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山听完王老师的故事，觉得他太可怜了，决定留下来照顾他。而王老师也善良地表示不要他赔钱，大概是觉得唯有这样才能达到打架的真实后果。而我听完郑观山的故事后嗤之以鼻，因为我根本不信他做事有什么理由。因为王老师没打过架而打了他，这并不应该产生什么愧疚感，何况此前我听说他打客人、打酒鬼、打房地产中介那么多回，也没产生过什么愧疚感。我这么说了以后，有那么一会儿，郑观山又把嘴抿成一字形，以至于我差点儿转身逃跑。不过后来他没揍我，只是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打的每个人都不是白打的。”
对于这句话，我一开始理解为“我打的每个人，我都赔他钱了”。后来一想不对，他打的人都是他老板赔的钱。没过多久，我突然很偶然地想明白了这句话。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在店里玩儿了一宿之后，深感年纪大了，熬夜力不从心，晃晃悠悠地准备回家。郑观山突然蹦出来，问我要不要跟他一块儿去见个朋友。你瞧，俩人一起吃过一顿包子，就算认识了；又一块儿陪过一宿病人，就算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了两个共同的朋友――王老师和夜店经理。我跟这俩人都是点头之交，不过对于郑观山这种浑小子来说，点头之交已经太了不起了，跟他照过面儿没打起来的都能算朋友。至于天都快亮了要去见两位共同的朋友中的哪一位，自不待言，这里要说的是路上的事。
那一阵子，三里屯周围的几个老旧小区正在改造，其时不过六点多钟，许多工人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有一台奇怪的机器，工人把前一天晚上被雨浇湿了的某种粉末铲进去，一阵突突突之后，从机器底下喷出干燥的粉尘来，三个工人轮流挥舞铁锹，在一片氤氲的白雾中干活。郑观山看着这个场面愣了一会儿，突然丢下一句“等我一会儿”，转身跑了。我以为他是回去抄家伙，以便能同时干倒三个手持铁锹的壮年民工兄弟，但转而一想，一个拳击手怎么会用兵器？不多一时，郑观山返来，走过去给每个民工兄弟递上一个一次性口罩。
离开工地后，我一直觉得哪里隐隐有些问题，但又想不出来。肯定不是“这家伙去哪儿找来这么多口罩”这种问题，是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一路无话，转眼到了约定的街心花园。彼时红日东升，斑驳的树影移动得很快，四下到处都是手持奇门兵刃的老大爷，他们拿着护手电光钩、红缨枪和判官笔，蹿蹦跳跃，闪转腾挪，使我和郑观山接下来要干的事看起来不那么奇怪了。
王老师穿着跨栏背心，下摆掖在蓝运动裤里，脚下穿着白球鞋。也不知道这套改革开放初期的行头从何处觅得。两条掸子把儿一样的胳膊末端，垂着一副大得出奇的拳击手套。我吃了一惊，问郑观山：“这是干吗，上课吗？”郑观山走上前去，用后脑勺丢给我一句：“不是，打架！”那时候王老师的肋骨似乎已经长好了，因为放弃了治疗，并不像其他癌症病人一样丢了头发，看起来意气风发。郑观山两手戴上一副橡胶板，两人左一下右一下地对练了起来。太阳升得更高了，两人挥着汗，动作越来越有力，声音越来越大。直拳！直拳！勾拳！勾拳！防守防守防守！脚下动起来！左前！右前！后退，后退！每打一拳，就发出骇人的“咻”的风声；每击中一次，就听见像心跳一样结结实实的“砰”的一声。王老师越打越快，渐渐不再需要郑观山指导了。是移动的速度还是阳光的角度？王老师看起来结实了很多，不再像一个活不长的病人。每一拳、每一步好像都把身上的病打出去了一点点。我忽然觉得我现在动起手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进而我发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我能够理解菲茨杰拉德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差异”了。此时，两人不再像爱德华和卡特了，他们更像是爱德华和皮特（注2）。郑观山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他喊“直拳！勾拳！”的声音越来越大，声音里带着像是开怀大笑又像是用力拥抱的微妙感觉。突然间，他向右迈步，却踩在一块微不足道的石头上。在阳光投下的六角形炫光下，王老师打出一个门户洞开的左直拳，刺破微微卷曲的空气，以每秒1.75米的速度刺向郑观山的脸，无声地把他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放。当然，我们知道，肉眼是看不到六角形炫光的，也看不到1/8速慢镜头，而拳击手套击中鼻梁骨也不会是无声的。郑观山往后一倒，摸了摸鼻子，鲜血长流。“妈的，骨折了。”他以丰富的实战经验判断道。
