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看小电影》第1/13页
反正读不死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算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区。与相对的缺医少药相比，绝对不缺的是医学及健康资讯。非但不缺，而且很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局面跟我国的电影界越来越像，即大导演一大堆，却从来看不到他们拍的电影，倒光见他们出书了，一本接着一本。
自《洪昭光健康忠告》着实火了一把以来，一大批“健康忠告”把洪昭光的下茬儿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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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接，这也难怪，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短期内竟出了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印了上百万册。洪医生的这本书有没有救了某一位患病读者的命，目前尚未见有相关报导，可以肯定的是，最起码已经有一家以上的出版社已因此书而起死回生。
跟风之作中亦不乏后起之秀，近来比较火爆的，是正在网上或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养生经》，又名《千万不要死于无知》。作者齐国力，据说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美国医学会会员，保健专家以及“外国医学杂志主编”(注：原文如此，原来一直不知道我国医学界也有一本类似《外国文艺》那样的好杂志)。我发现，这类读物均具有以下特点：一，权威性。作者都是医学权威，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医生普通的权威，他们是经常为“权威”看病的“权威”。据介绍，洪昭光医生除日常行医之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举办健康讲座，那齐国力虽然有些来历不明，言词却也绝不含糊：“这个问题在国内非常严重，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极端反常的现象要求我们尽快纠正。市委非常重视，有文件下达了，要求各单位多听最新保健知识，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我就很奇怪，我们很多人凑合活着，这种思想危害极大。”听听，强强联手，都不是吃素的。
二，此类读物一上来都以会议记录或手抄本形式传播。在此类读物的目标受众、即四十岁左右上下的中国读者之深层记忆中，手抄本这三个字别具一种深远的影响力——我绝不是说此年龄段的中国读者都有秘密传阅《少女之心》的经验，不过，相信其中大部份脱离了低级趣味者对《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铅印本的历程仍然记忆尤新。总之，那是一种月子里落下的病，几句话说不清楚。
三，作者及其论据均有美国背景。洪医生曾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齐医生更是一位高龄海归，自称“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我要介绍很多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包括：“宋美龄我在长岛见过，他们都活得很长，都是100多岁。他们能活，我们为什幺不能活。”
坦率地说，做为一个迷信手抄本的读者，读了这些“健康忠告”之后，并不觉有什么意外收获，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绝大部份的“忠告”不过老生常谈，健康常识。当然，不得不承认齐国力先生有惊人之语，例如吃跳蚤：“国际会议上说跳蚤的蛋白最好。跳蚤别看它那么小，它可以跳1米多高，你信不信。如果把它放大到人体那么大，它可以跳到月球上去。所以有几个美国医生在琢磨怎么吃跳蚤呢。”搁下这些不谈，必须承认它们在文体和出版上皆堪称成功。事实上，大部份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或正在取得骄人成就的产品，行销上都具备前述三个条件。
我一直相信，“看医生”这句话并不准确，应当是“被医生看”才对。如今，手捧医生们写的书，始觉这个表达的争议性正在大幅度降低，因为“看医生”也可以理解为“看医生写的书”。也就是说，“看医生”和“看医生写的书”都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行为。跟“医生写的书”打交道，我有毕生难忘的经验在学校里，生理卫生课本上那至为扣人心弦的一章，老师在课堂上是秘而不宣的，直接跳过去，像丢了转的CD。幸好校图书馆有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从中得以补充到丰富的相关资讯。后来上大学到了广州，鸟枪换炮，竟豪华到可以在第一时间展读新鲜热辣的《家庭医生》。壮年听雨客舟中，如今我已相信，当性的好奇和冲动逐渐消退之后，这些“医生写的书”其实跟卡耐基，《穷爸爸富爸爸》以及《谁动了我的奶酪》之类“致富秘笈”一样，都可以当成励志读物来读，反正读不死人。
当然吾人切不可就此而低估了这类读物在功能上的强劲。有报导说：“广告上说，过年送礼送脑白金。我看咱女儿送的《养生经》比什么都好”。励志、送礼以及孝敬咱爸妈之外，还可以搞笑。你要憋着不笑，就大大地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齐医生教导我们说：“哈哈一笑，皱纹没了。笑使很多病都不得。第一不得偏头痛，第二不得后背痛，得了偏头痛别着急，哈哈一笑就好了。而且性功能不减弱，生殖功能不减弱。罗马尼亚老太太92岁还生胖娃娃，人家天天笑啊。天天绷着个脸当然不能生了。”
掏出了一条三文鱼
