百名武术家们取得了作战的胜利。此时，即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江湖世界大势所趋的明显走向：张无忌所率领的明教将成为这个世界无所争议的主人，甚至成为中华帝国的新主人。
但是，最为敏锐的观察家却能够看出这一表面趋势下潜伏的危机和可能的变动。在濠州逃婚事件之后，明教内部已经对教主被蒙古女伯爵所左右的丑闻感到不安。不久，张无忌和赵敏以未婚夫妇的身份公然出现，进一步引起了明教上下的不满。现在，张无忌已经越来越少地被视为明王的化身，而更多被描述为沉溺色欲的无知青年。中国的史学家们，经常从儒家传统出发指责“祸水”赵敏败坏了张无忌本来蒸蒸日上的事业。这至少部分是不公正的。
可以看出，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中枢和地方，领导核心和军队自阳顶天死后以来的脱节。张无忌短暂的统治并未扭转这一趋势，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何在。张无忌的罗曼史，既可以解释成教主对蒙古女伯爵的征服，也可以解释成被狡猾的蒙古女伯爵所摆布，问题只是谁掌握着对军队及底层教众宣传的渠道。而明教手握实权的地方军阀们不会愿意粉饰这位名义上的主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基督教异端起义中，尽管领导者们纷纷建立了庞大的后宫以满足自己过度的色欲，他们却被教众和后来的崇拜者们奉为刻苦自律，清心寡欲的圣贤。而事实上，赵敏对张无忌的“败坏”可能绝大部分只存在于明朝修撰的史书中，从少林寺会议到张无忌离开政治舞台，时间的短促使得张无忌的名声几乎不可能受到致命打击。大量有关张无忌如何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走向灭亡的记载都出自明朝史官的虚构。不幸的是，根据这些记载，台湾史学家杨佩佩重构了张无忌在濠州如何在朱元璋的阴谋下一步步被孤立和反对，最终去职的过程。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很难符合真实的时间表。
根据可信的记载，张无忌大概在1358年八月带着赵敏秘密来到濠州视察，在那里他意外地发现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囚禁了他的主帅韩林儿，篡夺了明教东部军团的最高统治权。面对政治生命即将被断送的前景，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大胆之极的冒险。当天夜里，朱元璋以宴请张无忌的名义，用药物将他迷晕。晕倒的张无忌和赵敏在黎明时被放入马车中，由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驾车，而朱元璋率领心腹部将大张旗鼓送到城外，造成已经教主离开濠州，前往应天视察的假象。在廖永忠“护送”张无忌和韩林儿的路途中，当他们乘船渡过扬子江时，船意外倾覆，导致张无忌和韩林儿一起被溺死在扬子江中，而或许在此之前很久这位武术大师已经被杀。这次谋杀的细节永远是个谜。在这件事情几年后被披露时，朱元璋已经拥有了无可动摇的实力，他轻描淡写地指责廖永忠没有保护教主周全，不久后又借机处死了这位知情者。
同张无忌一起被俘虏的赵敏则由于其特殊身份长期被秘密囚禁，朱元璋利用她做诱饵，命令诈降的田丰等人刺杀了察罕帖木儿。在明朝建立后的1371年，为了笼络她的哥哥扩廓帖木儿，33岁的赵敏被迫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秦王朱爽。1396年，当朱爽死后，赵敏被迫殉葬，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张无忌的意外死去延缓了但没有中断明教日益壮大的政治事业。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张无忌和明教中枢并不实际掌握军权，他的消失仅仅是打击了明教徒的士气，却并未使他们变成一团散沙。朱元璋对张无忌的暗杀当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当时这一罪行被揭露，他将被愤怒的教众撕成碎片。但只要这一点能够保证机密，张无忌的死绝不会妨碍朱元璋安享数十万军队的效忠。
为了掩盖张无忌的死亡——由于其无与伦比的武术造诣，没有人相信他会自然死亡或战死——朱元璋伪造了张无忌的书信，声称将放弃教主之位而和赵敏隐居，并将这一职位传给杨逍。这是遵循一位老学者的教诲：“高高地筑起城墙，广泛地囤积粮食，但是暂时不要竞争教主。”朱元璋此时的声望和实力还不足以参与教主的竞争，但他无疑很清楚，除了张无忌，没有人能够坐稳这个位置，而杨逍的无能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教主之位的另一个竞争者韦一笑甚至比杨逍更不适合。若干年后，当实力足够壮大时，这一圣冠必将戴在自己的头上，届时它将变成一顶真正的皇冠。现在，身为殷天正死后明教最大的军队领袖，朱元璋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到来。
Chapter XIII From Manichaeism to MingEmpire（1358-1368）
第十三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
1358年八月十五日，蝴蝶谷大公会议后整整一年，仍然是在蝴蝶谷，杨逍在少数几个将领的簇拥下举行了冷清的继位典礼。明教的另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了军队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几乎被架空。
