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全集.com》第65/96页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浮躁。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为惧怕失去云南这个最后的家园，所以从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军上下，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力争使自己，能得到云南各界的承认和拥护。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吧！
为争取云南官绅、土司、普通群众的支持，孙可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政治承诺。
为此，他主动取消了大西国号，在没有与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前，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在内部官职上，孙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称王，但在杨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错就改”地改称“将军”，向外界摆出了一副“虚位以侍”的高姿态。
“务虚”工作进行完毕后，“务实”工作即告开始。
占领全滇后，孙可望除黔国公沐天波的旧印仍可照旧使用外，将云南府州县官员的旧印，一概收缴，并随之对各级官员，开展重新“考察录用”。
贪污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通病。
几乎每个大西人，都对官场的贪污腐败，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创建“廉洁型政府”，便成为他们首要完成的奋斗目标。
所以，这次考察录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就是贪廉二字。
孙可望专门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弓匠出身、现任新政府工部尚书的王应龙被任命为“委员长”，代表自已巡抚各地。
巡抚中，王应龙“委员长”是发现廉洁者升迁，贪污者砍头。砍头后，还将贪污者的脑袋，制作成标本，在云南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姚安知府谢仪的脑袋，就“非常有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反腐标本”。
为使新政权，得到更多云南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孙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终于从大明缔造者朱元璋那里，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百姓“上书言事”。
百姓“上书言事”，有两种操作途径，识文断字的，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不会读书写字的，可以跑到衙门口击鼓言事，口头向衙门的官长汇报自己的想法。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
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姿态。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
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得先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它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
这样做，有解决地方冶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群众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新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新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