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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孽子》全集

作者:海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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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介绍 前言

孤臣孽子--悲壮,坚忍,献给养育我的家乡-前言前言非常想说说宋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一直在庸庸碌碌地忙着糊口混日子,没有闲暇和精力来做点研究和探讨,最近因为父亲老了,所以要我帮忙写一些东西,竟然发现我的家乡献县,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如此璀璨夺目,明朝末年,满清几次破关掳掠,在献县城下血战,乡绅高梦尾带领全族参与守城血战,战斗到最后一息,家族一百多口壮丁全部殉国,其母听到城破消息在家中自尽而亡……。其后满清掳掠绕献县而走。

高梦尾的哥哥就是后来著名南北太子案中的高梦箕,太子是真是伪姑且不论,就这份豪气和肝胆就领天下人敬仰,历史永远记住这位鸿胪卿的末世义胆忠肝。

后来就更有戏剧性了,王余佑,一位少年游侠,少时为营救东厂构陷的“六君子”不惜生死,而当其父兄因为李闯围北京后聚兵收复三县,而被清朝刑杀,其弟报家仇杀仇人全家三十余口,而这驰名京师的游侠竟然隐居到了保定易县五公山,可以不可疑?这名字王余佑更令我浮想联翩。加上他与高梦箕的关系,现在献县白楼高家家谱中保存有王余佑为高梦箕后人致信当时的满清县官:(大意)我前朝人本不该管本朝事,但是你该知道他祖上是谁吗?高梦箕,宇内同钦,你还是三思而后行,能放手就放手吧。

这起码证明王余佑与太子案的主要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而观王余佑的生平和后人评说更惊人了:文武全才,其作品《乾坤大略》被后来兵家推崇,其武功高绝,丈外跃马百步穿杨,枪法高绝,刀法绝伦,著有《太极十三刀法》(后来教二十九军大刀队刀法的教习就是我们沧州人)是绝无仅有的帝师人选。王余佑隐居三十年,出任献陵书院山长十年,游学北方,生徒无数,名儒辈出,我们献县后来也是武状元,文学宗师源源不断,但王公的真正人生目标和胸怀抱负有谁能全部了解,我越阅读王公的著作,越感到他黄泉之下的寂寞,我们如何理解他的坎坷人生与惊世才华,才能给他对历史负责任的评价?

还有一人不能不说,那就是窦尔敦,也是刀法惊人,传说中使用的双钩也是内家兵刃,传说他师傅是王为公山人,当年窦尔敦用过的那套明代大青花瓷拚盘(九个一组),仍完好地保存在黑龙江窦集屯,上面烧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能否说明他是反清复明的义士?他与王余佑同时代,他们一个是巨盗,一个是大儒,是泾渭分明,还是源出同门?窦尔敦的山东(太行山东)八大处总瓢把子,是否背后有力量支持,河间作为北京南大门,应是富庶之地,何来大股义军?而且窦尔敦的根据地在哪里,这样转战千里,纵横清朝腹心,难道仅仅是打家劫舍吗?现有史料理由牵强,难以服人。

还有一位嘉庆十五年归顺清朝,纵横七海的张保仔,带领20万前朝遗众,据有日本朝鲜东南亚的大片华人移民的根据地。华人因为他投降星散东南亚,我们献县竟然有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在这些史实面前,我感到空前的压力和责任,我只好自不量力地去整理搜集这些历史碎片,也许这会是历史的珍宝,我们再不搜集整理,就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但这不是历史,或者说不是正史,更多的是我的猜测与臆想,也欢迎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探讨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参考资料:王余佑: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明末清初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岁。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直隶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亲名延善,字维婴。伯父名建善,字恢婴。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过继给伯父为嗣子。

王余佑幼伟岸,有大志。聪颖,读书识大体。十六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初随定兴人鹿善继学,后受业于容城人孙奇逢,又与茅元仪、杜越、刁包等人为师友,并曾得到桐城人左光斗的赏识。鹿善继、孙奇逢二人为明末北方的学术大师,对王余佑甚为器重,亟称之。而清初北方的学术大师颜元(字浑然,号习斋)、李塨(字刚主,号恕谷)则为王余佑弟子,对王余佑雅相敬重。颜元曾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恭是也。”称王余佑气度包罗,可资师法,自谓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对王余佑“以父道事之”。李塨也说:“春风满坐,经济满怀,吾不及五公。”而在王余佑卒后,其长子王孚则亦以为李塨最能传其父之学。到王余佑在献陵书院讲学时,门弟子远近从游的多至数百人。新城、易州、献县均相距不远。王余佑生长于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和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其治学则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主旨,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其治身心专以诚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对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独行之风。王余佑虽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读书的态度决不是追仿时文或是空谈性理,而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其治学范围,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他还擅长书法,风格遒逸。而对于清代极盛的考据之学,则多所忽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兴酣笔落,顷刻数纸,然而写后常随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余佑顷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余佑的实学才能在当时已被誉称为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济世。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

