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第20/29页


“是埃”说着她又傻笑开了,很忸怩,作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我想你知道一家可以带我去的小旅馆?”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要同她一道去,只是为了替她免去那一套她们惯用的开场白。

“啊,我的好先生,”她说,好像我犯了一个最最令人痛心的错误。“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我不是那种姑娘。你在跟我开玩笑,我看得出来。你这么好……你的面容这么慈祥。我不敢对一个法国人讲对你讲过的话,他们一定会立刻叫我难堪的……”她用这种口气又讲了一阵,我想甩掉她一走了之,可她不愿一个人呆着。她怕,因为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我能不能行行好送她回旅馆?或许我能“借”给她十五或二十法郎叫旅馆老板闭嘴?我送她回到她说她住的旅馆,给她手里塞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她不是非常精明就是非常天真,有时这很难判断,总之她叫我等她跑回酒馆去换钱。我告诉她不必了,她便冲动地抓起我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我受宠若惊,马上乐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她。这个疯狂的动作感动了我,我自忖有时当个阔佬还是不错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很新鲜的刺激。不过我并没有昏了头。五十法郎!一个下雨的夜里浪费五十法郎未免太过分。我走开时她挥舞那顶稀奇古怪、她根本不会戴的小软帽向我告别,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感到自己很蠢、很轻率。想起她说的话,“我亲爱的好先生……你的面容这么慈祥……你真好。”等等,我又觉得自己是个圣人。

心里洋洋得意时很难马上上床睡觉,你觉得自己应该报答这没有料到的好心夸赞之辞。经过“丛林”饭店时我瞧了一眼一楼的舞场,光背、戴着快把她们勒死的一串串珍珠的女人――看起来会把她们勒死――正在朝我扭动她们美丽的屁股。我径直到柜台前要了一杯香摈酒,音乐一停便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到我身边,她长得像挪威人。这地方其实并不像从门外看起来那么挤、那么欢快,只有六七对男女,刚才他们准是一起跳舞来着。我又要了一杯香槟酒,以免丧失勇气。

站起来同这位金发女郎跳舞时舞场上没有别人,若在平时我一定会有些不自然,如今香槟起了作用,还有她贴在我身上的姿势、昏暗的光线及那几百法郎给我的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不过……我们又跳了一场,像是在举行个人表演,然后我们便交谈起来。她一开始便哭,引出了这场谈话。我认为很可能她是喝得太多了,于是便装出不介意的样子,同时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可是店里已经全空了。

中了圈套后要逃,而且要马上逃,否则你就完蛋了。我所以没有逃,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我为买帽子的支票付了两次款。因为某件琐事,人常常卷入麻烦中去。

我很快便弄清了,她哭泣的原因是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孩子。

她也不是挪威人,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助产士。我得承认她是一个俊俏的助产士,即使是在这脸上热泪涔涔之时,我征询她的意见:喝点儿酒会不会好受一些,她便立即叫了一杯威士忌,一眨眼工夫便喝完了。我柔声问,“还要吗?”她说要,她觉得十分难过,非常沮丧,因而还想要一包“骆驼”牌香烟。

又说,“不,等等,我想还是要一包‘帕尔麦尔’牌子的好。”我想,要什么随你的便,只是看在基督份上别再哭了,你一哭我就心里直发怵。我又把她拉起来跳舞,一站起来她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许悲伤会叫一个人变得更淫荡,我说不上。我低声咕哝说要离开这儿,她急切地问,“去哪儿?好,随便。找个能说话的安静地方。”

我钻进厕所又数了一遍钱,我把一百法郎的钞票藏在裤子上的表袋里,把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和零钱放在裤子口袋里。我回到酒吧里,决定要言归正传了。

