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北军全集.net》第21/203页
德国战地记者Wolfgang·Markus在他后来的回忆录《远东第一声炮火—辽阳会战》中是这样描述他于1935年底在辽阳的经历的：
10月底东北军和日本军队的战争快要打响的时候，我们在沈阳的各国记者包括来自中国国内南方的记者都突然被沈阳的东北军宪兵部队给限制了自由。我们被软禁在了沈阳新闻发布中心的招待所，这里大概有300多名来自欧洲美国和南美洲等国的记者、新闻摄影师等等。后来我们才知道不仅沈阳，东北的其他地方像北平、天津、长春、哈尔滨等等地方的外籍人士也都被东北宪兵部队给控制起来了。据称这一措施源于张少帅的直接命令，是为了防止我们中有同情日本或者被收买的人向日本人提供东北军的情报。尽管我们对此表示严重抗议但是我们仍然被监视起来，客观地讲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的生活上还是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几名日本记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荷枪实弹的东北军宪兵很不客气地羁押囚禁到了其他地方，估计其他地方的日本记者也是这种待遇，具体接下来他们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2月1日上午，就在我们越来越迫切思念家人并且担忧不能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几名东北军军人突然来见我们，他们脸上都挂着掩抑不住的喜色。为首的一名英气勃勃的上尉很和气地说：“各位外国朋友和国内的南方朋友，从现在开始你们恢复自由了。现在你们可以去东北的任何地方进行你们喜欢的采访了。”
我们都很意外和惊愕，一名意大利记者用蹩脚的汉语问道：“战争结束了？”
“是的！结束了！”那名上尉背着手朗声道，“我们胜利了！”随着他充满自豪的回答，他身后的几名士兵也纷纷骄傲地挺起胸膛，向我们显示出了胜利者才有的神情和姿态。
随后我们见到了一名更加高级的东北军军官，他的军衔是一名中校。首先他对这一个月以来对我们的人身自由限制表示歉意，为了补偿我们，当天中午我们享受到了一份丰盛的午餐。用餐的时候我们从这名杜中校这里知道此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的主力已经被击溃，总指挥武藤信义大将也突然死亡，现在日本军队正在二宫治重中将的带领下往旅顺口通过日本海军向朝鲜撤退，而东北军正在全力追击中。
我们都很怀疑，虽然我们这段时间也从东北政府的官方报纸上屡屡看到日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因为据我们所知日本军队不但在东方甚至在世界上都算的上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怎么会中国东北军打的这么惨败呢？杜中校觉察到我们的怀疑后，他用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解释道——铁被砸烂不是因为它不够硬，而是因为它碰到了更硬的钢。
吃过午饭后，有少部分记者去联系本国驻东北的领事馆离开这片被战火洗礼的土地，但是绝大部分记者和我一样选择留下来，作为记者的我们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前往前线收集新闻素材。在杜中校的安排下，我们一行人顺利拿到了前往战事中心辽阳的火车票。
在出了沈阳新闻发布中心到大街上的时候，我们都被外面由人组成的汪洋大海给惊呆了，起码十万以上的沈阳居民在大街上欢庆胜利，到处都是飘扬的红旗和标语，各种彩色气球在天上到处飞来飞去，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喜悦两个字，人们手拉手跳舞喝酒，高呼“张学良少帅万岁”这种略显得有点热情过头的口号，鞭炮声和欢呼声震耳欲聋。街上人多的真像中国的一句古成语“摩肩接踵”，把我们这一队人直冲的歪歪扭扭差点失散开来。在火车站我买了一瓶饮料，当我付钱的时候那个老板看了看我黄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然后问我是哪里人。
“我来自柏林，先生。”我回答道。
他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喜笑颜开地使劲拍拍我的肩膀：“哦，你是德国人！德国人是我们东北人的朋友！”他推开我手中的钞票热情道，“这瓶果汁不要你的钱！今天是欢庆的日子，就算我请客！”说着他又往我手里塞了一包瓜子，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火车站内每一列准备出发的火车的车皮上也挂满了彩旗和红艳艳的标语，车上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原先辽阳的居民，现在战役结束了他们争相着要返回家乡，另外还有很多来自辽宁省北部地方的志愿者，他们志愿前往辽阳帮助军队打扫战场救治伤兵等事宜。我们由于有沈阳宪兵部队长官的批条所以特例独占了一个车厢，使得我们很舒服地去往辽阳。
从沈阳越接近辽阳，路边的景色也越来越惨淡，我们也见到了越来越多的战争的痕迹——一处处燃烧的废墟，还有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在路上我们还见到了一列倾覆的火车，周围围聚了很多的东北士兵和医务人员，那是一列运载东北军伤兵后撤的火车，但是在途中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而被炸翻，上面很多的伤兵都因为火车翻地而丧命。
大概一个小时的颠簸后，当到达辽阳的时候，我望向窗外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我的上帝，这里哪里还是什么城市！到处是焦黑的断墙，寸草不生。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一个两层以上的建筑，甚至还有一缕缕黑烟在这已经化为废墟的城市中升起，很多地方还燃着火苗。在我记忆中原先宏伟的辽阳市火车站此时也只剩下了一堵乌黑的墙壁，上面还被东北军士兵用木炭涂抹着一排排浓黑粗犷的大字：“将日寇彻底赶出去！”之类的标语。
