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实录》第18/31页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
１９９３年９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说：“是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２００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傅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后两人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调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
２１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１１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狱中风云(2)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１４２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币。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９５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宝山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同时，据监狱的犯人反映，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与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３月２０日深夜，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鼻鼾。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狠狠地砸在傅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遍。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床上。但他反应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宝山的铁榔头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挖了两米深。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得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用沙土把灰烬埋了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拒不认账。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了，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１２５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３月１２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他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７５发）和５０发手枪子弹。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三下徐水(1)
下午两点，汽车到达徐水县城。下车后白宝山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大约走了三四里地，白宝山发现一处兵营的哨兵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这让他眼睛一亮，这种枪他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
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白宝山都没离开兵营左右，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白宝山觉得，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到了。但由于害怕长途汽车运长枪危险，白宝山就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良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他在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带子缠在身上。
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两天后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白宝山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他向枪膛里压满子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四个小时，直到午夜１２点半左右。
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个人。他掐算好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１５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了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已匍匐着进了大门，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人马上出来。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跑回，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１０７国道。他经过一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道――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道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把两支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早上８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穿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哨兵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四案并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一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７・２７”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３・３１案”被抢枪支一致，与“４・０７案”、“４・０８案”、“４・２２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并案扩大了警方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脚印，进一步为警方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模拟画像的依据。
此时，白宝山仍觉得没有短枪十分不便，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谢宗芬说她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这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了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此行却让他大失所望，十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去徐水。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要出门办点事情，谢宗芬也要跟着去。白宝山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
到了徐水，谢宗芬看到枪后，骤然害怕起来，劝白宝山把枪扔了，白宝山不同意。但因为没有找到子弹，两人当晚返回了北京。
夜里，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犯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谢宗芬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然后白宝山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十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了回来。
三下徐水(2)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后，白宝山把“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将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则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３０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后半夜２点半，他们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凌晨５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３５４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６点钟来到母亲家，白母出去晨练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来，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回北京后，白宝山脑子里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傅克军所做的准备一样。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而使他不高兴。白宝山在这个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德胜门抢劫
白宝山计划的第一步“搞枪”成功后，下一步就是抢钱。对木樨园、河北辛集皮货批发市场和石家庄“南三条”批发市场等地的踩点，让白宝山大失所望。
１２月份，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烟草批发市场。一连几天，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观察烟市的生意和人员情况，选择他的袭击目标。
１２月１５日，天刮大风，气温急剧下降，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６点钟，天蒙蒙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枪，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把子弹压满――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冒着严寒蹬车去德胜门，这一路整整骑了一个半小时。他把枪藏在德胜门外距烟市不远的一条死胡同内，那地方有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他把自动步枪埋在墙根边上，然后返回。
第二天，他照样早６点起床，仍蹬自行车去德胜门。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进烟市。时间才７点半。他没带武器，穿一件墨绿色羽绒服，戴着浅灰色毛线帽。然而，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今天没有开业，老板没来，伙计们也没来，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本来白宝山已计划好，汽车一到他就动手。时间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货车停下，他蹬自行车取枪，赶回来时他们正好结账算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慑力。开始白宝山还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他必须另打主意了。临近中午时，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有个年轻女人在收钱。他走得近些，用眼角瞄着那边。这女人正跟一个男子交易，提着个手包，拉链打开着，里边有厚厚一沓人民币，看上去有几万块钱。那个男人又交给她１万，她正低头数钱。白宝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几万块钱也不算少，就抢她吧。他迅速走进胡同，骑自行车到垃圾堆积场取枪，又沿原路返回，整个过程仅用了十分钟。白宝山把灰毛线帽拉下来，形成一个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后大步走过去，用黑洞洞的枪口顶到她的前胸上。年轻女人下意识地把坤包抓紧，喊道：“有人抢钱啦！”她的声音刚落，白宝山的枪就响了。年轻女人前胸一热，便摔倒下去，装钱的坤包掉在地上。白宝山把枪口朝天举起，走了两步――他并没有跑。东边的几个男人喊：“杀人啦！”白宝山迅速把枪撩过去，看也没看，“砰砰”又打了两枪。东边的街面上又躺下了两名男子。
枪响之后人群立刻逃散了，白宝山的目的达到了，他飞快地钻进胡同，甩掉帽子，把它扔到房顶上。他把枪装进袋子，把袋子挂到车把上，蹬自行车返回垃圾堆放场。他把包里的钱取出，用两个塑料袋装好，埋在垃圾场一角，枪埋在另一角，装枪的木盒子扔到一间破房的房顶上，抢来的坤包埋在第三处……然后，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
两天后，白宝山与谢宗芬一起去取出了赃款和步枪。回家后谢宗芬数了两遍，一共是６５１７０元。白宝山从中拿出５０００元，递给谢宗芬。此后白宝山再也没在北京作案。白宝山在北京犯的抢劫案（以抢钱为目标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１００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
１９９７年元旦过去，转眼到了春节。白宝山说春节过后要带谢宗芬去新疆，而且还骗家里说是陪谢宗芬回四川了。
临行之前，他挖出抢劫的赃款――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５０００元，他基本没动，并把其中的５万元悄悄交给大弟保存。余下的１万元，白宝山带在身上。白宝山提前把枪挖出来，带回家中，藏在床下。走的那天，他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远赴新疆(1)
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Ｘ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二楼，他自己则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二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支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装进提包里。然后，他和谢宗芬在二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到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白宝山和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倒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１４３团场。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白宝山来１４３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１４３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根据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子弹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出去勘查弹药库了。然而，当他走进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旅馆，他决定去１４７团场找他的狱友和铁哥儿们吴子明。
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颌，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吴子明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白宝山向吴子明介绍了谢宗芬。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在众多的犯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１５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就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
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多少工资？”吴子明说：“也就５０００块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你打算干点什么？”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它一次。”他们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干它一次是什么意思。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不久谢宗芬在市场上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在场部南头居民区找到一套空房子。谢宗芬打算租下来。白宝山跟她过去看房，他也觉得满意。没几天，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了过来，三人住在这边。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
通过对棉花点的观察，白宝山和吴子明打算买辆摩托车，以方便行动。随后他就给大弟写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万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弟，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了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７０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１４７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然而，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有多少现金。
白宝山不得不推迟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支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
６月５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准备抢劫市郊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