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风云全集.com》第1867/1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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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五年里，顾祝同巩固了政治基础。

有趣的是，顾祝同并没有借这五年里累积起来的人望参加一九七九年的大选。

要知道，中华复兴党执政的五年间，中国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而且中华复兴党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也毫无建树。在一九七九年，只要提出正确的竞选口号。不管是谁代表中华迷n

zhǔ党参选，都有极大的把握主进总统府，而顾祝同有足够的资格代表中华迷n

zhǔ党参选。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顾祝同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要知道，代表中华迷n

zhǔ党蚕选的郭明善根本就不出名，还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如果不是顾祝同加入了竞选团队，而且早就放出风来，将在当选之后担任国防部长，郭明善未必能够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

当然，如果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就没有这么多疑问了。

一九八四年，按理说，中华迷n

zhǔ党应该推举在任总统郭明善参加竞选，但是在年初的时候，郭明善以身体健康为由，宣布不参加大选。结果就是，在当年四月份的党内选举中，顾祝同毫无悬念的获得了提名。

顾祝同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再次证明了他的政治才能。

要知道，郭明善在任期间，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让中国在对外事务中取得多少成果，而是消除了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回到了正确轨道上，大幅度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一些数据就能说明这一点，比如中国在一九八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后，比一九七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比一九八零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中国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间，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七，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十年中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即便把货币贬值等因素计算进去，中国民众的收入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间，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每年都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长。

对于身为最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这个增长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民众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还不到百分之二。

由此可见，顾祝同参选总统的时候，郭明善已经替他解决了大部分国内问题。

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华迷n

zhǔ党在国内的拥护率也在一九八四年空前高涨，大选前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显然，顾祝同根本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就能赢得这场大选。

正是如此，一些在野党人士就认为，顾祝同是拣了郭明善创造的政治果实，以投机的方式赢得了大选。

当然，这些并不是关键。

从根本上讲，顾祝同在一九八四年当选总统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战后极为少见的良好内部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十年的积累与消化，中国平稳渡过了战略收缩期，并且具备了进行战略扩张的基础。

也正是如此，顾祝同当选总统，可以看成是中国由战略收缩转为战略扩张的信号。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是，在不同人的眼里，顾祝同参与大选，以及铁定会赢得大选，有着不同的解读与意义。

这一点，也正是两伊战争的根源。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伊拉克总统并没有考虑过攻打伊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防御上。这也很好理解，伊拉克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与资源总量上都远不如伊朗，而且伊拉克的军队装备水平也远不如伊朗。别忘了，在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能够优先获得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把J-78式战斗机卖给了伊朗，却没有卖给另外的盟国。因为大部分伊朗军队响应了革命，所以伊朗几乎全盘继承了巴列维国王的军事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伊朗军队的战斗力明显超过了伊拉克军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此外，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已经跟以色列联合，因此中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化倾向，即只为承认以色列、并且愿意跟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支持，而以消灭以色列为目的的阿拉伯国家则成为了中国的眼中钉。可惜的是，伊拉克与叙利亚走得太近了，因此在中国的中东与海湾政策中，伊拉克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没有遭到打压，也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两个因素综合到一起，让伊拉克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收缩性战略才是放弃伊朗的直接原因，而中国不可能一直都处于战略收缩状态。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由收缩变为进攻，就肯定会对付伊朗。

结果就是，伊拉克总统把顾祝同参与大选当成了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的信号，并且由此做出了中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的判断。

显然，伊拉克总统的战略判断只对了一半，即中国确实将在顾祝同当选总统之后改变战略政策，却未必会支持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