被安排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矮小结实的东北军少校，他因为作战勇敢（据说他炸毁了一辆日本军队的坦克并且击毙了超过十名的日本士兵）而从上尉刚刚直接升为少校，他先自我介绍他姓“曹”。曹少校的右边半张脸宛如乌龟壳般破裂布满伤痕，右手也包扎着厚厚的绷带，他解释道这是因为在一次激烈的街道遭遇战斗中一枚日本士兵投掷的手榴弹在他右侧爆炸开来的缘故。曹显得很疲惫，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缓步进入辽阳战场的腹地，我看见被炸弹炸的坑坑洼洼布满断裂的砖块的辽阳街道上到处是三五成群的东北军士兵，他们满脸倦色但是仍然充满精神地拖着大量的战利品——成打成打的三八式步枪、一挺挺油亮亮的“11”式轻机枪和“92”式重机枪、锋利的日本武士刀、成堆的日本罐头，还有一沓沓太阳旗等等。一辆辆满载着战利品的东北军军用卡车也艰难地在遍地碎砖上行驶着驶向集结地点。除了这些，辽阳遍地触目惊心都是双方交战阵亡士兵的尸体，粗粗估计大概有十五万士兵倒在了这座堪比欧洲战争时候“凡尔赛绞肉机”的城市内。由于天气寒冷，这些尸体才没有腐烂发臭导致瘟疫疾病产生。千奇百怪死状的双方士兵尸体交杂混合在一起，有的士兵尸体还保持着紧紧扭打抱在一起的最后战斗姿势，善后的东北军士兵和志愿者们很小心地在军犬引导下把埋藏在倒塌墙壁下的己方官兵的遗体挖掘运送走，而留下的大量日军官兵直接拖到一起集中挖个坑掩埋。在辽阳郊区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大坑，一辆辆东北军的卡车运载着一车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驶来然后像倒垃圾般倾倒进去，最后用推土机掩埋，每个大坑起码都埋葬了一千具以上的日军尸体。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有大量的日军士兵尸体都被烧的焦黑难辨，后来才知道战役的后期张学良将军下令全体东北军撤离辽阳让日本军队占领后又纵火焚城，从而烧死了大量的日本士兵。得知了这个后我才又明白为什么辽阳城北部不但全是残垣断壁而且还上面还覆盖着大量的烟尘了。
中途我又来到了当初双方交战重点的太子河，我再次被这里惨烈的景象吓的目瞪口呆，这条已经被寒冰冰封的河流的冰面上密密麻麻铺盖满了尸体，一具具都被寒风冻得僵硬；厚厚的坚冰中也冻结着战死的双方士兵，透过冰面我还能看见下面浑浊的河水里面也隐隐约约浮动着大量的死尸。大量的工人和工兵正在忙着用力凿开冰块打捞阵亡的东北军士兵遗体；除了人的尸体冰面上还有大量双方骑兵战死的死马。太子河上那座著名的云虹大桥虽然已经打扫干净，但是从上面停着的一辆辆日本坦克残骸和那一根根严重变形弯曲的桥栏钢条以及大片大片被血迹染红的桥面，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这里曾经发生的残酷战斗。这时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情况——很多阵亡日军官兵被子弹贯穿的伤口都很出乎意料地恐怖，中弹部位都是前面的伤口只是一个小孔但是后面却撕开了拳头大的伤洞，有的阵亡日军士兵的内脏都从脊背后的巨大创伤口内流了出来。通过问曹少校，我才知道，那是由于日本军队在攻进城后残酷虐杀来不及撤离的东北军伤兵，很多仇恨的东北军部队官兵就将手中步枪子弹的弹头磨平制成国际《战争法》明令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射杀日本士兵以复仇。这一切都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战争是多么的残酷。——以上段落摘自《远东第一声炮火》第14节（第275页）
“历史已经被我彻底改变了，这种改变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这样的改变总会让中华民族的命运好一点了吧！”当外界一片喜庆的时候，整个东北最高领袖张学良在自己的书房内静静地对着墙壁上巨大的东亚地图默默道。（未完待续）
第九节 风云再起
至1934年1月底，东北军已经取的的东北防御作战的彻底全部胜利，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被连根拔起逐出了东北。此时张学良的东北一系已经彻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决裂，蒋介石恼怒之下已经下令停止向张学良的东北军调拨每月的1000万法币的军饷，而张学良也毫不客气接收了东北的国民政府中央税务机关，驱逐了包括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南京政府在东北的所有官员，停止向关内运输燃油、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顺便还关闭了东北和国统区的所有通道。双方从1933年底便在公众媒体上整日唇枪舌剑争辩不休，一个指责对方“拥兵自重、破坏统一、不听政令”；一个怒斥对方“下令丢弃国土、何来脸面面对国人和孙中山总理之灵”，但是两方一个忙着对付中共红军，一个忙着于日军交战，从而辽阳会战期间东北军几乎没有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交战，只是与阎锡山、韩复渠所部发生了几起“摩擦误会”。辽阳会战后，张学良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
1933年11月，当东北会战打响的时候，中原大地也再度硝烟弥漫。蒋介石一边命令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渠所部严密监视绥远、察哈尔、平津等地的东北军动向，一面则同时调集70多个国民军精锐师共计一百多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处于江西南部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50万军队、200架飞机重点进攻中共苏区的心脏——瑞金。在法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推进战术，在当地调集大批民工修筑大量的工事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试图将中共苏区的红军聚歼在赣南地区。
