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TXT全集》第24/73页
“啊，绮霞，请原谅我的冒昧。”张学良满怀激情而又小心翼翼地说。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就说张学良吧，他虽然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可是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比他还小十多岁的年轻姑娘面前，却有些精神恍惚、局促不安起来。而之所以会这样，不正是因为他在深深地爱着她吗？这对他来说，恐怕还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吧？不过，他此刻还是克制着自己，尽量谨慎地挑选着最委婉的言词：“绮霞，是这样的，我是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有个性最可爱的女子，你身上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是我衷心爱慕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今后常见面，常在一起谈谈好吗？”
张学良一席话，使赵四小姐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其实，这不也正是她早就想说而未说出来的话吗？她哪会有什么异议呢？但张学良是唯恐失礼的。看，他是多么稳重呀！他说的这些，同浪漫小说上所写的那种求爱、求婚的语言、场景是完全不同的，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那些玫瑰色的气氛，也没有哥呀妹呀、死呀活呀那样的海誓山盟，这与其说是求爱，不如说倒更象个大哥哥正以十分关切和爱护的态度在同自己的小妹妹谈心。但赵四小姐喜欢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诚恳坦直的话，喜欢他这种自尊、也更尊重别人的态度。张学良虽然没有什么信誓旦旦的表白，也没有什么动听的甜言蜜语，但她从他那容光焕发的面容上，从他那满含爱恋之情的目光里，发现他对自己的确是深为眷恋的，一种令人沉醉的幸福感，使她的心不禁怦然跳动，脸也腾地红了。
张学良不明其故，因问道：“绮霞，你怎么不说话呀？刚才我说的你同意吗？”
赵四小姐看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未开言却先噗哧笑了。
这下张学良更纳闷了，又问道：“绮霞，你笑什么，是不是我太冒昧，说了不该说的话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原谅……”
赵四小姐正欲回答，一支舞曲已经演奏完毕，该退场了，她从张学良手中抽出自己那由于分外欢愉而有点潮湿的小手，与他一同向外走去。她在准备离开他时，才羞涩然而也是很严肃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你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你说的我全同意。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既然象你说的，我们要成为志同道合的很好的朋友，那我这一生就不再交第二个男朋友……”
这天晚上，当张学良驱车返回住地时，夜已很深了，当时万籁俱寂，星月迷濛。由于他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特别是他终于听到了赵四小姐如此动情的回音，他怎能不由衷地感到喜悦和兴奋呢？透过洁白的窗纱，他凝视着星汉灿烂的夜空，一个时期以来的动荡不定的局势，他的家庭和他个人二十多年的坎坷遭际与欢欣，犹如奔腾不息的激流，又一齐涌上心头，使他久久难以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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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静嫣、李兰云、吴靖：《草长莺飞春暮怀人风雨江南——怀念在台湾的赵一荻四妹》，载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４日《团结报》。
②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③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④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此系摘引。
⑤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载《新观察》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⑥ 曹振中：《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载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４日《团结报》。
⑦ 张德荣：《红粉知己——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张学良传--危难见真情
危难见真情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好幸福的时刻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使人甚感留恋的。张学良非常珍视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与友谊，殷盼能够常见面，希望常常在一起，但由于战乱频繁，形势动荡，张学良想在关内多住些日子的愿望已无法实现，而不得不又于戎马倥偬中过着飘泊不定的战斗生活，与赵四小姐也从此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了。
张学良自父亲遇难、临危受命、主政东北后，层出不穷的公务就使他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特别是列强对东北的粗暴的干涉和侵扰，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的战争，以及他们围绕东北去向问题的明争暗斗，都使张学良时刻处于矛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简直有些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甚至焦头烂额了。所以这个时期，他是紧张、惶惑而又异常疲倦的，一方面千头万绪、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一方面又总象身边缺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种茫然若失的孤独感。每当夜深人静、他处理完了一天的繁忙的公务，独自到庭院里走一走，以便使自己那显然有些过度劳累的神经，能够稍稍松弛一下时，他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赵四小姐，想起他们在天津和北戴河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那清澈碧蓝的海水，那飘动着片片白云的明丽的天空，那如梦幻般的微风轻拂的月夜，那宽阔平展的金色沙滩上的长长的身影，……但最使他感动、最使他动情的还是赵四小姐对他的爱，是她的真纯，是她那象水晶般的美好的心灵。他认为，她不仅是爱他，不仅是对他怀着真挚的依恋之情，而且也最了解他，最理解他内心的隐秘和他那对她的火一样的热情。