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全集.com》第2/17页
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深夜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深夜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吴德又向华国锋做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显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
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月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
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
据周启才回忆，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启才外，还有三位：汪东兴、倪志褔、吴桂贤。倘若他们能有回忆或口述，想必会补充更多史实。如前所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笔者猜想，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于进一步厘清事实无疑将有更大助益。
（首发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苏格兰&英格兰 难抵三百年之痒，分家或可成真？
作者：孙骁骥 字数：4826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即将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联邦独立。我第一次亲耳从英国人嘴里听到“脱英独立”这个说法，算算距今也有六七年了，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遥远，不曾想到“时光如梭”的谶语。这个看似遥远的“大限”今天是实实在在到来了，而我也早已离开了那座偏远的小岛。
多年前，我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最著名的布坎南商业街的一家当地咖啡馆，喝着本地气息浓烈的咖啡，用苏格兰地区的英镑付款，同时，手里在读一本关于凯尔特人历史的通俗读物，那也是我第一次细读关于高地人民的英语著作。书是我的一位在格拉斯哥的同学推荐的。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苏格兰的身份认同有时过于强烈了，在高大强壮的山区人民眼里，南部的英格兰人总是有或这或那的毛病，例如不够豪爽、算计太多、懦弱、身板也不行，总之是有地域上造成的不少缺点。“可是”，我对他说，“戈登·布朗是个好首相”。“但他是苏格兰人。”他马上回答。
无论从纸页泛黄的历史书还是现实的观察和谈话里，我都能清晰地感到“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不单是货币、方言、政治、口音、习俗。当你驱车取道约克郡，北上到老矿区纽卡斯尔，继续沿着公路前行，数小时后你会感到地形和整个环境的气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你开始进入不时可见奇峰异石的山地，这里是凯尔特人的聚居区。
一个民风彪悍的民族
就像那本历史书为我提示的，凯尔特人民风彪悍，这种彪悍几乎贯穿了他们从古至今的历史。从索尔伟湾至纽卡斯尔附近泰恩河口的“哈德良长城”便是古欧洲社会为凯尔特人树立的一座巨型纪念碑。公元1世纪，古罗马军队入侵不列颠，占领现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但部队打到北边，遭遇了装备挺差但斗志挺旺的苏格兰人，罗马人占不到多少便宜，部队难以挺进。于是，哈德良皇帝决定修一座绵长的防卫工事，抵挡北方的苏格兰军队。这便是哈德良古长城。
哈德良古长城抵御的对象，现在早已经没有了踪迹。欧洲，早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凯尔特单一民族，有的只是作为古凯尔特人后裔的、依然操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诸种方言的若干个新型民族，譬如爱尔兰人、盖尔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等。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居住在苏格兰的境内，与南部的盎格鲁民族两相对峙，时而合作，时而又争斗，历史上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苏格兰王国最早出现在公元843年左右，接下来的时间里，它与英格兰一直纠纷不断。1284年，野心勃勃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从那时起，英王嗣君开始循例敕封为威尔士亲王。1292年，约翰·巴里奥继承苏格兰王位，是为约翰一世。约翰一世软弱无能，让苏格兰的独立面临着严重威胁，于是苏格兰国内的贵族们架空约翰一世的权力，同时积极向外寻找盟友。
电影《勇敢的心》，相信不少人还记忆犹新。其中梅尔·吉布森扮演的苏格兰独立领袖威廉·华莱士更是智慧与帅气并重的男一号。片子结尾，他在断头台下“Freedom”的一声咆哮，更是令不少观众动容，并且让人打心底咒骂那个下令捕杀他的国王。虽然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但依然跟着骂娘。