她自己谈起了这个话题,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启齿了。她遇到困难了,还不仅仅是失去了孩子,她母亲病在家里,病得很厉害,要付给医生诊费、要买药,还要买这个、买那个。当然,她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我反正得替自己找个旅馆,我便提议她跟我一道走,一起过夜,我暗想回到我那里能节省些。可她不干,坚持要回家,说她自己租了公寓,何况还得照顾她妈妈。仔细一盘算,我认定睡在她那儿会更便宜一些,便应允了,提议马上就走。走之前我认为最好先叫她知道一下我的财政状况,这样到分手时便不会有什么埋怨。我告诉她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看她听完后快要昏过去了,她说,“你竟然是这种人!”她像是受了极大侮辱,我估计她会大闹一抄…然而我毫不畏惧,根本不为所动,我平静地说,“好吧,那么我走开就是,也许是我误会了。”

“我看你是误会了!”她嚷道,同时仍拽着我的袖子不放手。

“亲爱的,听着……公道点!”听到这话我又恢复了信心,我明白这只不过是要我答应再给她一点儿,以后一切就都妥了。我疲惫地说,“好吧,我会对得起你的。走着瞧好了。”

“那么,你刚才是在撒谎喽?”她问。

“是的,我是在撒谎……”我笑了。

不等我戴上帽子她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见她给司机的地址是克利希林荫道。我自忖,到那儿去的车费比租个房间还多呢。唉,算了,有时间……咱们走着瞧。我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开动的,不过她很快就对我大谈起亨利・博尔多来。我还不曾遇见一个不知道亨利・博尔多的妓女!不过这一个是真正有才华的,现在她的语言也文雅了,她那么温柔,那么聪明,使我不断地考虑该给她多少钱才合适。我仿佛听到她在说――“没有时间了。”总之听起来是这话,处于我目前的境况,这话值一百法郎。我诧异这是她自己的话还是从亨利・博尔多那儿拣来的。这也无关紧要。是蒙马特尔街了,我自言自语道,“你好,老妈妈,我和你女儿会照顾你的――没有时间了!”我记得,她还要给我看她的助产士执照。

进屋一关上门她就显得十分惊慌,她乱忙一气,两只手拧来拧去,摆出萨拉・伯恩哈特的姿势。她的衣服脱了一半,她不时停下来催我快点儿脱,催我干这干那。最后她脱光了,手里拎着一件小背心走来走去,找她的晨衣。我搂住她狠狠拥抱了一下。待我放开她,她脸上流露出很痛苦的表情。“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我一定要下楼去看看妈妈!”她嚷道,“想洗就洗个澡,亲爱的。在那边。我几分钟就回来。”在门口我又拥抱了她,我穿着内衣,勃起得很厉害。不知怎么搞的,她所有这些痛苦和激动、所有的悲伤和做作只是激发了我的欲望。也许她只是下楼去安慰她的老鸨,我有一种感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将是我在晨报上读到的那类戏剧性轶事。我很快巡视了一下这个地方,这儿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装修得还可以,挺卖弄风骚。墙上挂着她的执照,是“一级”的,这类执照总是一级的。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女孩的照片,是一个生着一头秀发的小女孩。我放水洗澡,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如果要出什么事,我会在浴盆里被人发现……我可不喜欢这个主意。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在屋里来回踱着,心里越来越不安。

她回来时比出去时更加颓丧,不住地呜咽道,“她快死了……她快死了!”有一刹那我差点儿要拔腿走了。当一个女人的妈妈要死在楼下了,也许正在你底下,你他妈的怎么能爬到这个女人身上去呢?我伸出双臂搂住她,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决计要获得此行的收获。我们这样站着,她低声咕哝说她需要我应允给她的钱,好像真的遇到了难处,这钱是给“妈妈”的。见鬼,眼下我根本没有心思为几个法郎讨价还价。我走到放衣服的椅子那儿,从表袋里取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仍始终小心地背对着她。并且,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还把裤子放在我知道自己将要睡的这一侧。这一百法郎仍不十分令她满意。不过她嫌少时不很坚决,由此我看出这已足够了。接着她以惊人的力量猛地脱下晨衣跳上床来,我刚刚用双臂搂住她,把她拉过来,她便去够开关,关上了灯。她充满激情地拥抱我,她呻吟,所有的法国女人跟你睡觉时都是这样呻吟的。她的调情手段弄得我激动得不得了,关灯的把戏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好像真的洞房花烛夜一样。可我仍不免疑虑重重,一俟能方便行事就伸出双手摸摸我的裤子是不是还在椅子上。