编辑本段实学精神和任侠性格有几件事很能说明王余佑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和他北方学者慷慨悲歌的任侠性格。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阉党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至京师抗争,当时阉党逻卒四布,王余佑与鹿善继、孙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护,奋不顾身,相与周旋患难。二是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者之意,继父王建善被调任鲁山,实欲困之。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力劝继父解印归田。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王余佑的生父王延善为县诸生,为人尚气义,曾以万金家产结客。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于易州,闻讯投笔而归。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于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两个从子余厚、于慎联合雄县人马鲁(一作马于)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却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已过继伯父为嗣,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驰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余岩归,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余口无孑遗。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自称五公山人,躬耕养亲,不求闻达,三十年不入城市,而为学益勤。有时登临峰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王延善敦尚气义,散万金结客。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时人常称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孙奇逢以奇节自许,但这并不妨碍他平易和淡与世往来。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务自刻厉,而于人无论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用行。与人无睚畔,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无人忌嫉。王余佑也和其师一样,“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然而与人和易,从容简谅。晚年时,时乘牛车往来于上谷、渤海、嵩岱之间,儿童野夫见其过,皆聚迎随观,争相慰藉,说:“王先生来矣!”王余佑也时时停车,问劳而去。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主将献陵书院时,他的布衣之交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买下二百亩田地馈赠给他。晚年四方豪俊争相造访,他典衣挫荐接之,有时遇人有缓急,即为之筹措,百数十金无难事。及交游有馈赠,则介然不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学诗时曾说:“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发为歌咏”。孙奇逢曾对王余佑说:“余年五十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所说很能代表当时诸人的性格。由此可知王余佑虽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和治学态度的确与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编辑本段研究兵法战略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由来有本的。他早年跟随孙奇逢学兵家言,以学习《孙子兵法》为主。他跟随鹿善继受学,鹿善继曾协助兵部尚书孙承宗镇守榆关四年,任赞画,有兵书《车营百八叩》传世。他的师友茅元仪更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所撰《武备志》有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兵书,茅元仪本人也曾随孙承宗督师辽东,任赞画、副总兵,方以智称赞他是“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为王余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也曾考论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成《酌古论》一书,对王余佑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时,军事问题已成为注重实学的一派儒士所共同关心的焦点,王余佑对于兵法战略的研究,就是在当时传统和风气影响之下进行的,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而在王余佑之后,清初的北方学者中,颜元也是自幼学习兵法,于技击驰射无不精通,遇豪杰无论贵贱莫不结纳深交。王余佑死后二十年,为他作传的大兴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欢任侠言兵的奇士,其父为明锦衣卫指挥,又曾从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学,性情豪迈不可羁束,于当世之人视之蔑如,于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汉诸葛武侯(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为当北面武乡侯,而与陈同甫并驾齐驱以争先后。王源对人自然是少有赞许,况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对王余佑却能独加赞赏。王源在为李塨的父亲所作的《李孝悫先生传》中说道:“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征君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诸君子。”从王源对王余佑的评价中,也可以印证出他在兵法战略研究上的分量与价值。

编辑本段身负武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余佑还身负武学。早年他跟随孙奇逢受学时,就是一面学兵家言,一面习骑射、击刺,无不工。时人称其才兼文武,精于技击,说他“恒以谈兵说剑为事”。他常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直到晚年,他谈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有时持兵指画,胡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使观者莫不震栗色动,啧啧称叹。王余佑自己也说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来一点血性,不肯以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有时居家郁闷,一室叫跳,须眉如刀槊立,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击节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时,李恭曾将他车迎至家,传授枪法刀法。在王余佑的诸多遗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称《太极连环刀法》传世。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将理学、武学、兵法和慷慨任侠的性格合为一体,这样贯通成一种有根基、有渊源、有活力的实学。就此而言王余佑实非寻常文弱书生排比史事纸上谈兵之可比。清初盛传于北方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高举实学、实习、实用的大旗,而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在三十岁时就曾登门问学于王余佑,受到王余佑的很大影响。就此来看,王余佑完全可以称做清初北方实学的先驱。

