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毒枭的不归路血色罂粟花》第132/133页
一个小时之后，女管教带回了令她满意的金光闪闪的上等绸缎衣裤。午饭后，她被女管教带到了浴室里。女管教一双温柔的手在她的背上不停地搓着，搓去了她身上一层层灰。
“能多给我往身上冲一些水吗？”英子闭着眼睛对女管教说。
“没问题。”女管教拿起一个竹桶瓢，从水桶中舀出一瓢一瓢温水，往英子的身上浇去。
这份温馨、舒服的感觉，她曾经感受过，那是童年时她还在母亲的怀抱时的那种感觉。
“漱漱”的热水冲洗在她身上的时候，她想，这水除了洗净污垢外，还能洗掉自己的罪孽该多好啊。可是，她深知，身上的污垢能用水洗涤，可自己的罪孽是永远都无法用水冲洗干净的。
执行死刑的时间终于无法避免地到来了。身着金色缎面衣服的她，被法警押上了警车。
“簌簌”的风吹拂着她零乱的头发，她的脸色更加阴郁苍白。围观的人群，在她眼前一一闪过，离她越来越远。她知道，这一去她就不能再回来，她将永远离开亲人，永远离开人间。她将下到地狱磨难、到阴间遭罪。这种感觉使得她的躯壳飘忽不定，从前的岁月一次次闪现，又一次次消失。甜蜜、痛苦、爱情、恐惧，悔恨就像狂风暴雨引发的山洪，铺天盖地而来，那一份悲凄缠绵、消魂动魄之后令她由爱到恨的情感，如过眼云烟悄然流逝……她想让泪水流尽，甚至想让血液也随之流尽，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邪恶狠毒这所有的感受，在她短短的40多年人生中，都被她一一吞咽下去。想到这里，止不住的眼泪滚滚而下，她嚎啕大哭起来。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阵阵，大雨倾盆而下。雨水淋湿了她的头发，水珠顺着她的脸庞滚滚而下，再顺着手铐往下滴答着。
就要命赴黄泉才知道自己错了，还有什么用？晚了，一切都晚了。莫非我的命运真的应验了何仙姑早先的预言？雨水沿着她的裤褪流到了脚跟，湿透了全身，紧紧地贴在了身体上，她感觉脚心是冰凉的，一直凉到了心头。
又是一阵电闪雷鸣，黑沉沉的光线，衬得她的脸色更加苍白、枯萎。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山路行走着，在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两名高大武警战士面前，她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渺小得就像风中的一粒尘埃，即将被她无法左右的狂风吹得无影无踪。想当年在“金三角”呼风唤雨的她，与此时一落千丈、命归黄泉的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她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女人走到今天，是福？是祸？她不愿意多想，此时她只觉得脑海里很乱很乱……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她才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宝贵。
“人生苦短!”她在内心深处叹息道。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她此刻的心情，她想，只有那些生命垂危和那些生命已走到尽头的人，才会有她此时的感受。
颠簸的警车离城市越来越远，离人群也越来越远。大雨过后，远处的天边露出了一抹淡淡的残光，那一线残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变得迷茫起来……
后记
如果将写作《女记者眼中的戒毒者》一书比喻为建造了一栋小房子的话，那么近日完成的《血色罂粟花》便像建造起了一栋高大的楼房。尽管楼房还不够完美，但经过我辛勤的耕耘，它总算耸立起来了。
文章完稿了，近年来在禁毒前沿采访时的情景却仍然会不断浮现在眼前。我清楚地记得，为了采访牛子被击毙的现场，我必须赶到一个偏远的县城。因为路途遥远而艰险，大理市
公安局王毅局长给我派了车。可是我不愿意麻烦他，于是擅自作主，悄悄一个人乘坐客车从大理溜走，直到夜里一点钟才赶到目的地。
我下了客车才发现车子停在了这个县城的郊区，离公安局还有很长一段路。在这漆黑的夜里，紧紧围着我的黑压压的群山，像奇形怪状的猛兽，张着血盆大口向我扑来。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个不停。这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我慌张地盯着公路，期盼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是，我等了好久好久，除了偶有几只萤火虫从我眼前飞过，再没有看到一丝光亮。
我有些后悔不该闯到这里来，更后悔客车司机说要送我进城时，我谢绝了他。
为了壮胆，我用一只手使劲掐着另一只手，让疼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恰在这时，来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再一看司机，是个女的，于是我急忙向她招手。车子刚一停下，有些狼狈的我便慌忙跳了进去。
三轮摩托沿着颠簸的山路向前驶去，不知此女将我拉到何方？刚刚平静了片刻的心再次紧缩了起来。直到那个女司机将我拉进公安局大门时，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终于平静了下来。
接待我的禁毒大队蔡大队长对我说：“您就是北京来的张记者，怎么这么晚才到？一个女同志，真胆大。万一遇上坏人，我们怎么交代？我们局长一直在值班室等你，刚刚才走。”
听到大队长亲切的问候，我有一种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家的感觉。后来自然少不了遭到王毅局长及远在北京的我先生的狠狠责备。
然而，我没有白跑。我赶在了金三角马帮贩毒案余下的几名被判死刑的马仔（我书中的刀庆、巴三）临刑前，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我书中的老果）投入监狱前，和他们面对面进行了交谈。同时我还走访了所有参与本案侦破的民警，得知侦破马帮贩毒案的整个过程。我听说有一个马仔是被骗出来的，来之前媳妇刚生了个儿子。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些同情起他来。为此我专门找禁毒大队的领导为那个马仔说情，看能不能帮那个刚出生的无辜孩子保住父亲。后来我回到北京，还专门打电话问过此事。禁毒大队的领导对我说，他们已经尽力了，但法律是无情的。那个马仔最终还是被执行了枪决。
一次从北京赶赴边境，正好搭上了临沧禁毒支队政委李登荣的越野车，途中有一段常年塌方的山路正在抢修。为了避开那段险路，他绕道而行，使得我没感觉到道路的艰险。可是采访结束后赶往大理的途中，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那段路。原本客车一个多小时就能走完的路，却颠簸了整整一夜。我有一种五脏六腑被洗劫一空的感觉，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心惊肉跳。
云南省禁毒局英雄局长陈新民建议我说：“小张，要写出好作品，最好走到缉毒前沿，走到境外，去寻找真实的写作源泉……”于是，我大胆提出了到境外体验生活的设想。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八方亲友的极力反对。就连在我心目中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老父亲，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最终我在临沧市公安局王方荣副局长和禁毒支队李登荣政委的支持下，顺利地实现了这一愿望。
还有一次从北京出发时，我就感觉很不舒服。一贯精力充沛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工作还没有结束，我的病情便加重了，无奈我只好飞回北京手术急救，老父老母吓得半死，我也差点丢了性命。
为了写作，女儿刚满三岁，我便不得不扔下她出远门去采访。我常常在遥远的边陲接到女儿伤心地哭着给我打来的电话：“妈妈，我想你，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别写书了行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女儿在北京被导演选中，让我带她去考试，导演见我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小朋友，你先给我哭一场看看。家长可以帮忙让孩子哭出来。”
为了让女儿哭，我给女儿讲了许多悲伤的故事，可是她就是哭不出来。女儿焦急地对我说：“妈妈，我哭不出来怎么办？”于是我对她说：“妈妈就要上飞机了，又要出远门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