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小百科书系·唐诗小百科全集.com》第2/75页
陈子昂的一生，大概可以用“不合时宜”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武则天朝，没有做过多大的官，但敢于上书指斥时弊，主张措刑息兵，整饬吏治，殊不知武则天正是通过严刑与战争来树立威信、巩固政权的，所以他的上书不被采用，而且最后还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将他害死在狱中。
他所处的时代，是“上官体”和沈、宋近体诗最吃香的时期，而陈子昂的诗，基本上是古体。唐诗的辉煌，正是古、近体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造成的。
他最大的不合时宜，是不随流俗，不走六朝以来的绮靡道路，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诗经》的“兴寄”和建安、正始的“汉魏风骨”。
陈子昂的这些主张，对此后唐诗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要论唐诗的第一功臣，非陈子昂莫属。杜甫在《陈拾遗故宅》诗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可以这样说，陈子昂是初唐诗歌转入盛唐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盛――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盛唐（713-765）一般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到唐代宗大历年间五十余年的历史时期。
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达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张旭、怀素、颜真卿等的书法，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的绘画，李龟年、董庭兰、许和子、李谟、黄幡绰等的音乐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
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绝大多数士大夫生活安定富裕，一艺之长，即可以名扬天下，其中，又以诗歌的地位最高，朝廷以诗取士，文人以诗相高。诗写得好，名誉地位都有了。比如李白，诗写得好，就可以“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所以文人对写诗趋之若鹜，全力为之。如此广泛的基础，自然会产生出一批光照千古的大诗人来，盛唐诗歌也因此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顶峰。
盛唐诗歌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群星璀璨，光彩照人，名篇巨制，俯拾即是。
盛唐气象，使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一种恢宏之气，他们对功名的追求，已经远远不是初唐文人那种简单的对富贵荣辱的向往，而是希望能够济世报国，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诗歌总体来说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边塞诗中，是一种壮美异常的豪情；在田园诗中，是一种宁静幽远的恬静；在李白的诗中，是一种大鹏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诗中，是一种忧国忧民的顿挫沉郁。
不得不提到的是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而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它不仅给唐帝国以巨大的打击，使之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几乎震碎了盛唐诗坛，大批的诗人竟至不知所终，而开元时期最著名的两位诗人王维和李白，一个因做过安禄山的伪官而潜心向佛，一个因加入永王磷叛军而成为囚犯。但是，杜甫却因此写下了无数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歌，使盛唐诗坛不但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沉寂，反而更加辉煌壮丽。
盛唐诗歌已经完成了陈子昂提出的诗歌革新任务。从体裁上讲，古体、近体诗都已经完善。古体诗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近体诗，则不仅格律完全成熟，而且在诗人手中已经运用自如了。
盛唐诗歌完全扫荡了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而代之以清新刚健而又绚丽多姿的崭新面貌。
王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前、中、后三期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李白和杜甫，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王维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却比李白早得多。王维于开元九年（721）二十岁时即进士及第，当时已经名满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时才被征召入京。王维是唐代诗人中少有的诗、画、音乐都达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前当然的文坛领袖。他的诗歌，既体现了盛唐前期文人积极进取，希望建功立业的昂扬之气（边塞诗），又表现了人们热爱山水田园的生活情趣（田园诗）。王维的诗歌非常美，甚至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乱”时做了伪官，虽然并没有被治罪，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潜心事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又有消极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体现盛唐风貌。
李白得名也很早，但都是在江浙和湖北、山东一带闹来闹去，没有进入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圈核心。从他的《与韩荆州书》看，他是很想进入政坛和这个文化圈核心的，直到天宝元年被征召入京，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又受到唐玄宗的礼遇，才真正名动京师，进入了这个核心。虽然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三年，就被“赐金还山”（其实是被很礼貌地赶出了京城），但却并没有被赶出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他此后十一年左右的漫游，反而因为仕途失意对现实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写出了一些有批判精神的好诗。
