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TXT全集》第33/73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救亡运动的火焰，遍及全国。我党向被蒋介石派来“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两军将士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对两军的压迫也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发动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四十一年后，西安和兰州的剧团都编排了壮怀激烈、慷慨动人的《西安事变》话剧。
在话剧里，当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说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时，张说：“不，不，我是一个不抵抗将军。”恩来同志说：“我相信，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自己洗掉的；我们也会帮助你洗刷。”恩来同志又说：“听说张将军不久前写过一首抒怀的诗。”张说：“周先生你也知道么？”恩来同志边笑边念：“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张说：“只是感慨而已。”恩来同志说：“张将军，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奉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所写未必完全是事实，但在当时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变》剧本的这一段对话，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真实性的。②
笔者亦有同感。的确，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这对话是反映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的，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就说在肤施的这次会谈吧，双方也始终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是一次亲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会晤。
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的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胡涂的认识，他毫不避讳地说：“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此。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生请教。”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周恩来一直静静地认真听张学良谈话。他有个特点，一般是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的。但听他这么讲，也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发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③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４月１０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
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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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版。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关于周、张二人会谈内容，曾参考了申伯纯所写的《西安事变纪实》及其他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八月的西安
八月的西安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５月５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红军为了抗日，于１９３６年春东渡黄河，不料，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拦。为了顾全大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停止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布，出师抗日的红军之所以回师黄河西岸，不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和进攻畏惧了，而主要是“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慎重地劝告南京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反清的革命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国军和靖国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国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
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团结争取杨虎城有利条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汪锋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准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③
当时，汪锋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的。二人见面之后，汪即说明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递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的亲启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再经深谈，终于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下定了联合抗日的决心，所以那时杨虎城虽为国民党西北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实际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据说，有一次，杨虎城从南京开会回来，驻守汉中镇巴的二十一团来电话报告，说在一次战斗中，有三十多人后退逃跑，使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一败涂地。逃兵现已全部抓起来了，但事关重大，团里不敢擅自处理。杨虎城闻讯连夜赶到镇巴，第二天大清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准备处理这批临阵脱逃者。后来一查，原来他们是根据团部命令，要去通江上抢劫一大批物资作为军饷用。而这些物资是通江、南江等地老百姓支援上海十九路军抗日的募捐物资，认为不能抢，并向团长汇报了。团长不听，仍下令攻抢，他们无奈，朝天放了一阵空枪之后，便集体开了小差。他们一边跑，还一边“高喊：‘我们中埋伏啦，快逃哇！’带着尖刀排似脚底板擦了油地往回跑。打头阵的一跑，整个抢物资的大部队就溃不成军了。‘军长，’关黑子（带头逃跑的一个副营长，他原本是杨虎城的一个老部下）说完，‘扑通’又跪在地下哽咽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我口袋里有东西能证明。’杨虎城从关黑子衣荷包里摸出张皱巴巴被汗浸湿了的粗毛纸，摊开一看，是四川通江、南江红军游击队的简报。正面印着：同仇敌忾，抗日救国，双江爱国赤子勒紧裤带踊跃捐款捐物支援上海十九路军。简报的后面是双江红军游击队给上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和全体官兵的慰问信。杨虎城看完简报，一把抱住关黑子：‘黑子，你不是逃兵，是功臣！’这样一来，公审会改成了嘉奖会，三十多名逃兵每人发了五块大洋，关黑子升为团长。杨虎城最后向全团官兵宣布：‘弟兄们，今后，遇上这样的丢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杨虎城照样发奖！’”④从杨虎城为“逃兵”发奖这个小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时，他虽然受国民党政府领导，实际上他是执行着一种比较进步和温和的政策，因而那时陕西的救亡运动较为活跃，如对于提倡民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等，在别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陕西，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不论是青年学生或民主人士，都敢于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所谓共产党宣传赤化、不要父母、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陕西的国民党特务大为恼火，叫苦不迭，哀叹陕西左倾分子多，存在所谓“精神向北（即陕北）”和“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是共产党的事”的现象。
蒋介石对此也很恼火。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他调来大批宪兵，同时也增强了特务的力量，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象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晏道刚和曾扩情这些特务头目就是用来监视张、杨的；也有的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为据点，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特务的暗中窥测之中！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人们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不断发扬光大，如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这名称的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这个刊物是由从上海来西安作统战工作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印的。未过多久风波起，它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秘密，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若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保护，高崇民就会被捕，会被送往南京，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原来，那时高崇民等编印这个刊物，是曾得到张学良默许的，不过表面上他不能支持，还得公开查禁，以遮特务耳目。所以，那时这个刊物实际是处于地下状态。印刷、发行，都担着很大的风险，白竟凡在论及此事时，着重指出：
原来准备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为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印宣传抗日的东西，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孙达生（另一《活路》编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