我想我就要在这儿过夜了,床睡着很舒服,比一般旅馆的床还软些,床单也是干净的,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要她别扭来扭去就好了!这劲头会叫你认为她有一个月没跟男人睡过了。我想尽量拖长时间跟她睡个够,我这一百法郎要个个花得值得,可她仍在喃喃自语,说男女睡觉时说的种种疯话,在黑暗中这些话更容易很快叫你不能自持。我不想全力以赴,可是不可能,她在不停地呻吟、喘粗气,还咕哝道,“快,亲爱的!

快,亲爱的!啊,这好极了!啊,啊!快,快,亲爱的!”我试图数数以镇定下来,但她的喊叫像火警警报响起来一样紧急。

“快,亲爱的!”这一回她喘着粗气抽搐了一阵,哗,我听到星星叮当乱响,我那一百法郎不见了,还有早已忘掉的那五十。灯又全亮了,她仍像跳上床时那样麻利地跳下床,一边还像头老母猪一样哼哼、尖叫。我又躺下来抽起一根香烟,同时后悔地凝视着我的裤子,它皱成了一团。不到一分钟她又回来了,一面往身上裹晨衣一面用叫人心神不宁的激动口吻告诉我别拘束、随便些。她又说,“我下楼去看看妈妈。别客气,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

过了一刻钟,我觉得非常急躁不安,我走进里屋看完了放在桌上的一封信,信上没有什么内容,是一封情书。在浴室里我查看了架上所有的瓶子,一个女人使自己身上香气袭人的各种玩艺儿她都应有尽有。我仍希望她会回来,给我另外五十法郎的货,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仍不见她的踪影。我心慌了,也许楼下真有人快死了。我糊里糊涂地穿起衣服来,我想这是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系腰带时我突然想起她是如何把那张一百法郎的票子装进钱包的,情急中她把钱包塞进衣柜上层了,我还记得她的动作――踞起脚尖要够到那层。不到一分钟我就打开衣柜摸到那只钱包,它还在老地方。我急忙把它打开,看见我那一百法郎稳妥地藏在绸子夹层之间。我把钱包放回老地方,穿上外衣和鞋子溜到楼梯平台上仔细侧耳听了一阵。什么都听不到,天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我马上又回到衣柜前摸出她的钱包,装上那一百法郎和所有零钱。我无声地关上门,轻手轻脚地下楼,一到了街上我便使出吃奶的力气尽量快走。到布尔东咖啡店那儿我停下吃点儿东西,妓女们在这儿放肆地用东西投掷一个吃饭时睡着了的胖子。这个胖子睡得很死,还在打鼾,不过他的颚仍在机械地上下活动。这个地方闹哄哄的,有人在喊“开车啦”!接着便是一阵有节奏的僻僻啪啪乱扔刀叉声。胖子睁了睁眼,傻呼呼地眨眨眼,脑袋又向前倒在胸脯上了。我仔细把那一百法郎的钞票放回表袋里,数了数零钱。身边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我无法确切忆起是否在她的执照上看到“一级”的字样。至于她妈,我根本不关心,我希望现在她已经死掉了。如果这姑娘说的都是实话那才怪呢,她太好了,好得叫人不敢相信。“快点,亲爱的……快点!快点!”还有那个说“我的好先生,你的面容真慈祥”的傻子,不知她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停下的那个地方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第12章 夏天快过去时,菲尔莫邀我去同他一起住,他在迪普莱克,斯广场附近有一套俯瞰骑兵兵营的工作室公寓套间。自从上回到勒阿弗尔小游一趟回来后我们经常见面,若不是菲尔莫我真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在哪里,很可能早就死掉了。他说,“都是那个小婊子杰基,要不我早就邀你来了。我无法甩掉她。”