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杨子荣伪装成奶头山惯匪胡彪上威虎山投奔座山雕，献出秘密联络图之后，座山雕大喜，封杨子荣为威虎山“九爷”，还特地命八大金刚陪同九爷到威虎山自办的花寨耍乐。关于这“花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惜墨如金：“这花寨是安置抢上山的良家妇女的几间木头房子，专供匪徒们蹂躏糟蹋。目前还有二十七个民间妇女，被押在花寨里，她们已受了一年多的痛苦了。”
一为文字，便无足观，一为电视剧，这“花寨”就有点看头了。问题是，面对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身为工农子弟兵的杨子荣，此刻既不能有所为，又不能因无所为而暴露了自己的“共军”身份，急中生智，只见那杨子荣点上一袋烟，再次不紧不慢地施展了独门的“忽悠”功夫，从“花寨”日常所用的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谈起，一路忽悠到山西刀削面，再从刀削面忽悠到大马哈鱼。老杨问八大金刚，大马哈鱼，知道不？八大金刚答，知道啊。老杨又问，那黑龙江、牡丹江一带的大马哈鱼，是从日本海游过来地，你们知道不？忽悠至此，虽渐有时尚杂志的味道，但基本靠谱。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洛勇在访谈中曾表示，对新版杨子荣的变化不以为意，而且“剧本给我什幺我就往外掏什幺。”于是掏着掏着，不经意就从剧本里掏出一条三文鱼来——杨子荣接着说：“在日本，大马哈鱼它不叫大马哈鱼，小鬼子管他叫三文鱼。吃起来，小鬼子们一手托鱼，一手持刀，削成极薄极薄的蝴蝶形状薄片，生生的就飞进了小鬼子的嘴里。”若不是蝴蝶迷突然闯入花寨，杨子荣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忽悠：“弟兄们，小鬼子还有一好，就是把三文鱼做的生鱼片摆在一个光(月+定)娘们身上吃，那叫‘女体盛’，知道不？听说昆明那疙瘩就有。我看，今年咱威虎山的‘百鸡宴’，干脆改‘女体盛’得了。”
虽然蝴蝶迷在《林海雪原》的小说原作中并没有在那个节骨眼上闯入花寨，不过小说里的的杨子荣的确是经常用“忽悠”来化险为夷的。当座山雕突然问起许大马棒知不知道“蝴蝶迷和郑三炮不大干净”之事时，对土匪的“下流生活”不是很了解的杨子荣先是机智地尿遁，“在往返百余步的厕所道上作了紧张的思考”，然后“果断地想定了自己的对策：‘我给他个借题发挥，大拉蝴蝶迷…………凭我这两片嘴给他个一岔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从厕所重返威虎厅之后，他“添枝加叶，渲染逗趣，一会儿联上猪八戒，一会儿又联上武则天，幷且联系得非常奇妙，一孔不漏，一绽不露。”
既然“一孔不漏，一绽不露”，那么我还是想说说电视剧的那条“三文鱼”。据我所知，“三文鱼”是英语Salmon的译音，而且是粤语的译音。这个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历史不会超过20年。日本人称此鱼为“鲑”，发音如Sake，跟“三文”浑身不搭界。此外，据我个人在日本的不完全观察，日本人非但不知“三文鱼”为何物，而且幷不如中国想象的那么爱吃。又据蔡澜先生揭发：“（香港）假东洋鬼子店中，本地大师傅头上绑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到日本，你会发现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
事实上，目前全球市场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三文鱼”都是来自挪威。挪威贸易委员会曾公开表示，挪威每年的“三文鱼”渔获量多到吓死人，如果不努力向国外推销，每个挪威人每年得吃掉650公斤以上才吃得完。挪威人可能打死也不会想到，Salmon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一直都得到了大众文化“日本想象共同体”的暗中相助。身为此共同体的一员，我个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文鱼”竟然在电视剧的“红色经典”之中进一步完成了它的“日本化”进程。全球化的叙事，不仅超文本、超时空，某些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超越了常识。
电视版《林海雪原》因在情节上与小说有些出入（比样板戏的出入更大），听说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家属有些看法。做为曲波的读者、江青的听众以及王洛勇的观众，我本人对任何出入都绝无任何意见，前面拿“三文鱼”说了些事儿，更无“挑硬伤”之意。相反，这正是我向“三文鱼”的作者和表演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忽悠”，东北话，京白又名掰赤，难听的说，又叫扯蛋或扯淡。本来我一直以为，论扯淡，我认第二，中国便无人敢认第一。看过“三文鱼”之后，我知道我错了，真的忽悠或真的扯淡，总是建立在强劲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威虎山是用“智取”的，那么这“智取”的“智”字里就有不可忽视的“忽悠”成份。也就是说，反正杨子荣当时是在“忽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忽悠”与其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就实际效果而言，倒实在不如脱离常识来搞的好——唯一担心的是，八大金刚中某匪会不会从“三文鱼”看出了破绽：“三爷，他不是胡彪，也不是共军，他真是从百老汇来的王洛勇啊！”
“小姐”的应用文
“小姐”二字，在汉语里笔划不多，且简繁通用，但是其词意之复杂，命运之坎坷，庶几与今日社交称谓上最流行之“老师”无异。
今之被称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种种原因而使对方觉得其尚属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
