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第2/17页
我从这套书学到的第二点是他的功夫―――我不是说自己想练武功，只是对背后的哲学感兴趣。正如所有门派的打斗，你准备进攻和防守前可以有许多不同站位。如果我想击你的脸部，开始时会握紧拳头，在你面前高高举起。但如果我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就猜不出我要打击的部位了。因而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因为无法揣摩出我的意图。我就这样打篮球，出击的时候我不先出手，我要让你猜我将会做什么。对手如何反应会向我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强项，然后我就能据此设法回应。你得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或者用你比对手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
如今，对于中国人来说，决定学什么、过怎样的人生，比过去容易多了。我并非孔子学说的专家，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他所有的教义。所以关于孔子对中国及其教育的影响程度，我没有发言权。我能告诉你的是，过去中国的人们深入地学习孔子。我没有学，也不是唯一没这样做的人。如果它能运用到我身上，我会多学一些并且善加利用。
这种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在将来，上海市场就不会凭销售以假乱真的劳力士手表或者路易威登包出名了，你会看到中国原创的手表或箱包。你必须知道旧的习俗已经延续数千年，也许要再过数千年才会完全改变。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一个例证就是:手表虽是西方的发明，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使用手表。
对于改变沿袭了数千年、甚至沿用数十年的信条和观念，许多中国人畏首畏尾。我想原因大概是:如果规则或思想是古人传下来的，行不通则可归咎于古人;如果你擅加改动，出了错的话，就得归咎于自己。这又转回到对失败的恐惧上。似乎许多中国人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没有什么方法能永远行得通，人不可能每次都一下搞定。有时你必须遭受失败，有时你必须作出改变―――人生就是如此。
我一直相信，假如我成功，将会是个巨大的成功，假如我失败，也将会是一败涂地。试图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意思，就像去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探险，每件事都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管怎样都能学到很多。不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要上楼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知道目标在何方但还很遥远时，就不要老是回头张望。只要看着脚下，走你的路。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抬起头，伸出手，发现目标已近在咫尺。我不害怕说出自己认为能够做到的事。这是我的个性，不过与传统的谦卑观念不相吻合。我可以谦卑而虚心，我只是不喜欢中国人谦卑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在上海东方队时，我会说:“我们一定要打季后赛”或者“我们一定要赢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夺取总冠军”。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说，只是坚信自己会赢时才说。但不管怎样，说这样的话不像国人的风格。中国球队和球员在对阵前总是互相恭维，他们打球力争获胜，但又总是给自己一个不能取胜的理由。我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已经开始说:“我们要打败这支球队”，“我们会赢得锦标赛”。许多人很不高兴，但我就是这样。赢的时候，应该说是求胜的欲望助了我一臂之力，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它打倒了我。把豪言壮语喊出来总是比闷在心里，更能让我全力以赴。
在国内我就是那样，现在更是如此。我没办法―――我在这，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我得不断变化。
方凤娣姚明母亲:这就是姚明和我的区别。我从不预言自己会怎样表现。想要获得冠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尽力而为。1976年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亚洲冠军，我是国家队的队长，我当然很高兴，但当时报纸说获胜全归功于我，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任何人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做得同样好。精神状态上，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姚明更有明星风采，更自信，他在NBA如此放得开让我很吃惊。他的这一面以前从没显露。他敢拚抢，作技术犯规，对着人灌篮。我从不担心他会变坏，我看他在队里，从不表现特殊，从不期望特殊对待。我太为他骄傲了，他总是做到自己计划做的事。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5)
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时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有些人投篮软，爸爸投篮像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 我爸爸就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役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我有了很多机会跟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
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我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我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我推开他吗?我不行。我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跟妈妈对打过，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
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跟我一起练球，我们总在一起谈论篮球―――在我的每次比赛后，甚至我在NBA的第一年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我不想做代表国家的一张脸。你记得电影《蜘蛛侠》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道:“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改进自己。很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员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同胞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少。在我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我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要签名合影，对我是种荣耀，但同时，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也想实现他们对我的期望。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签名合影要求的话，我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怎样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承受得住，但在NBA的第一年里，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想像。但有时我就是感觉我承载着千百万中国人的期望，我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然而，现在我开始不那么想了。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对于压力，你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朋友来访，说像回到孩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基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脚离地面还差一大截。起居室里有一个奖品陈列柜，有一张我和父母的照片。夕阳时分我们在一家餐馆照的，在那庆祝我16岁生日。我站在椅子中间，向前倾，笑着。照片里没有别人。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笑得很开心。我现在还会笑，但已不是那张脸。操心和疲劳让我的脸挂上了皱纹。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从未休过假，除了打篮球，我从未离开过上海。
有一天我会休假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要很久以后。我这样想:我是职业运动员，就要做职业选手的工作。有时我很疲惫，但也必须为球迷保持微笑。那就是电视广告和广告牌的好处，它们做我不能做的。有时我很累，写在脸上，但广告牌24小时都在笑。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的照片到处都是，你感觉如何。我说，现实中的我永远不会比照片里的姚明好看，那个姚明可以去拍电影。
面对任何事都能保持微笑，是一种天赋。我想，魔术师约翰逊就具有这种天赋。我一个朋友有一张他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全明星赛上的合影，魔术师看上去跟其它照片中我见到的他都是一个样子: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只要拍一张他的照片，谁想要跟他的合影就将自己的照片跟他的贴在一起就行了，效果和实际拍摄的没有两样。我觉得科比也有一点像那样。 第一章 欢迎走进我的世界(6)
我没有这种天赋。我累的时候掩藏不住，无论场上还是场下。这是另一个我不能拍电影的原因，虽然已有人发出邀请。我演不好戏，也无法找到替身。NBA第一年结束后，我在上海家中过了20天。只有这20天却像在天堂一样，我长了20磅。再有20天就好了（但不要再长20磅）。好时光总是飞逝而过，上海是我的家，但我们在那里的公寓现在几乎像酒店一样。从来都呆不长，难以找到回家的感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的生活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李元伟（中国篮球联合会秘书长）:既要在休斯顿火箭队打球，又要每年回国参加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两方面对姚明提出的要求，显然是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不会对NBA及其82场的日程表、季前赛、总决赛发表什么评论。我只能对中国篮球协会做的事作出解释。在我看来，姚明有责任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代表国家队参加重大的国际锦标赛，二是帮助促进篮球运动、提升国家队及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除了这两个要求，我们还需找到办法，让姚明得到调整和休息，以延长他的运动生命、保护他的健康。当前的状况很成问题。他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太疲惫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坐下来认真思考的问题，让他在履行NBA和国家队义务的同时，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得到很好的休息。
