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阅兵全集.net》第3/12页
为了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礼炮队与其他的受阅方队一样，展开了精益求精的训练。训练在先农坛公园进行，时间只有3个月。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这和战场上不一样，打仗是6个炮手，鸣放礼炮3个就够了。炮手训练主要就3个动作：装填，发射，退弹壳。动作虽然简单，但这3个动作要求却很高，难度很大。因为要在3秒钟内完成这3个动作，稍有不慎，54门炮同时响出一声的要求就难以达到，就会出现杂音，破坏整体效果。那时的训练没有什么精密仪器保障，要精密控制，全靠手工操作。指挥员每一次到训练场检查验收，看是不是整齐等速，看操炮时间卡得准不准，所用的就是一块秒表。礼炮炮手们在酷暑中每天都要练上千次，不少战士手都磨破了。但是为了那庄严的历史时刻，为了新生共和国的形象，再大的艰苦和困难战士们都能克服，都能坚持！
6.脚踏着祖国的大地（5）
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礼炮手们个个都从心底里发誓："新生的祖国啊，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请您检阅我们吧！"
10月1日凌晨1时，礼炮部队从先农坛出发。战士们都换上了新军装，头戴钢盔，足登长筒马靴，乘坐美制卡车，载着礼炮进至天安门广场东南礼炮阵地。
礼炮队的108门山炮分为两组：一组装填弹药，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人们习惯上仍称其54门礼炮。这108门礼炮在前门附近成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
盛大的典礼开始了。虽然礼炮队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分零五秒，但这两分零五秒却关乎军威、关乎国威、关乎历史，事关重大！礼炮队的战士们个个显得格外精神，集中精力倾听着典礼的程序。当毛泽东主席开始亲手按电钮升国旗时，军乐队奏起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指挥员下达了鸣礼炮的命令。只听着前门上空1响、2响、3响、4响、5响……一直到隆隆的第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那样整齐，但又凝聚着54门炮齐射的力量和声音，那真正是传遍全世界的炮声，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在这两分零五秒的时间里，呈现在国人面前的是：国旗飘升，国歌高奏，礼炮齐鸣，浑然一体，典礼现场，蔚为壮观。在整个任务的完成过程中，指战员们个个都一心一意关注着命令，一招一式遵循着程序，一举一动体现着要领，直至胜利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那隆隆的礼炮声，就是指战员们献给祖国的礼赞！
建国之后，在开国庆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被销毁，只有两门被收藏，现已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文物。
8．开国庆典阅兵第一车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从此，越来越多缴获的坦克使解放军的装甲兵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在以后的作战中屡建战功。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这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接受了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的检阅。驾驶受阅第一车――"功臣号"坦克的是"功臣驾驶员"董来扶。据董来扶介绍说：这辆"功臣号"坦克是我军从敌人手上缴获来的，缴获来时很破旧，经过我们坦克手们齐心协力修复，它又开上了辽沈战役锦州战斗的战场，连续完成五次战斗任务。全车乘员都立了功，坦克也被评为"功臣号"。
自从受领了参加开国庆典阅兵的任务之后，功臣号乘员别提有多激动、多高兴了。从开始训练，大家就掰着手指头盼望阅兵的那一天早点到来，想亲眼看看敬爱的毛主席。
在国庆阅兵中，"功臣号"坦克是第一车，车上插着军旗，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由于第一车走在车辆方队的最前头，直接影响着整个方队的速度和队形，所以驾车通过天安门时董来扶高度紧张，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车头和里程表，根本就没有顾得上向主席台瞄一眼，没有看到后来战友们所讲述的毛主席向"功臣号"坦克频频招手致意的情景。这件事让他终生遗憾。在短短300多米的受阅行进距离中，汗水浸透了乘员们的衣服。当阅兵结束后从坦克中出来时，他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参加阅兵的这些坦克，虽然都是已经落伍的外国货，但在当时却被我军视为宝贝。一个方队的坦克开到了天安门广场，那阵势也很气派、壮观，按毛主席的话说，"可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啦!"