编辑本段对清廷的态度再说到王余佑对清廷的态度。王余佑生当明末清初,父兄又为清人所杀,国亡家毁,对于满清异族统治不能没有抵触。只不过当时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过激烈的举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论说他诗似谢皋羽(谢翱)、郑所南(郑思肖),文模陈同甫(陈亮),“然辞旨隐约,不作陵厉指斥之语”,也即此意。陈亮于谢翱、郑思肖均为南宋人,陈亮力主抗金,诗文豪放激越。谢翱曾参加文天祥的抗元义军,诗风沉郁,寓沦亡之意。郑思肖于宋亡后隐居苏州,更名思肖、所南、忆翁,墨兰不画土根,墨竹画苍烟斜月,皆寓对赵宋的思念。王余佑身上所表现出的抗清情绪可以从数处隐约察知。其一,他平生独慕陈同甫,为其有真英雄风度。而至垂老读史,“至谢皋羽、郑所南诸君,又未尝不掩卷流涕也”。说明他的个人情感已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时,值清兵入关,仇人诬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确实在半虚半实之间。王余恪入京赴难,不喊冤枉,而大呼“义军来赴死”,似是自服之辞。其三,入清后,王余佑先在五公山隐居三十年,又在献县讲学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当是一种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余佑在编定了《乾坤大略》的十卷之后,又专门搜集了江南对于北方的十次胜战,编定了补遗一卷。他说:“十卷中至矣尽矣,尚须补也与哉?曰:为十胜而设也。”“此十者,皆起于江东之师,以取胜中原。”“江南脆弱,谁不闻之?然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于南明之光复。王源对王余佑所著诸多兵书战略评论说:“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详其水平。后交李刚主,始闻其详。而今乃得读其遗书,抚卷流涕曰: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谓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说:隋代文中子隐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济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现在天下人才日下,没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许王余佑的弟子不同。王余佑的亲传弟子虽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日后只要是读过其书能私淑王余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虽数十百年之久,固无异于亲炙之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余佑“又何憾焉?”观其文意,似已预期数十百年后谋图翻覆之举。王源的这个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余佑的真意。而这反清复明的心愿,无疑更加突出了王余佑兵略研究中的实学特点。

编辑本段著作王余佑一生著述除《乾坤大略》外,还有《居诸编》十卷、《诸葛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涌幢草》三十卷,以及《认理说》、《前著集》、《通鉴独观》、《茅檐款议》等。《居诸编》汇集古人经世之事而成,据《乾坤大略总序》所说“十年间胸中垒块悉谱之于《居诸编》一书”等语,当是作者较为注重的一部书。原书不存,其大部分内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编《灰画集》中,后者的书名亦取自王余佑诗“灰画何年计得成”。《茅檐款议》据《清诗纪事初编》称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该书与《通鉴独观》、《前著集》三书中,估计应有不少篇幅仍是论述军事地理与军国大略的。《太极连环刀法》今见于《蟫隐庐丛书》。《涌幢草》应是王余佑的诗集。今所传《五公山人集》是在王余佑卒后,由门人李兴祖(字慎斋)另外搜集、抄录的,后迟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直隶总督采进本为十四卷),其中诗五卷,文十一卷。王余佑卒后,其遗书一说存于后人、家人之手,一说交与门人李塨。王余佑有二子,长子王孚,次子王咸。王咸早殇。王孚字曙光,曾与李塨同游,但在王余佑卒后,亦寻卒。不过据秦聚奎《乾坤大略序》王余佑裔孙王懋亭(字茂才)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四库全书总目》子孙遂为献县人等语,王余佑应有后人传嗣。李兴祖在编定《五公山人集》时也说:“先生编纂甚富,几重压牛腰,今藏于家,未及行世。”但据《颜李师承记》所说,王孚将卒,使人招李塨至献县,“尽以五公遗著付之”,李塨还选编了一种《五公文集》,并为王余佑写了传记。而在二十年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确是在李恭处得以读到了王余佑的遗著。大概在李塨卒后,王余佑的遗著便也从此逐渐散失。《乾坤大略》的编撰在《居诸编》之后,观其总序,当时王余佑仍在五公山隐居,而其署名中称献县人,似到其晚年在献陵书院时最后编定。魏坤《五公山人传》也说:《居诸编》、《乾坤大略》、《诸葛阵图》、《通鉴独观》诸书“皆山人所手辑也”。据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和《颜李师承记》所说,《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该书既不按史书分类、又不依先后编年的体例而论,仍以《乾坤大略》的书名更为切题。《乾坤大略》的版本最初为王余佑“山中所手辑”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肃水(即安肃,今徐水)知县时,由当时的传抄本过录了一个本子,但所抄本的内容往往事不归类,舛驳颇多,甚为可疑。秦聚奎随后调任饶川(即饶阳),咸丰四年(1854),正逢王余佑的裔孙王懋亭到饶,带来了王余佑的藏书数种,其中就有《乾坤大略》。秦聚奎称此书为“原本”应该就是王余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将传抄本依据原本重校一遍,才知传抄本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固自融贯也”。当时正值太平军起,“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秦聚奎又据原本将此书重新校录,将传抄本恢复为原本。传抄本的主要问题,是较原本多出了十三条,其中一条是重出的,十二条是不类的。王余佑原书编纂时的体例,是各卷之间不避重复,所谓“一时俱有”,这样的重复全书共有五条,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条是于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录时便删去了。不类的十二条则仍然保持传抄本的原状,而于各条下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小字。这时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过了二十余年,光绪五年(1879),《畿辅丛书》开雕,《乾坤大略》是惟一被选刻的王余佑的著作,所依据的就是秦聚奎据原稿校录的本子。这是该书的首次校录,上距王余佑之卒已近二百年。《乾坤大略》后来的版本,有宝兴堂光绪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馆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都以《畿辅丛书》本为底本。

