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旗》第2/32页


  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和报道里基本一致: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日本飞机看到了,就没炸。
  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眼前就是个例子。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
  只是不论我如何思索,疑点越来越多,答案却想不出一个。
  首先,那是什么国旗?其次,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多少面旗?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出来,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样的战争状态下,在日寇高昂甚而嗜血的战争意志下,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就放过这四幢建筑?
  再者,就是最奇异的地方,即便日军飞行员决心放过这四幢楼,他们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楼周围的建筑都炸得稀烂,而四幢楼却毫发无损?难道说那时日军的飞行员,凭肉眼制导,就能把精确度控制在十米之内?
  这些无解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许久,我忽然失笑,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难道不是让这幢大楼保存下来的最好理由吗?只要稍加炒作,每一个看了报道的人都会认为,这四幢当年在日军的炸弹下神话般屹立不倒的大楼,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难道连半数都保不下来吗?四幢楼平凡无奇的外观,建造者孙氏四兄弟富有但没有显赫的身份,这些都将不再成为问题。
  复印,然后扫描,该干的都干完以后,我把书还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图书馆。报道的主线我已经找到,文章该怎样布局已经心中有数,接下来只要找一些经历过当年战火的老居民,让他们叙说一些当年“神话”发生的细节,就大功告成。据资料上的介绍,孙氏四兄弟当年购下这四块地皮时,曾和地皮的原主达成协议,四幢楼建成后,拨出一些房间给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楼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从这点上来看,虽然不知道孙氏兄弟是做什么买卖,但此等行径倒颇有“红色资本家”之风。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残存的两幢大楼之一。在进入之前,我站在门口拍了张照,从新闻的角度讲,我需要一张今天的照片来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进行对比。
  和之前在书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楼近照一样,如今站在了它面前,除了灰色的外墙让大楼显得老旧之外,没什么区别。这实在是一幢极其普通的老楼,毫无建筑上的特色,和美学艺术之类更扯不上边。惟一有点特别的,是这幢“三层楼”的层高很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张老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实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六十七年前的照片(4)
  “三层楼居委会”就在这幢大楼的一楼,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杨的副主任。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大楼的情况,只是他所说的我大多已经了解。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有机会打断他的话,问起目前住在楼里的老居民有多少。
  “从那时候就开始住到现在的老人啊?!”杨副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想了想,告诉我这样的老住户已经很少了,楼里的住户大多是“文革”前后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户搬的搬死的死,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
  “这幢楼里是没有了,后面那幢楼里还住着两位。二楼的老张头,还有三楼的苏逸才苏老先生。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杨副主任称呼中的细微变化,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称呼语气。看来他对那位老张头并不是很尊敬。
  “苏老可真是个大善人哪,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可不知有多少,听说他前前后后给希望工程捐了几十万,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万块呢。老张头可就不一样了,孤僻得很,不太愿意理人。”杨副主任开始向我介绍这两位老人。
  “老张头,他叫……”我写稿子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称呼老人家,与其当面问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还不如现在就问个清楚明白。
  “他叫张轻。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说,那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没有娶妻生子,那么多年来楼里也没人见过他们的父母亲戚,就那么一个人住在楼里。而且他们都不怎么谈过去的事儿,不知会不会对你说。”
  八十多岁的单身贵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这可真是罕见,而这里还一下子就出了两个。不谈过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杨副主任告辞。还没接触前没什么好想的,说不定他们愿意向我这个记者说些什么。
  “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见到那幢楼,离得挺远的。”杨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听说原来四幢楼是以一幢为中心品字形排列,现在剩下的这两幢是哪两幢?”