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这么一件事，那还是他们初恋的日子，他见赵四小姐总喜欢在胸前带一个很精致的鸡心饰物。那饰物造型优美、玲珑剔透，犹如一颗灿烂的宝石，令人欣羡。出于好奇，张学良想让她取下来，让他仔细欣赏一下，赵四小姐羞涩地一笑，却拒绝了，就好象内中还有什么秘密似的。后来，由于赵四小姐偶然疏忽，张学良终于得到了这个饰物，他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饰物是空心的，打开看时，里面端端正正镶嵌着的并非它物，而是张学良的一张小照片！上面还用很秀丽的小字写着“真爱我者是他！”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怦然心动，对赵四小姐更加钟情呢！所以，他常想当此多事之时，当此心力交瘁、倍感孤寂之际，若是有她在自己身边，该有多好？这样不仅能常常见面，可以谈心，而且那不是又多了一位精明的参谋和得力助手吗？若是往常，他早就跑到她的身边去了，可现在他怎能走得开呢？他辗转反侧，终于想到还是给她写封信去，请她来沈阳一趟，能够留下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久留，住些日子，再返回天津也行。所以他当即展纸挥笔，给赵四小姐写了一封简短的、但却是热情诚挚的信，信中主要谈到别后的思念之情，他早欲前往探望，无奈家遭不幸，千斤重担，集于一身，终难成行，接着提出请她来沈相会。这一来是久不相见，很想同她见面；二来沈阳虽不象天津那么繁华，但她的秋天，还是很美的。同时，这里的教育条件也不错，来此之后，可以就地入学，继续深造。
张学良的这封从沈阳发出的写于１９２８年秋天的信，因为战乱和其他原因，在路上曾耽搁了些时间，但赵四小姐还是收到了。
那时，她仍住在天津，由于与张学良分别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正为此隐隐有些着急呢，现在终于来信了。少帅对她仍是那么体贴入微，还约她去沈阳会面，她怎能不满心欢喜呢！想到他们多时不见，而从他目前的心情和处境来看，他是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张学良的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但一想到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议，她又犹豫起来。原来，她的父亲比较守旧，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国时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对他的这个四丫头与张学良交往却很不赞成。这倒还不是门第观念，张家虽非诗礼传家，却也名声不小。那末，是不是他对张氏家族怀有什么成见呢？好象也不是，原来张作霖住在天津时，他们还有一些交往呢。他之所以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因袭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什么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乐与英雄结良缘，等等，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邪说，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儿女的婚事，应由他作主，选个在天津或北京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儿嫁出去，这既体面，又维护了家庭的尊严。很明显，女儿与少帅接近，他已颇为不悦，若说她还要千里迢迢去沈阳，那他是决不会允许的。如今要把去沈阳的事说出来，不仅沈阳去不成，还可能会惹出一场风波来。所以赵四小姐思量：若真是这样，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此离家出走，这样既可避免诸如说媒定亲之类的纠缠，也可尽早与张学良见面。至于学业，到了沈阳不是仍可继续求学深造吗？所以她决定立即去沈阳，而同父母亲也只好不辞而别了。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在一个深夜里，赵四小姐独自从天津搭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一对饱尝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在阳光明丽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会了。
危难见真情。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来沈与他相会，是满怀感激之情的，这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确实是个很大的慰藉。
但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心里却并不是那么踏实，因自她来沈阳之后，在天津那边，就有不少谣言。好事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说三道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有些小报，也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说她失踪了，或云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里，也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她的母亲和对她比较同情的几个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对声。特别是平时一向疼爱她的父亲，暴跳如雷，似乎是对她再也不能原谅了。本来，父亲为官清廉，是个耿直人，平日对她也是关怀备至的，但他却受不了这个刺激，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使他无脸见人，所以在盛怒之下，登报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决定从此引退，不再为官！
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赵四小姐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所以这使她非常痛苦。另方面，她同于凤至的关系也不是象后来那样融洽。“她初到沈，于凤至不许进‘大帅府’，住在府后一小楼内，有门可通。后来始在‘帅府’大青楼内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闼，有时还住在北陵别墅。一九三○年张学良赴南京开会，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敏及一荻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洲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内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情况下，对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懒，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①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