李白在政治上，既没有王维那样的超然淡定，也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刻执著，他的政治见解有时是很幼稚的。话说得很大，但骨子里却是天真和狂放，所以晚年才会有卷入永王磷叛逆案的灾难。
但是在诗歌创作上，他却是无人能及的天才。他的诗歌充满一种昂扬积极的浪漫精神，即使在人生不得意的时候，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健康的情调，可以说是盛唐在“安史之乱”前的极盛时期的社会缩影和精神体现。
和王维、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纯儒”。他自己说他的一生受家族遗传，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仕途道路，路虽然没有走通，但一生忧国忧民的民胞物与精神却始终没有动摇；二是“诗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个是既有赫赫军功而又为《左传》作注的杜预，一个是初唐著名诗人、祖父杜审言。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诗名虽然已经很大，也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光辉诗篇，但尚不足以称“诗史”，更不足以称“诗圣”。
“安史之乱”杜甫是亲身经历了的，包括后来的流寓西南。他身杂难民之中，亲眼见到国家的残破和亲身体验了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与诗歌创作的激情。从《哀王孙》《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到临死之前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他用如椽的诗笔，记录了这一段历史，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无不尽现笔底。“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叶燮《原诗》），无愧于“诗史”“诗圣”之名了。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歌的两大高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中――诗到元和体变新
中唐（766-859）一般指大历到大中年间的约一百年时间。
“安史之乱”虽然只闹了八年，但是对唐帝国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执行的两大错误国策――向吐蕃、回纥借兵而造成的外族入侵和对藩镇的软弱迁就造成的藩镇割据――像两大毒瘤，使中唐一开始就显现出衰飒之像，但是唐帝国毕竟是“中兴”了。但是，这个“中兴”却已经没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气，也没有了盛唐的繁荣华贵。
中唐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表面繁荣下的重重危机，政治无复清平，吏治极其腐败，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中唐诗坛面临的问题是盛唐诗人境界太高，题材范围太宽，诗写得太好，使后人很难超越。
很难超越，就不得不另辟蹊径。韩愈、柳宗元、孟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贺等中唐文人都在探索诗文革新的道路。唐李肇《国史补》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在诗歌领域，最有影响的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他们的诗歌，都在继承盛唐成就的基础上走出了新路，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诗到元和体变新”。
举起诗歌革新大旗的是韩愈、孟郊和白居易、元稹。
在韩、孟、元、白之前一点的“大历十才子”以及刘长卿、韦应物、元结、顾况等人，已开中唐诗风的先河，虽然也有一些名篇传世，但境界都不太高，题材范围也相对狭窄，可以算作是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转变的过渡。
韩愈的主要贡献在散文，他是主张“辞必己出”和“唯陈言之务去”的。这个理论，也被他用到诗歌创作中。“辞必己出”，“陈言务去”，即不抄袭前人，这本是正确的创作方法，但是如果走到极端，甚至所谓的“横空盘硬语”（韩愈《荐士》），“险语破鬼胆”（《醉赠张秘八》），就必然走向怪怪奇奇的道路。韩孟诗派的诗人，如韩愈、孟郊、贾岛等人，追求的正是这种雄奇险怪的风格，以此与盛唐诗歌抗衡。韩愈的《山石》《南山》《城南联句》，孟郊的《偷诗》《峡哀十首》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白居易和元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继承的是杜甫战斗性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化的风格。白居易和元稹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杜甫和盛唐诗歌的继承和革新。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针砭时事的批判精神，是两汉乐府的优秀传统。从曹操的以乐府古题写新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诗歌创作，是对乐府诗歌的继承和发展。白居易学杜，最重视的是杜甫那些反映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诗歌。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卢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新乐府诗”也不过数十首，但继承的，正是杜甫的这种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即白居易所说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们强调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与元九书》），强调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织妇词》《田家词》等，都是投向社会黑暗和权贵们的匕首和投枪。
“元和体”有时是专指元、白所创的一种新的诗体。韩孟诗派以怪怪奇奇的诗风求得与盛唐诗风的不同，元白诗派则以通俗易懂的诗风求新求变。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自己的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元稹在《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中说杜甫的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所谓“当时语”，就是当时流行的通俗语言。
与元、白风格相近的还有刘禹锡、张籍、王建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