我只有笑笑。菲尔莫总是这样,他有勾引无家可归的婊子们的天才,最后杰基总算自动走了。

多雨的季节来临了,这是使你沮丧、心情不愉快、漫长而又沉闷地长膘、下雾、阴雨连绵的季节。冬天的巴黎真是一个可恶的地方!这种天气侵蚀进你的灵魂,使你变得像拉布拉多海岸那样光秃秃的。我不无焦虑地注意到唯一的取暖设备是工作间里的小炉子,不过这儿还算舒服,从工作间窗子里还能看到极美的景致。

早上菲尔莫粗暴地摇醒我,在我的枕头上留下一张十法郎的票子。等他一出门我便又躺下睡个回笼觉,有时一直躺到中午才起来。没有什么急着要做的事,除了这本有待写完的书,而且这也不大叫我伤脑筋,因为我早就知道反正谁也不会接受它的。但是菲尔莫却被它深深打动了,每天晚上他胳膊底下夹着一瓶酒回到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桌前看我写了多少页。

起初我还挺欣赏他的热情,后来再没什么好写的,看到他乱翻,看我又写了些什么,我便非常不安,他还以为我能像水龙头流水一样流出东西来呢。没有东西拿给他看时,我的感觉正与受他庇护的婊子一模一样。我记得他常常谈起杰基,“只要她随时给我脱光就行了。”如果我是女人我倒是很乐意为他脱光衣服,那样总比提供他等着看的稿子容易些。

不过他努力要叫我过得舒服,食物和酒总有的是,他还不时执意要我陪他去跳舞。他很喜欢去奥德萨街一个黑鬼们聚会的场所,那儿有一个好看的黑白混血儿,她偶尔跟我们一起回家来。使他不快的是找不到一个爱喝酒的法国姑娘,她们都太清醒,无法使他满意。他喜欢带一个女人回工作室来,同她痛饮一番再干正经事。他还喜欢叫女人以为他是艺术家,由于他租的房子是一位画家的,要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也不难,我们在大柜里找到的油画很快便挂得到处皆是,一幅尚未完成的画引人注目地装在画架上。遗憾的是,这些画全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它们给人造成的印象通常都不大好。讲到欣赏绘画,一个妓女、一个看门人和一个内阁部长的艺术趣味没有多大差异。后来马克・斯威夫特开始定期拜访我们,旨在替我画像,这件事使菲尔莫颇为高兴。菲尔莫极崇拜斯威夫特,说他是天才,他亲手绘的画没有一件不带点儿残忍的味道,可是至少他笔下的人或物还能使你认出画的究竟是什么。

应斯威夫特的要求我留起了胡子,他说我脑袋的形状需要留胡子。我必须坐在窗前,背后就是埃菲尔铁塔,因为他想把埃菲尔铁塔也画进去,他还要把打字机也画上。在此期间克鲁格也养成了来串门的习惯,他坚持认为斯威夫特根本不懂得绘画。看到画上的物体失去了比例他极为恼怒,他毫无保留地信奉自然法则。斯威夫特却根本不理会自然,他只要画出脑子里想的东西。不管怎样,现在斯威夫特使我的画像装在画架上。尽管样样都不成比例,甚至一位内阁部长也看得出那是一颗人脑袋、是一个留着胡子的人。看门人却真的对这幅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她认为画得惊人地像我本人,也赞赏在背景中画出埃菲尔铁塔的主意。这种宁静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对邻近区域很感兴趣,尤其是在夜间其彻底的污秽和悲哀被我觉察以后。