窦尔敦:窦尔敦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很少有的公正的评价。早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故窦志》中有这样记载:“康熙年间,邑有窦尔敦者,健盗也,尝马劫途,众莫艰御。一日邑今率卒百人,围之城西廉颇庙,窦跨未鞯马,祖臂握刀呼跃出,众大奔溃,数捕不获。”另外,历史上有些文人根据社会上的传说,经文艺加工,写出不少文艺作品,如《彭公案》、《施工案》、京剧《连环套》、《盗御马》等。但对窦示敦的描写不外乎是“健盗”而已。实际上窦尔敦是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怒杀赃官的农民领袖。后因盗御马被清政府发配到黑龙江,并为保卫祖国,抗击沙俄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们地地道道的反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窦尔敦,原名二东(后清政府贬为尔敦)。约天启五年(1625年)生于河北献县窦三香疃,故逝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年42岁。祖父窦玉祥、农民,曾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在军中当伙夫。当李自成败退时,窦玉祥在真定府(正丁县)被清兵杀害。父亲窦志忠,通文精武,投李自成部下当兵。曾跟李自成转战山西、湖北等地,带过十三万兵马,后这支后马改为四十八编,窦志忠为督军。李自成死后,窦志忠组织当地的渔民、农民继续奋战,失败后隐居洞庭山,在此期间娶妻。后因身体不好,回到老家河北献县,生有大东、二东。母亲窦氏、因二东造反抽清被捕入狱,绝食撞墙而死。妻子齐金凤,高林镇人氏(河间境内),清政府破连环套时而死。她生有两子,长子窦飞虎,次子窦飞豹。二子后随窦尔敦流放到黑龙江,是现黑河市爱辉镇窦集屯窦氏的第一代人。

窦尔敦性格刚强,豪爽。自小投师习武。师傅韩城,原是李自成部下军官司(沧州人),李自成失败后、韩城改字化名为“王为公山人”,在此其间收窦尔敦为徒,使其得到一身马上功夫。窦尔敦后又跟师叔静慈(原李自成部下,李失败后出安当了和尚)学习轻功。后又为反抗清政府拉起队伍,在连环套树旗起义,明确提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口号。绰号“铁罗汉窦尔敦”。

由于长期受家庭和师傅的影响,窦尔敦自幼就开成了刚起码不阿,不畏强暴的性格。一些事至今在家乡献县仍传为佳话。一次家乡的一个穷孩子的糠饼被一个富豪的孩子抢去喂了狗,还说:“你这糠饼子屈了俺家的狗咀。”这事被打草回来的窦尔敦遇上,窦尔敦气愤地指问那富家的小子:“你为什么抢人家的饽饽喂狗?你这是欺负人。“那富家小子蛮不讲理,仗着自己长窦尔敦几岁,家里又有钱有抛,根本没把窦尔敦放在眼里,冲着窦尔敦大声喊叫,举起拳头朝窦尔敦打来,没等他的拳头落下,窦尔敦的拳头早就打在了他的前胸上。最后,富家孩子不得不拿出五个铜钱,买了两个烧饼赔给那个穷孩子。

每年的“四月十八”,窦尔敦的家乡都有庙会。这天年轻的窦尔敦和哥哥、妹妹三人也来赶庙会。正在他们闲逛得兴之时,忽然他们面前人群吵闹。兄妹三人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个官宦带领数十名家丁抢了一位贫家的姑娘。窦尔敦见些情景,怒气满腔,心想:“谁家没有父母,又谁家没有兄妹?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无理。”血气方刚的窦尔敦向兄妹使了个眼色,三人象三只下山的猛虎冲上去。但是,由于官宦的人多,兄妹三人未能救出受害的姑娘。

