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全集.com》第53/96页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第二十五章 昙花一现
“病变”的政权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w`r`s`h`u`.`c`o`m`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