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第4/17页
第三章 初访美国(4)
到圣塔巴巴拉的乔丹营后，我去波特兰跟耐克签合同，并休息一下，他们让刘炜和我一起去。我们去击球练习场打棒球，10次挥杆我只打着1次。他们还带我们去威拉米特河玩水上摩托，我很喜欢，但很惊险―――也许是我做过的最惊险的事情。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队友）:姚明让我也一起飞到了波特兰，去跟他一块玩。耐克那时就很看重他。他玩起水上摩托来毫无惧色，在我看来是这样―――当我紧追其后时，他 加大油门，来个急拐弯，一下把我甩得远远的。他这样做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们去棒球练习场，他打了十几杆，1杆都没打着，差得远。水上摩托最好玩的乐子，就是当姚明从自己的摩托上摔下爬不回去的时候。最后他抓住我的摩托后部，我把他拖回码头。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一年后，耐克与姚明签了份四年的合约，每年付给他35，000美元，加上奖金，每年有50，000美元。他们已与王治郅签了份类似的每年50，000美元的合约。由于姚明在上海大鲨鱼队的年薪是20，000美元，耐克中国区的员工就开玩笑说，姚明在耐克做全职、在球队做兼职，因为耐克付给他的报酬是球队付的两倍。
终于回到上海，许多记者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
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进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进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后卫。
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跟刘炜一起一级级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进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我们中的一个第一次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了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那个之后的夏天两个月，我们一块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这之间，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在和是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跟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国家青年队的教练是马连保，他先是执教一支军队球队，后又执教八一火箭队。他是个很好的人，做起事来我行我素。其中一件事就是，在训练营里他不让我和刘炜一起上场。
那时我还不是中国最好的中锋，只是CBA第二年的球员。国家青年队的球员水平都不相上下，你不知道哪5个球员会首发。队里有三四个控球后卫，而我是唯一真正的中锋，你会觉得我肯定会在首发阵容中，在国家青年队中只有我和刘炜打过CBA。
马连保教练知道我跟刘炜是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默契，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把我们分开。作为中国的球员，永远不会问教练这样的问题。我的猜测呢?他想保证对队里的控制。
也许他并不是觉得受到威胁，但他是军官，控制对他的重要性超过一切。如果两个球员是朋友，也许他觉得我们会获得某种超出他控制的力量。我想，他这么做并不是想故意损害球队，而是他相信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也许他觉得刘炜和我会把太多传球给对方，对对方的信任超过其他队友。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你要是看我们打球，也不会看到那样的证据。
当正式比赛开始，我们俩都首发上场。我们拿到了亚洲青年男子篮球锦标赛冠军，所以说，教练的那种做法并没什么影响的。就像我说的，我喜欢那个教练，只是不赞成他的这种想法，我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马连保教练曾教给我的一课，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篮球智力高于你的篮球能力，”他说道，“篮球智力高，你能发现投篮或传球的机会。即使你的能力不够，不能够传好这个球、投好这个篮，你仍然可以努力去改进。但如果你有这种能力，没这种智力的话，你也不能传好球、投好篮。这样，你的能力就等于零。”我一直很努力地打球，因为我感到有责任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样今后就能在国家队里为中国赢得荣誉。直到学会如何传球，如何与队友全力配合后，我才真正享受到了篮球的乐趣。
第三章 初访美国(5)
