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全集.com》第90/99页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部有直接关系的人,而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军方人士,属于政界人士,却对“大东亚共荣”深深迷恋,他就是伊藤博文。

在伊藤博文来清国之前,他拜会了睦仁,两人秘密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记录,但很显然,伊藤博文的清国之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让日本的国家势力向清国朝廷渗透,为将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打下基础。

而俄国和德国在清国的活动,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老大――英国在清国的地盘和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日、英两国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两国看来,为了对抗俄国,必须扶植清国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而朝廷掌握实权的后党一派,此时已经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向俄国一边倒”。

在《马关条约》签署时,俄国强迫日本向清国“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在实际上给了李鸿章帮助,而给李鸿章帮助,就是给慈禧帮助。后党的朋友们从此开始对老毛子感恩戴德,抱着大树,涌泉相报。一年以后(1896年)两国之间竟然还签订了一份极其绝密的《密约》。

按照这份《密约》,清国和俄国结成秘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共同防范和对付日本,以后日本无论进攻哪一国,另外一国都要出兵。

这份《密约》是李鸿章亲自去签的,签的过程极为保密,当时朝廷只有极少数的人知晓。签好的文件装进保险柜,直接放进慈禧的卧室里。

《密约》看上去很完美,在朝廷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哥来防范日本再一次发起战争。不过,这份《密约》才是俄国人真正的阴谋,在签署这份《密约》的过程中,李鸿章上了俄国人的大当。在《密约》签署一年以后,俄国就露出了真面目,在德国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趁机侵占了清国辽东半岛的重要港口旅顺、大连湾。

朝廷吃了哑巴亏,但已经是骑虎难下,只好吞下苦果,外交政策还不得不继续向俄国倾斜,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能摆脱这位既蛮横又狡猾的大哥。

对于前来插一杠子的日、英两国来说,由于朝廷后党已经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必须扶持帝党,扶持变法派。变法派虽然目前实力较弱,但在青年官吏与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信徒,这很有扶持价值。

而帝党也很需要日、英两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日战争之时,帝党是极力主战的,也就是说日本是他们眼里的头号敌人,恨得牙痒痒。但是,后党一派也是他们在朝廷中进行权斗的对手,所谓“对手的朋友是自己的敌人,对手的敌人则是自己可能的朋友”,既然俄国已经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朋友,日本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敌人,那么,对于帝党一派来说,让李鸿章在和谈中蒙羞的日本以及英国,又从原来的敌人,变成了可能的朋友!

朝廷的权斗不仅波及国内,还漂洋过海影响着国际关系。事实上朝廷的外交之所以没什么规律和章法,就是因为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需求很强烈,很想马上就满足,那么还需要一个中间人,在来到清国的伊藤博文和光绪皇帝之间牵线搭桥,这个人会是谁?

他就是张荫桓。

在朝廷的部级高官中,张荫桓是少数几个“见过外面的世界”的人之一,他曾担任清国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大使。纽约自由女神落成仪式时,他有幸成为唯一受邀到场的清国人(1886年),一个人拖着辫子很是拉风。1897年还曾经代表清国在伦敦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年的庆典,女王也看他的辫子很帅,给了他个大十字骑士勋章。张荫桓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向往西方世界,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关系密切,在朝廷中是著名的“亲英派”。

亲英就是亲日。虽然三年前签署《马关条约》时,张荫桓被伊藤博文结结实实羞辱了一顿,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过去的恩怨就不用多说了,大局为重。张荫桓决定把伊藤博文引见给光绪皇帝,交流一下明治维新的经验。

总理衙门把这一天定在9月20日,光绪皇帝在接见前来请训的袁世凯之后,接着接见伊藤博文。

而伊藤博文的到来,也让另一个人“密切关注”,他就是康有为。

此时的老康正在制定“围园杀后”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的到来又让他看到另外一个机会。

康有为认为,对于伊藤博文这样的大人物,好不容易来到清国,只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朝廷应该留住伊藤博文,由他来指导清国的变法――老伊既然能领导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也必定能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清国搞好变法嘛。

而聘任伊藤博文的机构就是懋勤殿。在康有为看来,懋勤殿一开,除了聘请他这样的国内顾问,还可以聘请伊藤博文这样的外国顾问。当然,也不能少了英国人,康有为已经叫他在上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来京“候命”,等待入值“懋勤殿”。如此一来,这样国内国际的顾问都有,“懋勤殿”就更加有要开设的理由。他老康也可以不日在皇上身边办公了。

于是,康有为一边动用他的官场朋友上奏折,要求朝廷开设懋勤殿,聘请国内国际顾问,一边在媒体上大肆炒作。老康看来,这是值得炒作的,至少要借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力,壮大一下变法派的气势。

光绪对于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都十分有兴趣。开懋勤殿可以继续推进官制改革,而聘请伊藤博文,对光绪来说似乎也是没办法:一场他亲自发动的变法,本国人不支持,请不动本国人,就只有去请曾经的仇敌日本人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让伊藤博文参与,等于取得了日本和英国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和对变法都十分有利!

只可惜慈禧比他更精,正是伊藤博文的原因让慈禧严厉地拒绝了光绪开懋勤殿的请求。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光绪皇帝受了一点打击,写密诏给杨锐,接受杨锐的建议,第二次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而老康他们按原计划实行围园杀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到袁世凯进宫请训完成。

而在这些天里,拿伊藤博文来炒作变法的气氛更加狂热,马上就有人上奏称仅仅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是不够的,应该让他担任“相”(国务院总理),然后再有人认为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国际友人的作用,清、日两国,或者干脆清、日、英、美四国应该成为一个“合邦”,大家结成同盟,亲如一家,那些外国人也就会真心出力,事情也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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