在西部，徐寿辉的统治并未维持很长时间。野心勃勃的徐寿辉对杨逍的指示不予理睬，他不仅收容了成昆的私生子陈友谅，而且赋予他举足轻重的权力。徐寿辉试图通过笼络陈友谅掌握成昆残余的关系网，但他的努力只是让陈友谅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1359年底，陈友谅囚禁了徐寿辉，成为天完政权真正的主宰。彭莹玉在这次政变中死去。不肯服从陈友谅的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宣布向杨逍效忠，令杨逍的实力大为壮大，在明玉珍的拥戴下，杨逍率军进入四川盆地并攻陷了重庆，在第二年占领了整个四川。四川战役耗尽了杨逍老迈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另一名元老范遥在成都附近的一次战役中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扔下数万名士兵逃走，他因此被讥笑为“范跑者（Fan the Runner）”，此后范遥销声匿迹，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终结。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明玉珍接收了张无忌、杨逍时代所剩下来的中央禁卫军，以及徐寿辉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杨逍所传给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这使他在名义上对陈友谅和朱元璋具有了君主对藩臣的地位——如果后二者肯承认他的地位的话。但陈友谅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教主，尽管既没有任何人的授权也没有教义上的依据。这就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三年前还在丐帮中声嘶力竭要打倒明教的鼓吹者——对这一点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宣布自己是明教的教主。为了摆脱这种尴尬，陈友谅一方面掩耳盗铃地将他的军队改名为“卫明军团”，另一方面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人（ethnic‐Chinese）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公元前202公元221）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他的年号是“大义”，意思是“伟大的正义（Great Justice）”。
他在东方的对手朱元璋同样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但朱元璋并未提出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参谋告诉他要“暂缓自称教主”，也由于朱元璋从这一时期起，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劝说这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尽早和靠不住的异端宗教脱离关系，而恢复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来，儒学被证明为唯一适合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的公爵”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尽管朱元璋此时仍然没有脱离明教的打算，但他已经越来越淡化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事实上，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与明玉珍和陈友谅这样出色的武术家相比，朱元璋的武术造诣相当平庸。幸运的是，四散人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但朱元璋仍然极为缺乏江湖世界的支持。在明教分裂后，已经决定同明教联盟的各主要门派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成为各方面都争取的对象。陈友谅不仅利用他在丐帮中的资源，挑起丐帮的内斗，并令净衣派向他效忠。甚至作为汉人反抗运动相争的峨嵋，在其根据地被明玉珍攻占后，也和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陈友谅结盟。峨嵋派掌门人周芷若甚至在1361年和陈友谅结婚，他们很可能在周芷若陷入丐帮的时候就有秘密的勾结。
但朱元璋却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利益。在江湖主流势力和明教的合作关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于推翻元帝国这一消极方面，而对于未来帝国的建设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的、上下合一的极权社会。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秩序并行不悖的社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僧侣，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道教所许诺的永生，而是通过对佛教和道教神明的礼敬，他成功地争取到了武当和少林等宗教门派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也向心怀疑虑的江湖世界宣布：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绝非一个固执的原教旨教徒。
武当对朱元璋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张无忌的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虽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并不足以让张三丰推行他伟大的计划：通过与明教的联盟，或者说通过张无忌的特殊身份，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帝国的基础。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而他“正统”的继承人明玉珍，则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将一切其它宗教都视为魔鬼的传声筒。另一方面，陈友谅想要争取武当的合作，但是武当却无法忘记几年前他和宋青书企图摧毁自己的阴谋，双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而此时一心向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英雄的国父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这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底的会面。