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全集.com》第2/100页
“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但仍然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确实太穷。1978年中国的经济仅占世界总量的1.8%；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全世界排名第131位；在广阔的农村，超过四成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无数的城镇，家庭主妇为买一斤猪下水，就要排半天的长队。
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也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中共元老陈云看清了当时的情况，他一针见血地说：“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落后、封闭，外国人习惯理性地拿数字说事，而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则往往感受更加具体。
1978年的春天，一位叫王石的27岁的“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20多年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地产领袖的他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1966年红卫兵串联，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就知道有深圳，那是我们国家的出口转接站。串联的时候深圳是不让去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广铁在深圳有个工程项目，领导派我去，是到笋岗北站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味。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要先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起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那个时代，深圳还属于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到罗湖桥上去看对面的英国旗帜。30年前，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施工空暇我去了趟沙头角‘中英街’，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路中间一块界碑，不能越过界碑，界碑处有警察巡逻。中方一侧仅有的几间店铺里摆放着一些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睡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度表、决算书、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地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痛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冷清和封闭的‘禁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暗流涌动。偷渡，在当年的深圳频繁发生。我们的工程是民工队来做的，往往早上起来几个民工又不见了，昨晚上跑到香港去了。有一次在深圳河里见到一具尸体，想必是一个偷渡失败的年轻人。”
“我是一个听不懂广东话的北方人，没有一个香港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工作在消毒站，星期六到附近的村长家坐一坐，看看香港电视，粤语基本听不懂，电视也是黑白的。”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这个中国房地产界超级男生的记忆黯然而苦涩，今天的年轻人已倍感陌生和好奇。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极为特殊的40多万名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在他们中间，28岁的孟晓苏从工厂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文系的教室，29岁的冯仑进入坐落于十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几乎是在冯仑求学的同一时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同一院系学习)。这两个年轻人，不曾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这一盛会注定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走向科学春天的中国，开始做起了向科技强国挺进的梦想。
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大讨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宽了领导人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显然，中国的变化也引来了外界关注的目光。
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另一位叫冈田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在1978年夏天前来上海采访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而且居然有了自动售货机。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年的秋天，一位叫保罗・马金迪的英国人也来到中国，这位日后红透欧洲的路透社记者采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报道更富于人文色彩。
保罗・马金迪是从回归前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9点提供杜松子酒或者冰镇威士忌显然感到满意。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保罗・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里，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保罗・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感到好奇。进入大陆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浮桥的那一刻，保罗・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于香港的拥挤来说，保罗・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即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最为繁忙的经济特区。
列车过了罗浮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感受用录音带记录下来。
列车的终点站是广州站，在那里，保罗・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保罗・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也是一个有着太多期望的年份，压抑了许久的民众思想和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都渴望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酝酿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同四川省领导谈话时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6日，邓小平在吉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还从政治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17日，邓小平在沈阳又尖锐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8日，邓小平在唐山再次发话：“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 中国已经等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