现在，参加开国庆典大阅兵的这辆"功臣号"坦克已进入了军事博物馆的兵器馆，它既是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又是解放军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9．参加4次国庆阅兵的骑兵老战士
凡参加国庆阅兵的人都这样认为：在军旅生涯中，能参加一次国庆阅兵，就是一生的光荣。可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骑兵部队中，竟有一位参加过4次国庆阅兵的华北骑兵旅老战士――俞占武。
那还是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大决战阶段，俞占武所在的华北骑兵旅在配合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又参加了平津战役。当解放军以摧枯拉朽的攻势席卷华北大地时，俞占武所在的骑兵旅于8月1日参加了在原察哈尔省会驻地张家口市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活动。在这次庆祝活动中，俞占武带的骑兵班进行了马上对刺、马上射击、马上救护等科目的马术表演，受到军区首长、部队及群众的一致好评。此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
正是由于这次出色的表现，没有几天，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华北骑兵旅立即赶赴北京郊区孙各庄一带，组成骑兵方队，进行开国典礼的阅兵训练。这一决定给骑兵旅指战员带来无比的惊喜:他们将要跨上战马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其他领导人的检阅！
幸福与艰苦相伴，荣耀与辛劳相随。骑兵的训练难度很大，因为既要训人，还要驯马。所以，骑兵方队的训练比其他方队要付出更多的艰苦和辛劳。尤其是总参训练部和原苏联顾问团负责人员，要求极其严格，标准极高，每天训练8小时，从人员的索质和技能，战马的体能和技能等，都需进行全面的严格训练。从8月初到9月底，经过50多天的训练，另加几次预演，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国庆大典阅兵式开始了。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检阅了各军兵种受阅部队。尔后，宣布分列式检阅开始。
各军兵种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当骑兵方队进入阅兵线时，大家又紧张又激动，生怕有个闪失。军乐队奏起了《骑兵进行曲》，此时大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连长准确地发出"向右看"的口令，骑兵方队官兵的头整齐转向天安门主席台，行抱刀注目礼，团长、政委、连长、指导员行劈刀礼。
这时候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向骑兵方队挥手致意，观礼台上的代表们和现场的人民群众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听到连长喊"向前看"的口令时，骑兵方队已经顺利、有序地通过了天安门主席台。大家紧张兴奋的心情这才平静下来。
阅兵结束后，阅兵总指挥部对受阅各部队进行了评比，骑兵部队被评为第二名，名列海军部队之后，同时给每人颁发了一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
每当回忆起这一幕，俞占武老战士的脸上总是现出欣慰笑容。他认为，自己的骑兵生涯中，最光荣、最自豪的一刻就是参加了开国大阅兵。驰骋疆场万里，挥刀所向披靡，革命战士的青春，一刹那在天安门广场浓缩升华，这真是无比的幸福。
继开国大典阅兵后，俞占武老战士又于1950～1952年连续三年参加了国庆阅兵。而这三年的阅兵，一年比一年要求高、一年比一年要求严，人员、马匹的装备也一年比一年好。从1950年以后，战马全部挑选骟马，由黑、红、黄三种颜色的骟马组成三个骑兵方队;淘汰了破旧的木鞍，换上了牛皮制作的新装备;参训人员的装备也逐年提高，武装带，子弹盒，马靴都是牛皮制作，枪支全改为"7.62"步骑枪。1951年和1952年，俞占武也由骑兵方队的班长升任骑兵方队的带队指挥员。1952年国庆检阅完毕，阅兵总指挥部又给参阅人员每人颁发了一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两枚纪念章与四次国庆阅兵成为他戎马生涯的最好印证。
7.脚踏着祖国的大地（6）
13．未能参加开国庆典的国徽
国家必须有国徽。国徽是国家的标志，是国家的象征。然而，在世人瞩目的开国大典上，人们听到了雄壮的国歌，看到了高扬的国旗，却没有见到庄严的国徽。原因是国徽没有按时设计出来。
其实，国徽的设计工作也是早在建国前的1949年6月15日，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承办，同国旗、国歌等项方案一起发布征集启事的。征集启事不仅简略阐释了国徽的重要意义，还对应征的国徽提出要求：
(甲)中国特征；
(乙)政权特征；
(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同时，要求应征者必须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征集日期截止至8月20日。
征集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仅一个多月，筹备会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图案千姿百态，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其中，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余个方案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先生的方案有一定特色。
此间，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征稿，在8月中旬让秘书也送上了他精心自画的国徽草稿。朱老总胸怀祖国大地，他制作的国徽草稿强烈地表现了以水脉养育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且兼顾了四面八方。图案的底边为四条黄色曲线，分别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这是横贯中国的主要水系，黄线的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然而，不知是说明不当，还是认识误差，许多投稿者将国徽误为国标，或想像成普通的证章和纪念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致使所有投稿者绘制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足以表征国体。
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审阅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朱德总司令的图案也不能采用。
这种结果是筹备会所不曾想到的。
开国大典在即，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徽似乎说不过去。尤其对一些颇有名气的艺术家们，不少人既是国徽图案的应征者，自己也做了多幅国徽草稿，同时又是审选国徽草案的专家。这样的结果于情于理都无法接受。
于是，大家围绕900多幅国徽图案草稿进行热烈的讨论，决定请张仃、钟灵俩人综合现有图案的优长，重新设计了几幅国徽图案，并印制成《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报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或设计意见。
到底用什么方式表现新中国，专家学者们绞尽了脑汁。许多人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还有人形成了专门的论证报告，但大家的意见相去较大，谁都难以说服谁。为此，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又专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
最忙的要数张仃和钟灵了，一有新的意见，他们就要认真研究，尽量在设计稿上体现出来。具体形成多少样稿，修改了多少遍，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
然而，还是没有设计出大家认同、满意的国徽图案来。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政协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国徽评选委员会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草率不得，马虎不得，而眼下又确实没有比较理想的图案，便建议在新政协大会上暂不决定国徽。
这个建议得到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
8.脚踏着祖国的大地（7）
然后，这个意见报到了毛泽东处。
9月2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上表态："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事情也只能这样确定了。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国徽的使用虽然可以拖后了，但质量要求反而更高了。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国庆时使用上高质量的国徽，周恩来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共同设计。
为此，清华大学营建系专门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参加成员主要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高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人，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讨论，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争论过后，感情依然融洽。
在设计和制作国徽图案的过程中，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查阅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最后形成了以三类内容为主体的一批草图。即：
张仃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
周令钊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体加国旗五角星的图案；
梁思成等人设计了以民族形式"璧"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三类图案共二三十个方案，最后全部送交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审定。
常委会极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研究，反复比较了各种方案，结果认为仍然都不够理想，不够恰当。这有点始料不及，也使国徽的制作一波三折。最后，常委会多数人觉得周令钊等人设计的图案有可取之处，可以以此图案为主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