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但张无忌毕竟在朱元璋的辖区内失踪，武当对此并非毫无怀疑。朱元璋亲自来到武当拜见张三丰，并谦卑地向后者请教统一和治理国家的策略，终于得到了武当方面的信任。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尽管陈友谅因为昔日同少林和武当的纠葛而难以得到大部分江湖势力的支持。但他得以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从而控制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他在1360年率领十万人的舰队沿扬子江东下，攻占了太平，并直抵应天城下，要占领朱元璋的都城。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因为一个可笑的失误而告惨败：当他企图从扬子江转入秦淮河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座坚固的石桥耸立在那里。无法进入秦淮河水道的舰队被迫退回长江，并在那里的一处港湾登陆休息，在那里他们被朱元璋的伏兵所袭击并退走。这次失败让陈友谅丢失了江西，朱元璋随后派他的侄子朱文正驻守南昌。
经过几年的整顿，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
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陈友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江府城。1363年四月二十七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
但是事态并没有像陈友谅所计划的方向发展。南昌并未轻易被攻占。一向被认为是花花公子的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达三个月之久，顶住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将陈友谅的庞大军队一直地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军事行动中那样直捣应天，直到六月份朱元璋的援军到来为止。朱文正和他的将士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度不得不以吃木炭为生。因为这场艰苦的战役，朱文正后来被同僚们亲切地称为“朱坚强”。
七月十六日，朱元璋亲率水木军二十万人及两千艘舰船从扬子江下游抵达湖口，随后爆发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在战斗的最初几天，水木军所面临的前景十分黯淡：卫明军的战舰远比他们的高大，它们并在一起，像水上的城墙一样，将自己的战线不断逼迫后退。
朱元璋的旗舰“特快号”也受到了对方的炮击，被炸得粉碎，朱元璋本人在周颠的拼死救护下才幸免于难，但是已经有多名大将战死。最后，水木军决定冒险用火攻的方式摧毁对方的密集舰队。这是自公元三世纪的赤壁之战以来就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战术。卫明军不可能对此没有防范。但是朱元璋得到了武当派资深武术家们的协助。他们乘坐几艘小船，轻松地突破了卫明军的箭雨，而进入对方的阵地纵火，直到这座水上堡垒像所多玛一样燃烧起来为止。(Ｚei8.ＣＯm电子书.整*理*提*供)
鄱阳湖战役并没有摧毁陈友谅的主力。但是卫明军损失惨重，而水木军乘机封锁了通向扬子江的湖口。在又僵持了一个月后，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下令全力突围，夺取通向扬子江的水道，撤回武昌。他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关头为俞莲舟用箭所射杀。周芷若带着她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杀出重围，逃回了武昌，在那里她让陈理继位称帝，而自己成为了摄政太后。但是她的统治只维持了半年。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这是系统地征服汉政权从前领土的开端。
《英雄的国父传奇》中记载了在鄱阳湖战后不久一位道教神灵和朱元璋的相见，这可能是以隐讳的形式记载了张三丰和朱元璋的第二次会面。张三丰现在支持朱元璋向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迈进。1364年中国历新年，朱元璋称“吴王（The Prince of Wu）”，并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统治机构，向未来的明帝国又迈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朱元璋再次率水木军亲征武昌，卫明军全军覆没。周芷若自杀，陈理在大臣的簇拥下投降。长江中游的大片领土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量上的优势，就是朱元璋以后赢得一系列胜利的主要因素，它终于像滚雪球那样使他最后征服了全中国。
在1365年到1367年之间，“吴王”朱元璋投身于对另一位“吴王”张士诚的战争中。
张士诚本可以在1360‐1364年的“水木‐卫明”战争中同陈友谅联合起来对朱元璋前后夹击。
但他抱着让明教徒们两败俱伤的意图而袖手旁观，现在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比以前强大一倍以上的朱元璋已经对他具有了绝对优势。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进攻张士诚在扬子江北的控制区，另一方面派殷野王率天鹰旗进攻浙西，最后两军南北夹击，合围苏州。虽然张士诚已经注定失败，但是朱元璋在这场战争中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抵抗。抵抗主要来自江南士绅对明教红色恐怖的厌恶。在天鹰教肆虐的时代，他们曾经饱受蹂躏。虽然朱元璋已经竭力向儒家传统靠拢，但在江南上层阶级眼中，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而张士诚已经受到帝国的招安，反而成为正统的象征。对苏州的围攻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殷野王也战死在苏州。