这种变化，并不是通过别人示范或告诉我才取得的。只因为大鲨鱼队开始派不同的队员与我上场，我必须利用好他们。
我刚进大鲨鱼队打比赛时，对方总是走马灯地的更换中锋，这样他们就总有精力充沛的队员来防守我。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前一个赛季，大鲨鱼招了两名很棒的美国球员。一名是投篮防守麦克尔・琼斯，他速度不快，但在17英尺距离投篮很准，在无人防守时投篮从未失 误。另一名是大前锋蒙特利尔・道宾斯，他擅长篮板球，身体强壮，但投篮很糟，罚球和跳投都进不了，只在3英尺或者更近的地方能进。他只有2米02左右，但CBA水平与NBA是有差距的。那时中国球员里真正强壮的不多。只有巴特尔和王治郅很强壮。当我们对抗北京鸭队时，道宾斯防守巴特尔，把他挡出罚球圈―――他就有那么强壮。防守上，道宾斯也很善于闪避。
我在罚球弧的周围，道宾斯在底线，这样的组合是很好。当道宾斯站好点，我就传球给他，他那么强壮，能逼近篮筐。我将对方的中锋引出，把球传给离篮下只有2英尺的道宾斯，这样对手就很难把我拖得筋疲力尽了。
这样的配合听起来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新东西。从前，我只会试图自己得分。2000年奥运会之后，队里来了两个更好的美国球员替代琼斯和道宾斯。他们是乔治・阿克尔斯，他1991年在第二轮中被迈阿密热浪选中;还有达蒙・斯特林格，他曾在俄亥俄和克里夫兰打球。达蒙大学毕业不过一两年，非常非常快，打球像厄尔・伯金斯―――控球后卫的身材，但其实是打得分后卫。达蒙身材不像伯金斯那样小，但很快，而且能投篮。（第一次跟伯金斯打球时，看到他只有1米65，我还以为是哪个球迷冲下看台抢我的球呢）。控球后卫比得分后卫高出5英寸的球队并不太多，但那个赛季我们队就是―――达蒙是得分后卫，刘炜是控球后卫。
加入大鲨鱼时，阿克尔斯年龄已大，我记得是34岁。他投篮不太好，但可以抢篮板，阻挡对方投篮，用钩射投篮得分。那年我们还有一个三分球命中率53%的球员，名叫单卫国，“卫国”―――保卫国家，但他的防御却不好，一点也不行。每次他防御的时候，我都要准备好上前帮他截住对手。
CBA只允许每个球队用2名外援，他们通常是球队最好的球员，但与中国球员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我打球的这些年里，大鲨鱼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包括美国球员。美国球员到中国来打球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或欧洲打，他们水平不够。尽管如此，最早和我同场打球的那几个球员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是最棒的。他们想当明星，或自认为应该是明星。
在打法上出现争执，他们会说，“你们都错了，我才是对的。”我们第一个外援来自立陶宛，第二个来自俄罗斯，第三个来自美国。我不想说出这位美国外援的名字，他是个后卫，加入我们球队之前在香港联赛打球。他投篮很准，但就是不传球。他与俄罗斯球员同时在队里。李教练叫那个美国球员带球，然后外传给队友投篮，但他从不肯这么干，他总是试图自己得分。那年，媒体许多记者常来采访我，他会凑上前来跟他们谈论我或代我说话。他在我们队呆得时间不长。
在CBA的头两年，我不是很强，所以我们队至少用一个大个子的外国中锋在篮下帮我。他们协助防守，我就在三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进攻，等着拿球得分。即使这样，我还得很卖力地打，弄得非常疲劳。但到了1999-2000赛季，我变得足够强，球队可以引进美国突破手和投球手，因为我能够在罚球区两侧活动了。看上去我防守的任务更重了，其实不然。对方好的中锋不多，防守还更容易了，因为我不必在整个比赛中，都在篮框两侧守住位置。若我没有得分，我不必担心―――我知道我队友能。
2000-2001赛季我真正开始享受篮球。如果对手没能及时对我实施双人盯防，我就很容易得分。如果他们双人盯防我，我知道只要把球传给队友，他们就能得分。那个赛季以前，我们还只是CBA一支较好的队而已，并没有机会赢得冠军。但那年我们成为除八一火箭队之外最好的球队，八一也只比我们好那么一点点。我觉得放松多了，只需要集中对付一支队就能实现夺冠目标。王非（前任国家队教练）:第一次看姚明打球是他在CBA第一年。他已经超过7英尺（2米13）了，但很瘦。很突出的一点是姚明对篮球的激情，打球很卖力。虽然他很瘦，技巧也不够，对篮球的理解也有限，但他的态度使他同中国许多年轻球员不同。他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失去控制或让其他队员尴尬的那种，而是在队友打出好球时会告诉他们。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中国就不同寻常了。我一直想让球员那样，但很难找到那样的中国球手。
那不是他们的本性，这是一个文化背景问题。中国球员非常内向，几乎是被动的。我希望其他中国球员像姚明这样。这是他的个性，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他试图做出来的，他本来就那样。
1998年我挑他进国家队，巴特尔和王治郅已经在国家队了。姚明很崇拜他们，像对偶像和大哥哥那样。从技术和身体条件上，那时姚明跟他们俩人还无法相提并论。我带他时间很短。姚明成为优秀球员的过程是渐进的，不是说一夜之间阳光忽然照耀到他头上。在1998年，他还只是一张白纸，尤其不会篮下技术，步伐也不好。但他每年都在提高。