同时，我突然弄懂了之前想不明白的那件事。我看了一早上的拳击训练，郑观山的脚步、姿势、动作都非常专业，带有一种长期从事机械重复训练的坚不可摧的感觉。他不可能踩在那么一块小石头上就失去防御能力，也不可能“恰好”一个趔趄撞到王老师那其实并不快的直拳上（此时我又相信其实王老师根本不强了）。我以前看电视上一个讲座里说过，清朝的和非常之狡猾，但是他跟乾隆下棋时故意输，总是被乾隆发现。相比之下，刘墉虽然也输，但是输得非常有技巧，每每令乾隆志得意满，真的相信自己变强了。此事真伪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其中的道理：你要想输给一个弱爆了的人，必须处心积虑，并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用上各种技巧，这显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就揍人的胖子干得出来的事。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就揍人的胖子也不会给粉尘作业的工人送口罩。我忽然间觉得我不认识这个胖子了。
我蹲在他面前，他正用熟练的手法止鼻血。他一定经常流鼻血。我开始措辞。我倒不是不善言辞，而是一下子想起好几件事，不知道按什么顺序问比较好。
“我一直忘了问你，”我这样开场道，“有一回，你给一个DJ劝架，打了一个又高又壮的酒鬼，记得吗？那是因为什么？”
郑观山捏着鼻子，阴阳怪气地说：“练习高位防守。”
我说：“放屁，肯定有原因，你要是不说，我现在就把王老师打残废，让他对剩下的人生彻底绝望。”王老师不善于处理这种场面，已经跑到一边练拳去了。幸亏他没听见。
郑观山抿了抿嘴，想了想。接着他说，揍那个酒鬼并不是因为他用头撞了自己的兄弟，他早就想揍那厮一顿。那个酒鬼是店里的常客，大概有心理疾病，每次看到有人上台演出，散场后就要找人麻烦。有一次，店里请来个乐队，演出结束后，这人找碴儿跟乐队的人打起来，把吉他手的手指用酒瓶砸断了。因为发生在店外，老板没让管这件事。郑观山觉得，吉他手吃饭的家伙就是自己的手，如果弄伤了手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大惊，问他：“你还看过村上春树？”他问：“啥树？”我说没事你接着说。
第二个问题，郑观山是这样回答的。情人节那天，那个被他揍了又被撒了满脸钱的客人，在店外打了自己的女朋友，打法残忍，令人发指；但路过围观的人没有一个插手的，一个个捧着自己的玫瑰花，揽着自己的女朋友，脸上洋溢着受人诅咒的幸福，快步离开了。女孩被揍得满脸花，哭着跑了，那人跟没事一样又回了店里。郑观山问老板，现在他在店里了，可以管了吗？老板摇摇头说，现在他没闹事。郑观山怒道：“一会儿他就会闹事了！”老板又说，闹了再说。结果这人老老实实地在吧台喝了几杯，又跟没事一样走了。后面的事我就知道了。再后来郑观山就跟我吃了顿包子。
第三件事是房地产中介的事。前文书交代过，这小子有一天走着走着，突然就冲进路边的房地产中介门店，揪出个人胖揍了一顿。后来被抓了，为此还上了电视。关于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夏天里的一个上午，天气很热，几个穿着白衬衫、脖子上挂着胸卡的年轻人在那个门店前的台阶上吃西瓜。吃完之后，西瓜子儿西瓜皮扔得天地都是，正好来了个环卫工人，大概是一边扫一边念叨了他们几句，几个年轻人勃然大怒，冲下台阶把环卫工人围起来施了一番拳脚。这件事，郑观山也是听说的。等他想起来，都过去好几天了。他那天刚好路过那家中介，想到这事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步冲进去问：“谁打扫马路的了？”从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可以看出，他本人也并不怎么尊重环卫工人。屋里没人搭茬儿。他问了几遍，每问一句，屋里的人脑袋就更低一些，飞快地在各自的键盘上打字。郑观山失去了耐心，就近抓过一个看起来最壮的，拎出店来，揍了一顿。这一顿打得不爽，因为拳击不适合打已经倒地的人，无奈之下，只好出了一些犯规动作。我问他，如果打环卫工人的那几个当天不值班怎么办？郑观山呵呵一乐道：“什么人会打扫马路的，我一看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我一看就知道了”是他的口头禅。从这点来看，依然不能排除他是个浑蛋。
第四件事就是王老师。讲到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王老师，他正对着树上吊着的一个速度球练拳速。速度球是专业用具，没经过专业训练打不好，经常弹回来砸到脸上，所以他也流了鼻血。这么一来，唯独我没流鼻血，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不过很快我就流了，一会儿就会讲到。我问郑观山，为什么要教王老师打架。他说王老师想打架，而他会打架，一拍即合。我说如果打出危险来怎么办？他说我老板会赔钱的。总之他是不会承认想要帮王老师了却心愿这么简单的事情的。即便已经承认了前面几件事，证明了他从来不会无端地揍一个人，他也不愿意表现得温情脉脉。我觉得我更加不认识他了。不过好像本来也算不上很熟，我只是碰巧跟他共同认识一个快死的人而已。我不知道他的身世背景，不认识他的亲戚朋友，不了解他的理想抱负，不认同他的处事原则。我几乎算不上认识他，但是不得不承认，我有点儿喜欢他，在厌恶他的同时。这真矛盾。我问自己，我这么想不会是因为我怕挨他的揍吧？想至此处，我迅雷不及掩耳地给了他一个漂亮的右勾拳。