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厅为例，凡知客、服务生、部长、收银、啤酒推销员，等等，后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厨师、清洁工以及老板娘，等等；四，风月或准风月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例如坐台、服务生、妈咪、伴舞、陪唱、按摩女、洗头妹、等等。
风月场所虽然在产业上亦属服务性行业，不过，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界线比较混淆。也就是说，当该等场所处于“正常”营业期间，它的绝大部份工作人员包括老板娘，都属于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虽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妈咪)这两种岗位还是有极其清晰的界定，不过原则上通常都可以被称为“小姐”；营业一旦受到外界冲击——例如“扫黄”运动，上述前台工作者会立即集体变身为“后台工作者”，也就是说，立即拒绝他人(主要是执法者)称呼(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定”)自己为“小姐”。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小姐”已经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职称。糟糕的是，虽然无需评比，但是在主流的价值观念里，此种职业乃一种不正当的职业。报纸的新闻标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小姐” 替代了“娼妓”或者“鸡”，而“找小姐”亦已成为招妓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做为一个名词，以大趋势观之，不正当的“小姐”正在或已经对正当的“小姐”形成大面积的覆盖——如果是“颠覆”倒也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小姐”，“覆盖”至少在当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可大可小的混淆。“小姐”今天剩下的惟一可以安全通用幷且值得信赖的涵义，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贬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风日下，昔日之敬语竟成一非礼之词。事实上，白话文里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个文明/西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出处，乃新文化运动对英语Miss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汉语中恰好就有一个“小姐”对应摆在那儿。洋为中用，里应外合，拿来主义一举成功。虽然被赋予了时代气息，但由于“小姐”在字面上毕竟土气未消，故当时亦有好事者嫌“小姐” 之国产化程度偏高，遂群起使用Miss之音译——打开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之前的各种汉语文本，称“密斯”者有之——“密斯周今天好时髦！”(张爱玲《五四遗事》)；呼“密司”者亦有之——“有一天，那个很漂亮的密司杨问我：‘那高个儿，是你的什么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叫“蜜斯”者，兼而有之——“亲爱的蜜斯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认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其实无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密司”还是“蜜斯”，在当时也都是一样时髦的。如果一定要评出个高下来，我认为以钱钟书先生爱用的“蜜斯”为佳，因为除了“信、达”二字之外，还带有味觉的“雅”。丁玲女士选用的“密斯”，则纯属音音译，有点不知所云，有点偏男性化，甚至有可能令人误解为此“密斯”乃“史密斯先生”之名。至于张爱玲以及大部份作者惯用用的“密司”，非但读出不“甜蜜”，反而感觉到某种秘密机关的阴森。
然而，人虽受词语的控制，但词语的创造者始终还是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是，就是严格区分同一个名词在词性上的界线。比方说，不正当的“小姐”是一个集合名词，正当的“小姐”乃专有名词；不正当的“小姐”通常都是不可数名词，而正当的“小姐”一般则是可数名词。也就是说，当你要用“小姐”来称呼一位正当的女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务必请在“小姐”之前冠之以姓——“王小姐”、“沈小姐”或“李小姐”。当然，如果你因为某种不可抗力而不幸置身于某风月场所，为了保住自己的晚节(幷非晚年的节操，而特指“晚上”的节操)，除了目不斜视坐怀不乱之外，也不妨尝试先行请教小姐之尊姓或芳名(如果坚持不说，就自做主张给她安一个)，然后自始至终地将你身边的做为集合名词的“小姐”予以专有名词化——“王小姐，我不会唱歌”；“沈小姐，我不会喝酒”，“李小姐，我连水果也不会吃”。
无论是“目中有小姐而心中小姐”还是“目中无小姐而心中有小姐”，最微妙的“小姐”永远悬挂在口头之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江湖险恶，大家各自珍重。
男人们的小汽车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汽车设计总监哈洛认为，汽车与性之间的关系虽由来已久，不过“没有人喜欢公开谈论它”。的确，谈到不同品牌的汽车，男性多重其性能，而不是性功能。但德国汽车杂志《男人们的小汽车》却在创刊号推出一项民调报告——“不同的汽车品牌和它们的车主的性生活次数之间的关系”。
民调显示，宝马车主以每周平均过性生活22次行一，奥迪车主以21次次之，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