  “你现在要去的那幢‘三层楼’,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这里是外三幢中向着西北面的一幢。”
  当我沿着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时候,我才明白刚才那句“挺远的”到底有多远。直到走到弄底,不,应该说是穿出这条弄堂,走到普济路的时候,我才看见另一幢“三层楼”。算一下,距离上一幢有一二百米远。
  我用手搓着额头,这情况还真有那么点奇怪。
  从中心的一幢到边缘的那幢就要这么远,那边缘的三幢之间的距离,岂非要三百米甚至更远?算算位置,如果那两幢被拆去的“三层楼”还在的话,一幢该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一幢该在汉中路附近。
  其实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几幢楼之间的距离挺大的,现在实地走一走,才想到,这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不合逻辑。
  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难道不该是紧贴着造在一起的吗?为什么隔那么远?要是四兄弟关系不好,又为什么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而且房子的式样还一模一样?真是横竖都说不通啊。
  把额头来回搓了几遍,我走进了这幢中央“三层楼”。
  这大楼从外到内都建造得十分平民,一楼的采光并不好,虽然是下午,但走进去,一楼的许多地方还是笼罩在阴影中。我顺着木质楼梯向二楼走去,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声响。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把大楼造得小一些,只建两层,但却能造得比现在好许多。若是拿四幢楼的建造费合起来造一幢,就可以造得相当豪华,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绰绰有余。
  这样想的时候,我踏上了二楼。
  老式的大楼是没有门牌号的,张轻住在哪里,只有靠问。
  “请问张轻住在哪里?”我问一位从左边门里出来的老太。



六十七年前的照片(5)
  “张轻啊?!”老太操着宁波口音,皱着眉头,似乎想不起来。
  “就是老张头。”
  老太恍然大悟,随手指向右前方紧闭着的一扇朱色房门。
  没有门铃,我敲响了房门。
  “谁啊?”过了一会儿,门里传出低沉而混淆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小精干的老人,身子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但一双眼睛却很有神,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多岁。
  “您好,张老先生吧,我是《 晨星报 》的记者那多。”我拿出记者证。
  张轻扫了眼我手上的记者证,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您是从这幢楼建好就一直住到现在的老居民,最近这幢楼面临被拆的危险, 《 新民晚报 》昨天已经作了一个报道,我们报纸也想跟着报道一下。希望能让有关部门改变主意,把这两幢仅存的‘三层楼’保留下来。”
  “你去问居委会吧,我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丝毫没有让我进去详谈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户,有些情况居委会不了解,只能来问您。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只半小时就好。”我微微弯着腰,脸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么?”老人低低地说,依然挡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查到一幅照片,就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以后,四幢楼安然无损的照片,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完全无法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所以……”
  老张头的眼珠忽然收缩了一下,他扫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间变得十分凌厉,让我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
  “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睡午觉了。”
  朱红色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竟然连门都没能进得去。
  无奈,只能上三楼去。
  问到苏逸才的屋子,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老人,头发眉毛雪白,脸上的皱纹,特别是额上的皱纹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 晨星报 》记者那多,能耽误您点时间吗?”我改变了策略,先进去再说。
  “哦,好的,请进。”老人微笑着把我引进屋子。
  屋里的光线很好,这间屋子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没有太多的家具摆设,最显眼的就是四面大书橱。靠窗的八仙桌上摊着一本墨迹未干的绢制手抄本,毛笔正搁在旁边的砚台上,看起来已经抄完了,正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我看了一眼,应该是佛经,最后一页上写着“圆通敬录”的落款。
  我注意到手抄佛经的同时,苏逸才已经开始把佛经收起来,放入书橱。随着他的动作望去,我不由得一愣,那书橱里几乎放满了这样的手抄本。
  “您向佛吧?”苏逸才招呼我在八仙桌前落座的时候,我问。
  苏逸才笑了一下,问:“你刚才说,你是……”
  对于这张新兴报纸,像苏逸才这样的老人不熟悉是很正常的,我忙复述了一遍,把记者证拿出来。苏逸才摇摇手示意我收回去,看来这位老人要比二楼那位好相处得多。
  “您是在这幢大楼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民之一了,来这里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大楼的掌故。毕竟这幢大楼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如果拆迁太可惜,希望通过媒体的努力,可以把‘三层楼’保下来。”
  “说到居住时间最长,这里可不止我一个啊。看来你已经在二楼碰过壁了吧?”苏老呵呵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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