第三章 初访美国(6)
我仍希望去大学受教育，但我认为在CBA打球比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更能为NBA作准备。第一次见到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我在NCAA打过球，会比现在好多少?”他说我作为球员不会更好，只是在球场外会更自在，因为我会更适应美国的生活。
如果我打过NCAA，我会更加呆板、更加容易被人猜透，因为大学里的中锋只打内线，并 在篮下活动。也许我就不会有15英尺的跳投，面对篮框不会传球。在CBA我学会了所有东西，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必须阻挡对手投篮，然后得分，再后来，当大家开始双人盯防我的时候，我学会了怎样利用队友。为了使大鲨鱼赢得冠军，我得发展所有的技能。
现在我知道CBA水平低于NCAA。我也清楚CBA前几轮的季后赛没什么挑战性，而且开始的一年，CBA冠军赛阶段也只有2场球。若两队各赢1次，2场得分总分多的队获得冠军。第二年三场取胜，第四年则是五场胜。我打的决赛都是五场取胜的。
为赢得冠军，无论是什么联赛，压力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在美国大学打篮球，我会在威斯康星球队，不知道会不会每年都有打总决赛的机会。在CBA，我们连续3年和八一火箭队打锦标赛阶段。这种经历非常宝贵。我在火箭队的队友斯蒂夫・弗朗西斯两次打到低年级大学联赛锦标赛阶段，还带领马里兰打到NCAA的1.4决赛。但他从来没在冠军总决赛中上场或投篮，也没打过职业联赛的季后赛。在大学队里没有打总决赛的经验并不是斯蒂夫的错，我若在他的位置可能也同样没有机会。有许多东西是中国篮球所不具备、不能提供的，但它给予了我那些可能无法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宝贵经验。
第四章 选秀前的测试(1)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那年夏天，我随国家队到达拉斯训练，备战亚洲锦标赛。我记得一个美国记者问我:“为 什么今年你不来美国呢?你可能被第一轮选中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整个夏天我都在问自己。但那时，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开玩笑说，“那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意味着明年我会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相信我也可以像王治郅那样，在无人赞同的情况下参加2001年选秀，但我不想以那样的方式去NBA或离开中国。我还觉得在第一轮选秀中排名前列很重要，我的目标是排名第一。
那时我必须自己作决定，我不知道哪个队会选中我，排几号，得第一的希望看来不是很大。
在选秀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大多数球员都有球队告诉他们，“你参加选秀的话，我们会选你。”要不是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谁来当我的代理、CBA和大鲨鱼会不会放我（当时谁都没表示同意），本来我是可以去的。我会像王治郅那样，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也相信，再等一年也不会失掉入选的机会。记得章明基对我和妈妈说:“在美国，大家已经听说你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我，他心里也没数，但他说如果我不参加下次选秀，大鲨鱼将意味着难以应付无数球迷的诘问。所以我们决定利用那一年时间跟球队和CBA谈，让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我去NBA的时候到了。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相信姚明去NBA的那一年时机是对的，无论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上他已经成熟。我知道他2001年没能去很沮丧，但他从2001到2002年有长足进步，看他那个CBA赛季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到他比上赛季进步很大。不能说他没有长进，浪费了一年。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鼓动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跟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跟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金茂大厦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有常青公司的人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很多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的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跟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一直坐在那儿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我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缴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明这样做了。