此时刚刚于二月结束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战役的中共红军虽然其军事领导者毛泽东已经被王明等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但是仍然在周恩来、朱德等将领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下的指挥取得了最终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胜利，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3个师，俘敌一万两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并且使的自身军队发展到了33万多人。但这却是一场惨胜，此时中国共产党三大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只有湘鄂赣根据地取的了胜利，其他两处根据地由于与国民军实力悬殊以及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指挥而导致反“围剿”作战失败，从而使的中央苏区——湘鄂赣根据地日益孤立。
1933年春的时候“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却得到了全面贯彻。而此时国际上的情况更加迫切，欧洲的德国纳粹党已经上台，希特勒于1933年3月当选为德国总理，德国军事实力在其大力推动建设下一日千里迅速膨胀；东亚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与其一起在东西两端威胁苏联的安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抢在苏联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前取得本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扩大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的阵营和力量对抗东西方的帝国主义。此时连续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让中共内部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产生了轻敌和自大骄傲的情绪。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顽固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命令，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令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普遍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等活动，结果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大部分被暴露从而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到了1932年初只有三千多人，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并叛变，使的中共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将中共党内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迁入了中央苏区。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仍然执迷不悟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等人并否定其的正确军事思想，甚至临时党中央还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完全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中共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就错误地判定这次战役是“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同时他们过大地高估了红军此时的实力，认为到了和国民党军最终决战的时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国土”的口号，命令三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全线出击主动攻击国民军的碉堡工事阵地，红军艰苦作战至1934年1月，损失巨大但是毫无战果。博古等人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军主力集中突破国民军堡垒线，驰骋于苏折皖赣威胁国民政府心腹重地从而逼迫国民军回援，从而可以乘机粉碎国民军的‘围剿’”的正确主张，却号召红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国民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再次遭到伤亡巨大后，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到湖南消灭之，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是仍然被博古、李德拒绝。结果红军浴血奋战至9月，伤亡惨重，不但没有打退蒋介石的“围剿”还将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险的境地。