照顾好个人的利益，不仅是CBA的政策，更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党代会上曾经强调过这点。以前可没有这种提法。总书记说，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NBA和CBA中作出选择。但我认为，他可以两边兼顾。而且，他已经做得很好。他没有两者选其一的原因，是他知道两边兼顾的好处。没有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姚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人们对他的关注体现了他在社会的价值。我想姚明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说，姚明肩负着大多数球员所没有的、至少不会年年都有的多重责任。
我相信对姚明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让他得到所需的休息。他的运动生涯不会因为两边的义务而缩短。
姚明如此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个头高、技术好。还因为他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他的选择使他备受13亿中国同胞的喜爱。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成功。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浏览BBS、发信息。我会跟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跟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预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作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1)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小了，中国孩子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得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鳞伤;而他们还得另谋一份工作。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吗?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得更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我从来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且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0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
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一头。在区体校时，篮球出身的校领导认为我是好苗子，并向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推荐，以争取经费。她们竭力说服我妈妈，并陪着我去面见领导。那时，我12岁左右。我不知道却那里干什么，他们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聊着篮球的事。
这位领导对于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篮球天赋极为欣赏，向我们详尽描述。对我却并不看好。最终，这位领导还是一次性拨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们区体校，校领导则在这一年每月给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营养补贴。过了几年，我已加入了东方大鲨鱼队，初步成名，父母将这段往事告诉我。
妈妈并不介意我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上着大学边惦记着做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认为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总之能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妈妈跟我讲过文革时期打篮球的事，至今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时候最受尊重的三类人是工农兵，全国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体育运动被认为无足轻重，但毛泽东喜欢篮球，因为篮球需要刻苦和集体协作。那时篮球的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外国的教练和训练都不被准许。毛主席当然不愿意美帝国主义跑来教打球，以免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毒害。
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2)
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压力，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锤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做一样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第一次玩真的篮球。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很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允许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办的，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刘炜（上海大鲨鱼队、国家队队员，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我们是对手。我们都没上市体校，因为我们的父母都不希望我们成为职业运动员。那时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经很高，差不多两米了，但打球并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东方青年队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为我和姚明一起长大，我一直不觉得他特别高。他从未一下蹿很高，只是从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后一直稳步地长。
我们成为朋友后常一起打电子游戏。我玩打斗或战斗游戏绝了，而他老是赢射击游戏。
我们没太多钱，每个礼拜带着攒下的钱去游戏厅。那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街霸”。
我13岁半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机会当职业篮球手。那时大鲨鱼队邀请我试一下他们的青年队。当时他们还不叫大鲨鱼，而只是上海篮球队，一支乙级队。在我加入大鲨鱼的前两年，他们在乙级联赛中拿了第二。前两名升级，后两名降级，这样上海队升入甲级，成为了大鲨鱼队，因为甲级队必须有别名。你知道那年乙级联赛的冠军现在已被降到了丙级。他们的资金用光了，好的球员都离开了。
球员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队，但大多数人选择离家近的球队。很长一段时间里，八一火箭队占据优势，因为他们作为军队球队可以在全国物色球员。球员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进了八一队既不用为钱操心，也无须去打仗，待遇很不错。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进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
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壮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队。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一步步来，不要跳过步骤，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那个水平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那也是进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会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到国外比赛，甚至是没有机会走出亚洲去比赛。加入青年队后，上学时间就很少了。前6个月，我们每天训练10个小时，一天4堂训练课―――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个月后教练说:“好吧，现在开始一天只要练4小时。”其实那还是很多的，但10个小时都练过了，这就不算什么了，我们好高兴。 第二章 童年只想上大学(3)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试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队的日子。我只记得我们不停地跑，不停地练。连续6个月，我的头发都没有干过。不过姚明和我两个人来自同一区，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俩互相依靠和促进，那种帮助是很大的，别的球手就没有那样的幸运。
姚明去了NBA之后，我在大鲨鱼，有一次连输5场，他打来电话，让我冷静下来，告诉我 该怎么做。此后我们5连胜。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三秒区，只想从外围投空篮，作后仰式跳投。不过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篮的机会。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
。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中锋。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
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一会儿，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从每个教练那里我都至少学到一点。我爸有个队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带个子很高的队员，是个很棒的教练。他教了我许多中锋的技术，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后才领会他所告诉我的。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防守的时候，对进攻对方的估计，要和拿球时判断他们的防守一样。他还教我防守和进攻一样可以做假动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场哪一头，都要让对方担心你对他们做的动作，而不是考虑他们想对你做的动作。
我在大鲨鱼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没有人喜欢做替补，但王至光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说，有时候比赛开始时坐板凳有好处，因为你可以趁机观察对方的进攻队员。你可以看他们喜欢怎样打，发现他们那些打法是好是坏，看出他们的弱点。这样，当你上场的时候，他们对你一无所知，而你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了。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