朦胧中那么迷人、那么安静的小广场在黑暗降临后竟会显出最阴沉、最险恶的特性。那边是围住兵营一侧的又长又高的墙,常有一对恋人靠着墙偷偷拥抱――常常是在雨中。看到一对恋人靠着一座监狱的大墙、在昏暗的街灯下拥抱真叫人觉得压抑,仿佛他们已被人逼到绝境了。兵营院墙里的情况同样叫人丧气,下雨天我常站在窗前看底下的活动,那简直就像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理解,他们居然根据作息时间表做每一件事,可是这个时间表准是由一个疯子制定的。他们在泥泞中挣扎,军号吹响了,战马在冲锋陷阵――这一切都在四堵大墙之内进行,这是模拟的战斗,参加者是一大群玩具士兵,他们对学习如何杀人、擦靴子和用马梳梳马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整个过程都是十分荒谬的,不过是谋划中的事情的一部分罢了。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他们搔痒,手插在口袋里走来走去,抬起头看天,一个军官一走过来他们就啪地碰碰脚跟敬礼。

我看这儿就是一座疯人院,连马匹也有几分傻气。有时他们把大炮拖出来喀嚓喀嚓在街上游行,人们驻足呆呆地望着他们,称赞他们的漂亮军衣。我却总觉得他们像一支正在撤退的军队,他们身上有股寒酸气,衣着邋遢,垂头丧气,他们的军衣穿在身上太肥大,他们作为单个人时具有的惊人的敏捷灵活气息也一扫而光。

太阳出来后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他们眼神里有一线希望,走路精神多了,还表现出一点儿热情。接着景物的色彩都变得鲜艳了,他们又摆出法国人特有的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派头。他们在街角的小酒馆里愉快地边喝酒边聊天,军官们也显得更有人味,也许应该说更有法国味。太阳一出来巴黎的任何地方都很漂亮,若是哪一家小酒馆放下遮太阳的篷布,在人行道上摆上几张桌子,在酒杯里倒上颜色鲜亮的饮料,那么人们的人情味就很浓了。太阳普照时,他们就是人,天下最好的人!他们那么聪明,那么懒洋洋的,无忧无虑!把这样一个民族赶进军营里去,叫他们一遍遍操练,封他们当列兵、中士、上校及诸如此类的事真是罪孽。

如同我所说的,日子过得很顺心。卡尔不时带一件活儿来叫我干,通常是他自己不愿写的游记。每篇只得五十法郎,不过这类文章好写,我只要查查以前的报纸,把旧文章改头换面抛出就行了。人们只是上厕所或在候诊室里消磨时间时才看这类玩艺,关键在于要把文章中的形容词重新换过,其余不过是些日期和统计数字而已。如果这是一篇重要文章,这个部门的头头便会署上他的大名。他是一个傻瓜,哪一种语言也说不好,可是会挑别人的毛病假如他看到哪一段自以为写得不错的文字便说,“我就是要你这样写嘛!写得漂亮,我准许你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去。”有时这些漂亮的段落是我们从百科全书或旧导游手册上抄来的,卡尔真把其中一些搬进他的书里了,因为这些段落有点儿超现实主义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散步回来一推开门便有个女人从卧室里跳出来。她立即嚷道,“你就是那个作家吧!”她打量一下我的胡子以加深印象,她说,“多么可怕的胡子!我看你们这些人呆在这儿准是疯了。”菲尔莫手里拿着一条毯子跟在她身后。“她是一位公主。”他说,一面还咂咂嘴唇,好像刚刚尝了尝某种珍贵的鱼子酱似的。他俩都穿着出门的衣服,我弄不明白他们拿着睡觉的被褥干什么,后来我马上想到,准是菲尔莫把她强拉进卧室看他的洗衣袋去了。每一回有新的女人上门他都要来这一手,尤其是法国女人。洗衣袋上缀着“凭票取衣”,不知为什么菲尔莫养成了向每一位来访的女客讲解这句话的痹好。可是这位女人不是法国人,这一点他当即对我说明了。她是俄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公主。

他激动地高声谈论,像一个刚刚发现一件新玩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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