整个事件实在太荒谬了，有两点。一是如何代表姚明跟大鲨鱼谈条件，同时又代表大鲨鱼谈赔偿金?太说不通了，可常青公司就是试图把两件事混在一起。第二，我一直很清楚，经纪人制度，是与运动员建立一种关系，而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让你代表他们。 第四章 选秀前的测试(2)
这里牵涉的不是产品，而是人。
98年姚明在圣地亚哥和泰森・钱德勒打球后，我第一次听说他。1999年冬季在上海我见到姚明，我去看他打球，还跟他一起打了一会。对他很感兴趣。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让姚明参加2001年选秀，但出了常青公司的事情。尽管姚明撤回了合同，他们还是宣称与他还另有一份合同。这样，把大家都吓跑了，大鲨鱼又不放他―――那是姚明的低潮，一切都准备好 了，他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美国，但又惹上常青合同这样的麻烦，让他未能成行。
我还记得常青公司合约的内容。说他们会带姚明去美国，保证给他提供食宿、汽车、英文课、驾驶证、公寓和手提电脑，而他们提取33%的收入。我后来发现他们连NBA经纪人资格都没有。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0-2001年的冬季，姚明家让我给他物色经纪人。当时我觉得迈克尔・乔丹的经纪人戴维・福尔克是最好的人选。我还不认识达菲，不知道姚明和他父母认识他。所以我建议他们从福尔克开始，我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由我逐字翻译。进行得还不错，只是他们觉得福尔克太公事公办了。我私下觉得福尔克的言词还是不错的，但他讲话很快。如果你不懂英文，而喜欢福尔克的某些方面的话，他听上去很自信。如果你对他有不好的感觉，他听上去就很粗鲁。他不像达菲那样讲话总是很柔和。我开玩笑说，达菲讲话就像我家死了人他试图安慰我一样。他非常能让人平静，非常温和真诚，达菲就是那样的。
福尔克逼我作决定，我就去逼姚明父母。那时他们才说，“我们觉得达菲更合适。”我说，“到底谁是达菲?”我其实生气了。姚明的父母说他们不想影响我物色的工作，所以没把达菲的事跟我说。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和达菲一见面，两人就很投缘，所以也就万事大吉了。
那时在中国体育经纪人还是新事物。有些足球运动员可能有经纪人，但篮球界还没有―――没有足够的钱，没有CBA选秀，球队拥有一切权利。我去NBA的事情确定后，政府出台了新规定―――中国球员必须有一个中国经纪人，即使是他出国打球。另外，经纪人必须考试取得执照。
在常青公司找我的三、四个月前我就已经认识比尔・达菲了。更早的时候，我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他，所以我感觉，在他开始帮我之前，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X先生说他会帮我找一个经纪人，一周后，我就见到了常青公司的那个人。跟常青公司谈，总是关于如果去选秀我可以赚多少钱，他们可以赚多少，大鲨鱼可以赚多少，只是谈钱。而跟达菲谈，他总是告诉我NBA是什么样的，我需要做些什么，比如力量训练，更好地抢篮板球，所以我相信他。这些年来，我们长谈过许多个晚上，我对他很有好感。我现在也了解经纪人的工作之一是为你的钱操心，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提取佣金，但我不想我的经纪人只关心钱。不管发生什么，达菲帮助我实现梦想，我永远把他当朋友。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父亲1965到1966年被派驻台湾，我在那里上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我的妹妹是父母收养的，一半黑人、一半台湾血统。所以我的个性形成时期是在亚洲度过的。我热爱亚洲的文化、美食，一切的一切。那么早就经过东方思维、思想和哲学的熏陶，回到美国后我很喜欢看电视剧里的“功夫”（KongFu）。里面的主人公在任何情况下总有办法，我很喜欢。他很冷静沉着，我学会了那种举止。老实说，我是受他的影响，才形成人们对我的这种印象。我欣赏东方的观念:答案在于平衡。所以处理中国的事情我还是比较自如的，但我是不是参与姚明的事情我开始并没有打保票。由于时差，我从半夜到凌晨4点都在电话上，而且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我听到又一个障碍，又一个挫折，开始想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然后我跟姚明谈话，他问:“嗨，比尔，家里人都怎么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放弃这个孩子。