最后，常遇春的军队打开了苏州城门。随后苏州遭到了残酷的屠杀。战后，朱元璋命令将城中富户迁徙到北面的荒凉地带，并对整个地区课以重税。在这次战役中，朱元璋显示了他暴戾的性格。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整个中国将反复感受到这一点。
在扫清了南方的几个强敌后，剩下的几个野心家已经无力和朱元璋对抗。朱元璋现在将目光投向更为重要的北方。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南方征服北方的先例。
诚然，朱元璋所号称的“吴国”，其前身曾在公元前5世纪初短暂地取得过中原的霸权地位，但其覆灭也同样迅速。对于汗八里的统治者来说，刘福通北伐的失败，不啻于再一次证明了北方的决定性优势。因此，朱元璋在长江流域和陈友谅及张士诚的战争，更多地被他们视为南方叛乱者内讧和覆灭的前兆，而非一个新帝国的兴起。但是如果不是帝国政府本身在北方的分裂和内乱，他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对南方的叛乱者们加以打击。
在察罕死后，他的儿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爵位，官职和军队——以及汗八里政府空穴来风的猜疑。如果说朱元璋是张无忌的政治继承者，那么扩廓也接收了汝阳王府的武术家集团——这一集团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札牙笃汗的御用军团。金刚门的僧侣，西藏的武术喇嘛，以及其余向蒙古政府效忠的武术家们，现在成为扩廓的王牌。在成为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派包克图擒拿了刺杀他父亲的田丰等人，挖出了他们的心肝祭奠察罕。这给朱元璋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噩梦。为了预防扩廓可能的暗杀，他有段时间每天都和周颠睡在一张床上。
扩廓向乌哈噶图汗保证在五年之内平定全国的局势，赢得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信任。依赖这支特种部队他很快击溃了山西的勃罗帖木儿，后者虽然也是资深的军阀，但很快发现这位新崛起的年轻人不可小视。在进攻冀宁的战役中，他被扩廓击败而难以南下。勃罗没有再在河南和扩廓对峙，而在1365年七月出其不意地直接翻越太行山，从居庸关进犯汗八里，史称“乙巳之变”。扩廓闻讯后立即率军追击，并命令部将白锁住率军三万主持汗八里防务，另外分兵四万进攻大同。但勃罗帖木儿并未被挡住，终于攻入北京，随后挟持了帝国政府，任命他本人为右丞相。当扩廓率军赶到北京城下时，皇帝已经在勃罗的左右下下诏命令他们和解。扩廓并未从命，而是打出了他的王牌，让金刚门的秘密武术家们刺杀了勃罗。随后带着他的喇嘛们进入了北京。
“乙巳之变”让乌哈噶图汗对扩廓失去了信任。皇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亦即未来的必里克图汗（昭宗）——秘密联络扩廓拥立自己，尽管被扩廓所拒绝。但是乌哈噶图汗仍然怀疑扩廓在图谋不轨，他要求扩廓立即离开北京，南下去进攻明教徒。扩廓服从了，回到了河南的属地。在那里他看到明教已经强大到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战役就剿灭的地步，因此私下同朱元璋议和，并赈济河南的灾民以防止他们投入明教的怀抱。他提出了一个以议和争取时间，然后东西并进，摧毁叛乱者的战略，而这必然要求全国所有的军队都归属他的指挥。为此他擒杀了貊高、关保等跋扈的地方军阀，同时要求李思齐，张良弼等将领对他服从。这在乌哈噶图汗眼中无不成为了扩廓谋叛的证据。他在1368年下诏褫夺了扩廓的一切官职爵位，并命令所有忠于帝国的军队一起进攻扩廓帖木儿。其罪名是“以扩廓帖木儿付托不效，专恃欺隐，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以赈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种种罪恶，非磔示无以惩之”。具有讽刺性的是，正当这道诏书通传全国时，使得扩廓成为蒙古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时。朱元璋已经在当年一月称帝，并且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北伐。扩廓在南北夹击下无力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挡，只能坐视朱元璋的军队自南而北，一路势如破竹地占领山东，河南和河北，最后攻入汗八里。乌哈噶图汗在汗八里沦陷前，又紧急恢复了扩廓的官爵和权力，然而一切已经太迟了。
张士诚的覆灭和元帝国持久的内乱为朱元璋宣布恢复古老的中华帝国扫除了最后的几个障碍。朱元璋在1368年中国历新年登基，宣布自己是中国皇帝。他并没有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将他的帝国命名为“吴”，而不无突兀地使用了“大明”的国号。直到这个帝国在近三个世纪后覆灭，人们都以大明称呼这一阶段的中华帝国。就此而言，明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自摩尼教创始以来最大的辉煌，但也是最后的余晖。在整个六十年代，朱元璋在一群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一直不遗余力地将他控制下的明教组织改组为正统的儒家政府，并将其中的异端色彩降低到最低程度。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对教主之位的要求。
这一点当然不会不引起说不得，周颠等教中元老的警觉，在驱除野蛮人，统一中国的崇高名义下，他们不得不一再做出妥协，但在国号问题上，他们停止了让步，并威胁要举行兵谏。朱元璋手下的将士们，尽管已经日益成为新的统治利益集团而淡漠了弥赛亚主义的信念，但仍然希望新的国号能够反映他们当年的梦想。他们说服了朱元璋，“大明”的含义和他的姓氏正相匹配：据说火神祝融的一个名字就叫做“朱明”。最后，儒生集团也同意了这个国号，因为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为之找到了依据。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诗歌书》中，有一篇就叫做《大明》：“下面是光明的，而上面是显赫的……上帝注视着下界，而诫命已经下达……伟大的武王啊，消灭了强大的商朝，在一个明亮的早晨。”
