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全集.com》第83/96页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