1294年，当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矛盾不断升级时，英法战争又爆发了。秉承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很快和苏格兰的代表在巴黎签署条约，达成结盟意向，并商定让约翰一世的长子爱德华迎娶腓力四世的侄女。同盟条约规定，如果两国中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到英格兰的攻击，另一个国家就得进攻英格兰。由此，苏格兰把自己绑在了法国的战车上，矛头指向英格兰。
此后不久，英格兰出兵苏格兰，两国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英军节节胜利，逐步推进到苏格兰腹地，约翰一世被迫退位。爱德华一世凭借多次出征，迫使许多苏格兰贵族臣服，苏格兰几乎成为英格兰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苏格兰传奇英雄威廉·华莱士带领民间的义军奋起反抗。华莱士1305年被杀，曾在英格兰宫廷担任法官的苏格兰贵族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小布鲁斯揭竿而起，自称苏格兰国王，继续领导独立斗争。这两个国家，就此算是结下了世仇。
转眼来到了英格兰内战时期。1603年，终身未嫁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士因血缘关系继承王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自这时起，苏格兰和英格兰表面上共有一个国王，而实际上苏格兰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从议会到教会都自成体系，不受英格兰的左右。偏偏后来昏庸的国王查理一世起用了英国雷丁的一位裁缝之子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查理一世独断专行，与议员们彻底决裂后，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道寡助，于是，他选择扶植教会，让教会成为王权的最大支持者。劳德大主教上台以后，采用了罗马教皇般的强硬手腕，不仅迫害英国的清教徒，还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的祈祷书，对反对者斩尽杀绝。劳德大主教的家长作风显现之后，苏格兰人对此表示非常不高兴，心想你一个裁缝的儿子凭什么来对我们苏格兰指手画脚？于是，苏格兰人开会起草了一个“国民公约”（National Covenant），宣布他们不接受英格兰方面劳德颁布的宗教法规和新的祈祷书。更生猛的是，“公约派”很快组织了一支军队，直接杀入英格兰国境。
彪悍的苏格兰人绝对不会允许劳德和查理一世像对待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对待他们。苏格兰人的逻辑是，反正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从来没有少打过仗，也不在乎多这一次。屈勒味林在《英国史》里形容当时的苏格兰“市民及农民人人备有武器。苏格兰的贵族巨绅，犹如玫瑰战争时英吉利的贵族巨绅，尚到处皆有扈从随征的‘家人’及佃户。”民风彪悍如苏格兰者，根本不在乎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查理一世和他的跟班。
苏格兰是如何“被合并”的
这就是民族性的不同。英格兰的清教徒们面对迫害，不是躲就是藏，没有大规模的武力反抗。他们中的一部分逃到了荷兰之类的欧洲国家，另一部分乘坐上“五月花”号轮船，远赴北美新大陆。
所以，苏格兰人对南部人的“成见”也有些道理。英格兰人处理事情比较灵活，一般不会硬拼，属于情商较高的种类，而北部的苏格兰人更加彪悍豪爽，像是东北人。遇事不对路，往往“硬干”。哪知道，正是因为缺少英格兰人的灵活周旋技能和小心眼，苏格兰最后被逼无奈和英格兰合并为一国。
前文说过，从詹姆士国王开始，英格兰和苏格兰表面上共同拥戴一位国王。不过，这两个国家毕竟还没有合二为一。直到18世纪初期，新经济形态的出现间接造成了两个国家的统一。
18世纪初，安妮女王的子女都先后夭折。这意味着一旦安妮女王驾崩，斯图亚特王朝就会灭绝，以往把英格兰和苏格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会消失。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两国贵族们开始积极行动，希望促成两国合并。苏格兰民众当然是强烈反对。
不过，当时苏格兰在经济上发展并不好。虽然苏格兰后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例如斯密、休谟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格兰人是搞经济的好手，相反，他们做得相当糟糕。1695年，在一位名叫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银行家建议下，苏格兰成立了由坚船利炮和彪悍的水手所组成的达瑞安公司，计划让该公司派出舰船，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和航路中转站，从而促进苏格兰在远洋的贸易。这个计划原本的目标是要效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海上强国，让苏格兰走上兴国之路。
哪知老实巴交的苏格兰人还是经验不足，做不了引领全球贸易链的殖民者。达瑞安公司很快就开始亏钱，在达瑞安公司立足未稳之际，西班牙的舰队就逼近了巴拿马。西班牙人认为苏格兰占领巴拿马海峡之举侵犯了他们在美洲的利益，因此率重兵气势汹汹前来进攻。苏格兰军很快溃败。
