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处理完扬州事件的史可法刚想松一口气，高司令又闯祸了，但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镇中的另一个大腕――靖南候黄得功。
黄高二司令一个“井水”，一个“河水”，坏就坏在黄司令的那张嘴上，黄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军，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货武装”，加上高司令的部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黄司令很鄙视高司令，常在军政界大发特发高司令是“吃皇粮的土匪”等言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鄙视久了，自然会产生出不满和仇恨，黄司令的这笔帐高司令是牢牢地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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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此时，黄司令率军由庐州北上，高司令怀疑这是史督师劝他撤离扬州，把此城交给黄司令的。于是就在黄司令经过的土桥发动了袭击。
实际上黄司令这入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带了三百人，结果一交战，三百人全部“光荣牺牲”，黄司令在手下的拼命掩护下，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吃了大亏的黄司令岂能善罢干休，他一回驻地，马上整顿兵马，准备与高司令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
还是史督师，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调解员”的角色。
经过督师大人的联络协调，竭力相劝，并拿出自己的钱，以高司令的名义偿付给黄司令，终于让这次内战消弭于无形，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暂归于好。
由于史督师多方奔走，串针引线，为南明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北人民给他赠上一个亲切的、恰当的爱称――“老媒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样唱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辛苦、委屈、无奈的史督师依然在坚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动上苍的一天。
上苍有没有感动不知道，但却有两个人却被感动了，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史督师的“统战”阵营中。
一个人就是当年背弃李自成，毅然决然同高司令携手“私奔”，现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肠总是柔弱的，她见督师大人至诚忠义，就厚为调护，常劝高司令“改邪归正”，多尊敬领导、多和领导交流。高司令虽然桀骜不驯，却对刑夫人因为喜爱，所以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听话，因此对督师大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史可法也感觉到这一点，投桃报李，把自己在扬州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个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询大师――德宗，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有一个绝活，就是“谈祸福奇中”，为当时的一流佛学、占卜学、运筹学及心理学专家。连高司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都毕恭毕敬尊称其为“师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就借讲经说法的机会为高司令作单独的心理辅导和暗示教肓。他给高司令讲：“史督师在儒家为圣人，在我法为菩萨，居士与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为何，竟被说得连连点头称是。
终于到了水到渠戍、花开果熟的时刻，高司令开始礼敬起史可法来，变得规规矩矩，变得言听计从，“统战”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师也十分高兴，他不无欣喜地说：“我终于能得到兴平伯的帮助了，收复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师坐镇扬州，积极筹备高杰的北伐事宜，但这时，中央政府传来了皇帝的旨令：“督师您歇歇吧，政府要举行南北和谈了！”
第六章 纷争的朝堂
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被同事――镇守太监王坤举报了，结果小马同志非但没升官，反而被丢官罢职，并被发配到边疆劳改。
但小马可不是匹任劳任怨的“好马”，不久，通过走关系终于离开了令他黯然神伤的劳改之地，并“无官一身轻”地回到南京。在这里，失魂落魄的老马同志（不能叫小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马一下变老马了）遇到了同样落魄失魂的阮大铖同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通俗画册编辑、资深军事发烧友，还有，一个大大的党棍。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志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于是，由同乡左光斗作为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当时的第一大执政党――东林党。
但后来，因在官位升迁中，东林党领袖赵南星投了他的反对票。这下，老阮不干了，愤而退党，并转而加入了当时第二大执政党――阉党。
在后来东林党和阉党的血拼中，老阮坚定地站在阉党的一边，充当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仿照水浒故事，出版了第一部个人通俗画册专集――《百官图》。该画册出版发行上万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争相传阅，成为揭露东林党罪恶最有力、最形象的广而告之。
但即使这样，阮大铖同志还是“高处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阉党只能逞凶一时，不能逞凶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会魏忠贤公公后，他总是花重金“赎”回自己的拜见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半年后，有第六直觉的阮大铖不愿这样提心吊胆地玩下去了，主动申请“内退”回乡了。
果不其然，随着崇祯的继位，魏忠贤公公就不断出现了成为一只被打落水狗的险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官不易的马总督格外卖命，驱兵围城，终于平定叛乱，活捉刘超。这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认为马总督“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马总督长袖善舞，成功地将黄得功、高杰、刘良佐统战到自己的麾下，成为左右帝位大选的决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杂杂介绍这么一大堆，是想说明这么三点：1、与史可法同志“心如纯水、身似洁冰”的纯粹相比，老马同志可是一个很不纯粹的人，不但犯过挪用公款罪及行贿罪，而且善于权谋，毫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2、老马还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马成功的背后，站在一个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大男人――阮大铖。
现在，老马终于用计请走了史首辅，自己终于以次辅身份来主持内阁工作了，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他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老马执政
执政伊始的老马明白，现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史可法面临的问题一样，老马现在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其次是军事国防问题。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增加税收。但史内阁的减税方案刚刚公布，继任的马内阁就改弦更张，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聪明、足智多谋的老马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掩耳盗铃的税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减一增。具体为：1、沦陷区减、统治区增。马内阁规定：“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隶钱粮全免五年，四川钱粮免50％”（以上三区己大部沦陷），而在统治区的江南，则规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二分、孰地每亩加五分，山塘每亩加一厘”。这一增收，即为马内阁加征白银51万两。
2、农业税减，商业税增。马内阁减了沦陷区的农业税，却以“劳军助饷”的名义大幅提高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各地商品过境税、茶烟消费税，实行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力争将“繁华似锦”的江南打造得“满目苍痍”。
老马敢于“舍得一身骂，最把税来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马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因为老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大智大勇、忠君爱国的吴三桂己经借来清兵，打败大顺军，光复北京城。这一利好的消息让马内阁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以为大明中兴有望，新的税收政策切实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马上疏弘光帝，称赞吴三桂“功在社稷”的义举，并建议：“应利用大明的海军，速从海上向三桂同志运送军粮予以后勤保障。”
弘光帝于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会，并给诰券（最高荣誉勋章、世袭做官凭证及免死文书）、禄米、发银五万两、糟米十万石。同时加封还加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黎现已降李自成，并出任大顺朝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马内阁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师，已忙得一头雾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赞成的，他也上疏给弘光帝说：“崇祯帝是圣明的君主，但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应该从重从快地剿杀李自成，给长眠于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个交待。”
但因为他毕竟在一线工作，消息比老马要准确些，他不相信吴三桂已经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虏平寇”的把戏。但有两点他认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败并败退回山陕；二、战胜的清军已占领北京并控制河北地区。
这两点己经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实际，史可法认为南明目前应抢在李自成的前面，与大清联合，消灭顺匪，共图中原。
与这两位高层人士主张的“联清剿顺救中国”的态度不同，个别中下层倒是建议“顺清兼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