事后,窦尔敦怒火未消,决心救出那位姑娘。在一天夜里天更时分,兄妹三人翻墙入官宦内宅,杀了官宦一家,找到那个被抢的姑娘,送回了家。

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东、河北一带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但官府横片暴敛不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决定在山海关外大凌河(距连环套不远地方)建立一个牧场,饲养大批马匹、专供皇帝和皇家选用。虽然康熙皇帝对建牧场占用民地民坟讲过“朕心不忍、应得民地尽行开除”的话,但是下属官员欺下瞒上,使大片的民田被强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无比愤概。此事被专门和那些贪官污吏做对,杀富济贫,威镇四方的绿林英雄好汉窦尔敦知道后,决心和清政府较量一下。不久,窦尔敦和他的结义兄弟们截了朝庭的十几匹好马。同年又在商家林寺方截了皇杠,并把截来的东西分给了贫苦农民。从此窦尔郭成了清政府有名的“大盗”,康熙皇帝的眼中钉。为此康熙皇帝不仅亲自下旨“限期捉拿窦尔窦归案”,而且还两次派兵攻打连环套,但损兵折将,都没能捕获窦尔敦。后来地方官府闻知窦尔敦是个孝子,就派人将窦尔敦的老母和嫂子拿到,施以苦刑,还故意让众人观看。贴出而告:“窦尔敦之母被官府捉到,限期窦尔敦归案......否则开刀问斩.消息很快传到了连环套。窦尔敦万分悲痛。为了不牵连母亲,宁愿一死也不愿当个不孝之子。之后,窦尔敦毅然到官府投案自缚,被刑部判了死刑。

以上是窦尔敦的为人和闻名古今“大盗”的原因。但是窦尔敦被流放到黑龙江,作为流犯参加抗击沙俄的斗争,并为国流血捐躯的事,却又很少有人知道。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被评定。在这种条件下,康熙决意打击沙俄在黑龙江的侵略行径,完成早年未竟之业。为此,康熙于二十一年两次东巡,视察乌喇,并遣副都统郎担等至雅克萨侦察敌情。二十二年又谴副都统萨素为将军,加紧了察敌情,选战船,建驿站,筑城堡等各项战前工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木兰秋围”之后,康熙皇帝召见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具体安排收复雅克萨有关事宜。同时,为增强北部边疆的实力,让萨布素带回12门红衣大炮和20万在“三藩之乱”中被株连的战士、亲属(称为流人)流放到黑龙江,令其“屯垦戌边”。

窦尔敦被判死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萨而素将军对窦尔敦的事早有耳闻。对其,刚直不阿、为民除害的品德和一身好功夫,更是敬佩不及。他想,打击沙俄,收复雅克萨,拯救被蹂躏的边疆各族人民,不是正需要这样的人吗。所以萨布素几经周折,在太尉梁九公协助下,刑部免去窦尔敦死罪,秘诀判流放黑龙江。

正如《东北流人史》所说:“防御与驱逐在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者,清政府在此期间增将大批流人谴戌到黑龙江。流人在雅克萨战争中充当了主力军,俄军大败。为保卫祖国领土与安全,立有重大的功勋。做了重大贡献。”

窦尔敦被流放到江东旧爱辉后,被分到布丁屯。靠近布丁屯的洒河汇合地方、称之黄河口,水深流急,浪大,旋涡多,是*练大军的好地方,萨布素将军决定在黄河口创建水师营,聘招流人袁开觉为水师营的团练教头,并选抽一些青年,由窦尔敦带领学习拳脚和杀敌格斗的武功,同时协助水师营伐木造船。

一天,水师营将士们活捉两名罗刹,布丁屯的群众纷纷前来看俘虏。然而,两名罗刹依仗他们以往的实力和横行霸道的种种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吵大闹,张牙舞爪。窦尔敦气愤已极,一步跳到两名罗刹面前,并让一名群众牵过一头牛来,窦尔敦单手一吃气,“啪”地一掌打一下,牛头盖被敲碎,那牛就地倒下,四脚抽搐而死。窦尔敦这一举动,博得在场民众的热烈喝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刹时,场地讨罗刹畴的怒声有如春雷在边疆大地上滚动。经审讯,这两个人,一个叫物威,另一个叫别留金。头天夜里受上司怪拉托夫命令前来打探军情,准备洗劫布丁屯。事后由于反击准备工作充分,中国人民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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