10月，中国共产党临时党中央被迫决定将此时红军主力仅剩的8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陈毅、项英率领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中共红军长征后，经过数番苦战突破蒋介石设下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全军只剩下三万多人。此时博古、李德决定向湘西转移，蒋介石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军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了重兵。危机关头，洞察若火的毛泽东强烈建议全军向国民军势力较弱的贵州前进，此时已经被惨败惊醒的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不再信任博古、李德等人，纷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2月，中共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巧妙地将蒋介石的堵截部队甩在了湖南。
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和战略思想；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共红军新的最高统帅“三人团”取代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的原先的“三人团”。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内的统治，重新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
而远在沈阳的张学良知道了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不由大喜，心里道：中国红军终于又到了毛主席的指挥下了，而不是那昏庸无能的张国焘、王明、博古以及李德那个德国鬼子指挥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火种终于得到了保存。
此时遵义会议后，虽说红军重新处于了军事造诣极高的毛泽东的指挥下了，但是毛泽东此时接手的红军处境及其危险，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全国其他零散部队加上长征开始时候断后的陈毅和项英率领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已经从当初三十多万人锐减到了三万多人，且处于了穷山恶水和百万国民党各派系军队的团团包围下，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在这时，1月25日在遵义的中共临时党中央却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文。
“毛主席，您看，这是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真是出乎意料，张学良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仅仅是因为他说的同情中国共产革命吗？但是他也是属于蒋介石的资产统治阶级的呀！”讨论会议上，此时中共红军最高统帅“三人团”之一的王稼祥疑惑道。
毛泽东静静地吸着卷烟凝视着手中的电文，眉头拧成了一个结，袅袅青烟在他饱经风霜的面前升起。
“从张学良拒绝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张学良是一个爱国的拥有新时代民主思想的将领，而且他也没有反共的思想。”周恩来中肯地道，“他建议我军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建立根据地，我军主力北上建立三路方面军汇合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议很有创意呀，这条路也很符合我军和我党现在的现实处境，似乎也是我军和我党的唯一出路。而且张学良承诺将帮助红二十五军在甘肃、陕西和绥化交结处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并且通过绥化道路支援我党我军。这些都利于我党我军的发展呀。”
“如果按照张学良的提议，我军全军北上，虽说比南下路线更加稳妥，但是万一这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合起来的阴谋，那我军和我党岂不陷入绝境。”王稼祥略有点不安道。
“恩来啊，你认为呢？”毛泽东开口道。
周恩来稍沉默了十几秒，“我相信张学良是真心想帮助我们的。”他微微动情道，“就凭他最后这一句‘一切所为都是为了中华民族’，我相信他是诚恳的。”
毛泽东沉默了半晌，起身道：“好！希望这个张少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在得到中共的回电后，张学良心里一阵激动，终于能和中共接触上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张学良大手笔极其慷慨地向陕甘宁地区的红军第25军赠送了大批武器弹药，帮助其建立并巩固新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在中共和张学良来回雪片般密切的电文交流中，毛泽东看过张学良关于接下来他对“中共三路红军去向以及如何击破各地国民军阻击”的详细军事建议顿时感慨不已，尤其对其中“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国民军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出包围圈，然后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的战略转进预测计划建议更加惊叹不已。毛泽东微微激动地对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感叹道：“这个张学良，年纪轻轻，但是军事造诣真是非凡，战略目光和战术手段都是无人望其项背！红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几乎都在他的这些预测中，很多设想和我简直是不谋而合，有的想法更加是大胆新颖。张汉卿，真不简单哪！难怪可以与日军血战一月歼敌十万，当真是国民政府中不可多的的军事将才呀！堪比当年的蒋百里先生了！”