我得抓好这件事。”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2年赛季末，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遇到障碍，我决定做两件事情―――一是说我是姚明的表哥，二是为他在美国安排一次测试。说我们是亲戚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大鲨鱼和CBA反对我代表姚明进行协商。中国人还是尊重家庭观念的，俱乐部可以说他们比美国商学院的学生更在乎姚明的利益，但对家庭成员又能说什么呢? 所以，我自称是姚明的表哥。我们上网看聊天室和留言板上的内容，以了解公众的情绪，发现公众很赞成姚明的亲戚代表他。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个善意的小谎言也许根本不需要，但有了常青公司事件的先例，我们可不敢肯定。大鲨鱼很明显有优势，可以通过几个媒体把他们的意见公之于众，所以我们觉得要竭尽全力来与之抗衡。
不管发生什么，我找不到理由继续在CBA打一个赛季了。如果我留在国内，我可能还会打国家队，但不打CBA了。我在CBA做了我能做到的一切，常规赛季平均得分30，最后对八一队的决赛中我21投全中，我是篮板王、得分王和盖帽王，连续两年常规赛和一年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
虽然个人纪录、奖杯不是我最看重的，我还是赢得了各种奖项。我的最高单场纪录是48分，CBA的纪录是70分，是北方来的一个球员孙军创造的。他的绰号是“虎王”。他很慢，弹跳不行，但非常聪明。他投篮很难看，像排球运动员，越过头顶用两只拇指，但总是投中。
第四章 选秀前的测试(3)
2000年奥运会时他还在国家队，现在仍在CBA打球，但不再参加国际比赛了。
不管怎样，他得70分的那天，我也得了42分。那场比赛之后，我想，“也许我是今天的得分王。”听到孙军的得分，我惊叹，“什么?!70分?”但那天我至少篮板球最多，32个。我并不是说我不关心个人表现，只是这不是我最在意的。回过头来看，我在那天是可以打破虎王纪录的。得48分的那场比赛，我上半时就得了36分，他们的中锋不能阻止我，就让我得分 ，然后用快速突破来把比分扳平。上半场我们只领先6分，54-48，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对的。
然而我开始更多传球，我们快速回防，赢得了比赛。CBA个人纪录不是很重要，我已经知道自己是联赛中最好的球员，我不需要更多的得分和篮板球来证明这一点。听上去似乎我太自大了，但你得了解CBA的总体水平是不太高的。所以即使自认是最好的球员，也并不代表我有什么特别。王治郅还在CBA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说;也许我心里面曾经比较过我俩，但这种事不敢肯定。
CBA的2000-2001赛季所有的事情对于我都有了改变。我学会了怎样领导球队。我开始告诉队友该站在什么点，怎样传球给我。赛季的第一场，我们迎战八一火箭队。感觉像在和国家队打―――他们7个球员在国家队，包括王治郅。我们输了，但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们的比分前所未有地接近，我们有了与八一队抗衡的信心。我发现，比赛中真正的乐趣是找到方法利用好我的队友，让我的技术与他们取得平衡。
到了NBA我开始更意识到统计数字和个人成绩，因为它是判断我做得如何的一个方式。我在NBA不是顶尖选手，而是中游，也许是中等偏上。数字告诉我跟一流球手的差距，而且数字到处可以看到，比分牌上，更衣室的黑板上，赛前球探报告中。还有教练范甘迪，他会告诉我距离我的上一次进攻性篮板过去了几分几秒，他不需要看纸上纪录就能说出来，他知道那些别人都不知道的数据。
CBA的教练就很不同。CBA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记录个人数据，他们认为这们做对团队精神不好，也许他们是对的。即使现在，许多球场还是不出示个人数据，而只有得分、比赛时间和实际时间。有时时钟占据着记分牌的一大半。
2000-2001CBA赛季的尾声，我告诉每个人，我们会赢得来年的冠军，听起来像说大话，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那时很多球迷也这么认为。不同的是，我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上海东方队的球迷那么想，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我在。球迷们目睹了我一年年的进步，在距离2001总决赛（最后我们以1比3负于八一火箭队）越来越近时，该是夺冠的时候了。中国的篮球不像美国那样，有那么强的竞争，有那么多队不相上下。把我放到任何一个CBA最差的队，立马就能打入四强。很长时间，八一火箭队与其它各队的差距是20分。上海东方队的水平逐步提高，与八一火箭队的差距也缩小到了20分。广东华南虎队赢得了2004全国男篮甲A的冠军，所以现在顶尖的球队已增加到了3支，但当时只有2支。我那时知道王治郅会在达拉斯，不会在八一队出赛，但那不是让我觉得会赢的原因。我更希望的理想状况是，在王治郅在场的情况下赢得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