但除了国号之外，朱元璋不愿意再保留任何明教的痕迹。在他着名的即位诏书和北伐檄文中没有体现明教的教义。而在后来的官方历史书写中，朱元璋及其政权及明教组织的关系也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暂时的屈从和相互利用。更加戏剧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后第三年下诏禁止一切“旁门左道”：白莲宗，弥勒宗和天鹰教等明教支派都被当作荒诞的异端邪说遭到禁止。尽管朱元璋竭力和明教拉开距离，但是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说：“朱元璋，不管其承认与否，骨子里都是一个明教徒。即使在他放弃明教信仰后很久，他的许多残酷的政治举措仍然要从早年的宗教生活中找到原因。他对人民行为控制的严厉，对官员贪腐的恐怖惩处，对臣僚绝对忠诚的要求，对奢华生活方式的摈弃，无不渗透着明教教义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为了缔造一个纯洁的光明世界而奋斗。这使得他所统治的时代比起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时代都更为怪异地远离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明教史研究》，剑桥，1998，第45页）在68年的北伐攻势后，乌哈噶图汗和他的朝廷仓促地退守漠北，但是仍然宣称自己是全中国的皇帝。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愤怒，他急不可耐地命令史官修撰了《元史》，并送给乌哈噶图汗“恭顺的皇帝”这样一个侮辱性的称号。与此同时，统一中国的战争仍在继续着。元帝国的残部并未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恭顺归降，在扩廓的几次反击下，它幸存了下来，并历经种种变迁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纪，才臣服在满洲征服者的脚下。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其他部分都顺利地并入明帝国的版图，只有在攻打四川的明夏政权时，遭到了一些阻力。
在明玉珍死后，他的儿子明升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朱元璋招降的建议。
1371年五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他们遭到最后一批虔诚明教徒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最后，明升和他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皇帝所未曾料想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就此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这个惊人的消息，尽管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仍然迅速传播开来。虽然在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但将士们仍然对皇帝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朱元璋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纷纷离开南京，不知所踪。据说说不得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
张三丰本人已经在1369年去世，在他死前，终于看到了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国本土。但他的继承者现在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1373年，俞莲舟和一批武当的武术家们闯入南京的皇宫，再一次和朱元璋会面。武当方面要求朱元璋就张无忌之死做出解释，否则就要杀死他。
朱元璋没有解释，而是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短语：“天下”（Under Sky）。武术家们沉默了片刻，随即离开了皇宫。第二年，俞莲舟宣布退休，将掌门的职位传给了俞岱岩的学生谷虚子，这标志着武当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出世门派。新上台的武当领导人和张无忌之间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不可能再为他报仇。在剩下的三个世纪中，武当和南京与北京的帝国政府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状态。
如果武当曾经对朱元璋进行报复的话，唯一的报复则发生在十五世纪初的靖难战争时期，朱元璋的孙子建文皇帝——他对于祖父发家的事迹并不熟悉——在战争濒临失败时向武当求助。武当拒绝了他。此后，作为胜利者的朱棣出于对武当的感激或愧疚，在武当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道观。武当与明皇室自此后变得相当友好，以至于在清朝取代明朝后，武当成为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对于感到被欺骗的明教徒来说，没有什么约束能够阻止他们向篡位者复仇。在朱元璋宣布禁止明教后，大大小小的“明王”再度兴起，要推翻虚伪的明朝，重新建立真正的光明世界。然而旷日持久的反元战争已经耗尽了民众对起义的兴趣，他们渴望安定的环境。这些小规模的暴动很快被扑灭。在明教与重新稳定下来的江湖主导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十四世纪中期的携手合作就被遗忘，明教的残余再度被视为邪恶的“魔教”
而遭到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