要是张学良听到毛主席这样评价他，估计要无地自容了，因为他的这些所谓的“红军战略转进路线预测和建议”都是历史上毛主席本人在逆境中一步步摸索独创出来的，完完全全是剽窃过来的。不过张学良也不是为了卖弄，而是提前暗示给中共领导人为了他们在接下来的长征途中少走一些弯路而已。
在张学良超前的“军事思想谋略”的启发指导下，毛泽东率领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9月同已经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陕甘宁胜利会师。第二年的8月，红军另外两大主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突破蒋介石的重重阻击封锁到达陕甘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随后数年内，在东北政府的支持下中共红军逐渐在陕甘宁地区扎根立足。至1936年底，中共红军主力加上南方游击队，总军队人数已经达到10万余人，根据地控制区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余万。中国已经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府、中共苏维埃政府三股势力的三足鼎立状态。
1934年初，东北战事的彻底失败让日本列岛震动不已。对广大平民，日本政府采取舆论媒体欺骗手段，将失败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武藤信义的错误指挥上，将武藤信义塑造成了“日本近代第一无能大将”；东北军的伤亡也在日本官方数字中扩大到了十万，而日本军队的自身伤亡数字则缩水到了三万，日本政府在国际上则宣布“东北战事”是“没有完全达到全部战略胜利的有限胜利”；同时日本陆军部以陆相白川义则大将为首的一批陆军高层下台，日本政府和军部主和派的一大批官员受到了已经对主战派高层丧失信心的日本天皇的赏识而高升。一时间日本军政高层大换血，互相之间暗流涌动。
1935年3月的东京上野公园。遍地白霜，寒风凌厉。
公园的中央广场被数千身着野战服的附近日本军队各部纷杂的士兵密密麻麻拥挤着，一有路人经过便被驱赶走，寒风中所有人都抖抖瑟瑟缩着头。会场的中央高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太阳旗，下方是在东北会战中毙命的三个中将师团长的黑白照片，在场集会的所有的官兵都臂缠黑纱。
台上，主持仪式的一个中尉军官高声喊道：“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承认已经失败呢！政府和军部的那群胆小的饭桶怎么对得起满洲的三万皇军忠魂和天皇陛下！”
下面的低级官兵们一起乱哄哄地附和。
那个中尉突然取出一把小刀，割破手指让血流出滴进台上摆好的碗里的烈酒，周围的十几名低级军官也纷纷这样做，最后慷慨激昂地大喊道：“一定要为渡边将军、多门将军和稻叶将军报仇！”说罢一起一饮而尽。
周围的将兵们一起喊道：“誓卫天皇！誓卫帝国！开疆拓土！九死不悔！”
“嘘——”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十几个接到市民报告的警察和百来名宪兵匆匆赶来，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挥舞警棍：“解散！全体解散！不得集会！不得发表这些宣言！”现场顿时鸡飞狗跳，立于高处的一个日军低级军官火上浇油喊道：“打死这些腐败无能政府和军部的看门狗！”顿时“群情激昂”的士兵们一拥而上和宪兵警察扭打作一团。整个上野公园一片乌烟瘴气。
这样的闹剧在东京，在日本各处不停上演，“热血”的日本军队低级官兵，以“皇道派”为主，不停发表发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演讲，怂恿鼓动人们推翻无能的政府，然后结局就是和赶来的宪兵警察扭打作一团。氤氲密布的东京上空隐隐蕴藏着一场暴雨的来临。（注，皇道派：日本军队中的“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日本军阀早就有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一部分下级青年军官，更是迫切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他们主张发动政变刺杀大臣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批人被称作“皇道派”）
3月14日下午，已经进入初春的日本东京的天空却反常地黑云密布，然后到了傍晚突然稀稀拉拉下起了小雪，薄薄地覆盖了全城。
披上淡淡银装的东京，既有东方色彩，又有西方色彩。离传统屋顶的皇宫几百码处，是一座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这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在紧靠皇宫的一座小山后面，是一幢幢政府大官的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