达瑞安公司主要持股的人有许多来自富裕的英格兰地区，但像是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这种贸易大鳄，哪里容得下卧榻之侧由苏格兰人酣睡？因此，在大股东们的一再要求下，英格兰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英格兰资本流入苏格兰的达瑞安公司。此举迅速枯竭了达瑞安公司的资金来源。但苏格兰人对自己的这家股份公司寄予的希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资本撤走之后，不惜以举国之力，充实这家公司的金库。据统计，大约占整个苏格兰总资本半数的投资进入了达瑞安公司，每个苏格兰人平均投资了五英镑给达瑞安公司。毫不夸张地说，举国皆亏。
后来，天真的苏格兰人财富之梦彻底破碎，“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苏格兰经济元气大伤。除了在经济上接连遭受损失之外，英格兰以政治力逼迫苏格兰并入新设立的政治联盟，作为交换，苏格兰在经济上会获得英格兰的“帮助”。
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历史上的龃龉自不待言。为了制伏“不服管束”的苏格兰人，英格兰议会在1705年决议通过了《外国人法案》（Alien Act），该法案规定，英国女王指派委员和苏格兰商讨联盟事宜，如果苏格兰不同意派代表进行联盟谈判，那么英格兰将会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贸易惩罚，包括禁止进口苏格兰产的牛和其他牲口、煤和亚麻布等产品。苏格兰原本就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经不起这种折腾。所以，尽管《外国人法案》在苏格兰民间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但是迫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苏格兰人最后不得不接受加入英联邦的建议。1707年，苏格兰正式“被合并”了，两个地区的国旗合为“米字旗”，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合并后，苏格兰在1730年到1800年之间迎来了一段辉煌时期。由于苏格兰和法国在地理和宗教上的关系，法国启蒙运动思潮与苏格兰启蒙多少有着继承的关系。伏尔泰说过，英格兰的启蒙思想都来自苏格兰。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扩张全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之后进行的。
苏格兰闹独立，底气何在
两国的合并当初本来就不公平，因此，有些苏格兰人认为赞同签署条约的人是被收买的。从缔结条约的那一刻起，苏格兰争取独立的活动从未停止。
20世纪20年代，现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二战之后，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议会中声势日隆；到了80年代，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即原则上允许苏格兰拥有地区议会，但是中央政府保留取消该议会的权力。到了布莱尔首相的时代，对于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几乎让苏格兰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地区。英国政府公布了《苏格兰法案》，消失了近三个世纪的苏格兰议会再次恢复。《苏格兰法案》还允许苏格兰人通过全民公投独立。法案规定，只要40%苏格兰适龄选民投票赞成，苏格兰就可以独立。
此一时彼一时，苏格兰人如今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真要闹独立，必须得拥有政治或经济上的筹码。这个重要筹码就是资源。1969年，北海首次发现油气。这对苏格兰而言“意义重大”——一旦苏格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那么北海95%的油田和58%的气田将属于苏格兰，苏格兰将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正是苏格兰在今天敢于闹独立的真正底气所在。
2011年5月6日，苏格兰地区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再获大胜。萨尔蒙德仍然稳坐第一首相位置。他向人们承诺，他将完成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事宜。这个人没有食言。在议会政治的舞台上，从历史教训中“学聪明了”的苏格兰人，依然延续着某种独有的彪悍。
然而，即使政治上脱离了英格兰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历史纠葛还会被人续写、被人津津乐道。苏格兰人依然会嫌南部的英格兰人太小气，两国的足球队还是带着民族情感的死敌，苏格兰依然是产生了斯密、休谟、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弗莱明、瓦特的伟大而狭小的岛国。那些被传颂的人物、事件和恩怨纠葛，成就了两个国家的历史。
作者系新锐青年学者，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著有《英国议会往事》、《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等书。
假武松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