夜深了，可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激烈的骚动，一场日本军队内部狗咬狗的戏剧就要上演。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1师团的兵营。由于陆军省接到了一名少佐告密说，声称第1师团部分官兵要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引起了东京当局对这个兵营的注意。嫌疑分子立刻受到监视，为防万一还给政府要员加派了保镖。首都官邸的门窗用钢筋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宪兵队和警方自以为可以从容应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毕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但是就在此刻，这个负责保卫日本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叛乱分子正在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大官的住宅。
15日凌晨2时，日本陆军第1师团驻地的一处没有开灯也没有点蜡烛的房屋内，几十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绿油油狼般的光芒。
“诸位！现在大日本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地步！政府和军部的一小撮软弱老朽分子被东北的失败吓破了胆，他们蒙蔽了天皇陛下的眼睛，即将把皇国引上苟且妥协的道路！为了天皇，为了帝国！我们必须将他们除去！夺取军队的权力在先辈们余威的庇佑下洗刷失败的耻辱！即使失败，我们也用我们的鲜血让天皇陛下清醒过来！远离这些奸邪小人！”叛军的最高领袖——“皇道派”军官山口中佐沉声道。
“清君侧！卫皇道！”屋内的叛军各部中低级军官们纷纷低声而有力地低吼着行动的口号。
“各位！行动吧！”
凌晨2时15分，山口中佐和其他叛乱领导人把他们的部下从梦中叫醒。士兵们对阴谋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进行一次夜间演习，纷纷武装完毕，荷枪实弹的各个小组士兵们在路灯下立刻奔向了各自的目的地，一群群魔影在东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昏暗的路灯灯光下晃动着。香田大尉率领的一组叛军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想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占领警视厅。其他还有四组则分别去刺杀首相、藏相（财政大臣）、宫内相和侍从长。
栗原中尉和一名宪兵军官带着一百多名士兵直奔首相官邸正门，大门旁室内睡觉的警察迷迷糊糊中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一枪托砸昏。叛军们呼啦啦进入官邸，被里面的守护警卫发现，顿时枪声大作，双方立刻交火，子弹横飞，大厅内吊灯全被打碎，正规军装备的叛军们纷纷掏出手榴弹丢了过去，直炸的首相府警卫血肉横飞。住在首相官邸后门外对面的迫水久常，他既是首相的秘书，又是首相的女婿。睡梦中他听到枪声，吓的冷汗从脊梁直流进屁股沟里，魂不守舍的他马上给东京警察厅挂电话，电话刚一接通迫水便狂呼道：“救命！救命！有叛军攻进了首相府！他们要刺杀首相！快来保护首相！”
电话那边接电话的一个警察一边和众同僚一起忙着向警察厅外试图冲进来的叛军射击，一边对着电话没好气道：“喊什么喊！我们现在自身难保！你们自己想办法逃跑吧！”
被这么不负责任的回答气的差点岔气的迫水不死心继续不停拨打警察厅电话。但是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东京警视厅内的警察们已经被叛乱的陆军打散了，迫水再给警视厅打电话时，电话里却响起一个嘲讽的声音说：“对不起，我们是起义部队。”此时大约500名叛军已占领了警视厅。一头冷汗的迫水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也无可奈何地回答：“局势失去控制，我们无能为力了。”
这时候，首相冈田启介被惊醒了。他的妹夫松尾传藏急忙把他引到一间密室里藏了起来。可是松尾刚走出来，就被搜查首相的叛军发现了。领头的一个少尉误以为他就是首相大喊道：“打死这个奸臣和卖国贼！”众士兵一起开枪，松尾连中几十枪被打成了马蜂窝倒在血泊中。
在离首相宫邸几条街口的地方，叛乱者一顿乱枪打死了陆相府的几名守卫，冲入陆军大臣川岛义之的卧室将川岛从被窝里面拖了出来。这个大将面对这一群军衔全在少佐以下的低级将兵黑洞洞的枪口，吓得面如土色，勉强用颤抖的口气问道：“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香田大尉冷笑道：“我们只是需要您带我们觐见天皇陛下传达我们的要求而已。”然后向他宣读一系列要求，川岛不得不俯首听命，立即被押往皇宫，向天皇启奏叛军的要求。
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的150名士兵冲进天皇侍从长铃木的官邸。铃木被叛军打了好几枪，但都未击中要害，侥幸活了下来。
当叛军将藏相高桥是清的家人全部打死后冲进他的宽大卧室的时候，这个力主大量削减军费而遭到“皇道派”军官极度仇恨的老头正躺在床上睡觉还不时发出有节奏的呼噜。一名中尉握着手枪，跳上床一脚踢掉他的被子，喊着：“天道要诛灭你！”把手枪中的全部子弹射向他，高桥来不及呼喊便被打死。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也跳上前来，挥起军刀向高桥血肉模糊的躯体砍去，用力太猛，透过高桥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又把刀刺进高桥的腹部，还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把肠子都搅了出来。高桥是陆军出身，又当上了日本银行的总裁和贵族院的议员。少壮派军官憎恨他，因为他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
还有一伙叛军由高桥太郎少尉率领闯进了教育总监池田的郊区寓所。池田正和他的小女儿躺在床上。高桥用手枪向他射击，然后再用军刀砍掉了他的脑袋，最后顺便将他的小女儿一刀砍作两段。另一组叛乱者在山区休养地到处搜寻天皇心腹顾问牧野伸显，由于找不到他，叛军便放火烧旅馆逼他出来。被熏的满脸烟灰的牧野伸显忙不迭从后门逃上山去。叛军紧追不舍，朝他打了一连串子弹，误以为打中了才一轰而去。同时，前首相斋藤实也被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