没想到他从仰着头捏着鼻子的姿势突然变成了一个极专业的防御姿势，挡住了我的拳，并且闪电般地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他妈的，这人打拳基本上是全自动的。从那以后，我睡觉总是打呼噜，后来体检时发现，我有严重的鼻中隔偏曲。现在，我们算是真的认识了，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被他揍了之后，没让老板赔钱的人。严格来说还有一个，可惜已经去世了。按照电影剧本，我们都应该出现在王老师的葬礼上，可这是现实世界，没人通知我们。有一天，夜店还没开始营业，郑观山在后门蹦蹦跳跳地练习拳击步法，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来找。来人送了一个纸箱子，没说什么就走了。郑观山抱着箱子回到后门，盘腿坐下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副Everlast牌（美国一家运动休闲品牌）顶级拳击手套。他愣了一阵，接着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猛一抬头，然后号啕大哭起来，这一切都被摄像头录了下来。他的一生跟监控录像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们老板觉得特别有趣，偷偷邀请我看了这段录像，我看完这段无声的影像之后，打算呵呵呵地干笑几声，没能成功。
（注1）爱德华与卡特：电影《遗愿清单》主角。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位绝症患者依次完成清单上的遗愿的故事，他们做了很多疯狂的事。
（注2）爱德华和皮特：指电影《搏击俱乐部》的两位主演：爱德华・诺顿和布拉德・皮特。两人在这部电影中有很多打戏。
单曲之王杨百城
人类的记忆可以保存多久？保存在哪里？我们怎样管理它们？能否使用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记忆？我不是要探讨哲学问题或神经学问题，而是想尝试解释一件我至今也没能解释得通的怪事。这是个轻松的小故事，没有人受伤害，也没有人死，也不催人泪下，只是有点儿不科学。还有点儿丢人。
我以前在游戏行业的时候，有个徒弟叫杨百城。他结婚的时候我去了，在舞台上，主持人让他发表感言，他跟得了奥斯卡一样，感谢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说到我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我的师父是个北京地痞，人品很不好，经常克扣我们的烟，还偷我们的茶叶，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他；一是感谢他带我进入这个不靠谱的行业，二是感谢他激发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天赋。我在台下听着，心情十分复杂。
他所说的激发天赋，确有其事。我的每个徒弟都有一门绝学。有的写一手好毛笔字，有的能用油泥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裸女，有的会做烧羊肉。发现徒弟们生活中的一技之长，能够快速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可以在需要这些技能时省钱。唯独这个杨百城，真是一事无成，简直愁得我睡不着觉。他既不读书，也不爱看电影；既不运动，也不喜欢烧菜做饭。面试的时候他在“兴趣爱好”一栏填了“听歌”，这是典型的0分答案，切莫效仿。
但是不得不说，这小子长得真帅！面试的时候我一进会议室，顿时眼前一亮，一个俊眉朗目、清爽精神的少年腰杆笔直地坐在桌前，面带自信的微笑。事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慌得都快尿了，但天生一对笑眼，救了他的命。他那个岗位上之前刚走了一个人，那人惨不忍睹，不但长得丑，且脏，最要命的是，人品比我还差。他偷我从别人那儿偷来的茶叶，这像话吗？我把他开了。这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杨百城进来以后立刻得了个外号叫小白脸。
为了开发杨百城的精神世界，有一次我问他，你喜欢听什么歌？问出这种难为情的问题，殊非我愿，但他没别的爱好，我也没什么办法。没想到他答道：“都说不上名字来。”这太令人绝望了，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你就算是喜欢听小甜甜也没什么可耻的，怎么会一个都说不上来？这不合常理。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下班后偷偷开了他电脑。这在我干的没有底线的无聊事情里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没什么可惊讶的。我打开音乐播放列表一看，吃了一惊：里面净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等，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我出了一身冷汗，以为这小子事先料到了我这一手。结果后来一观察，他午休的时候，还真会带上一个巨大的耳机听钢琴曲。
转过年来，开年会时公司找来了一支乐队现场演出。散场后大家都喝得东倒西歪，精神大多不太正常。有几个性格大概随我的员工，就去骚扰人家，说想玩乐队很多年了，能不能让我们拨弄两下。乐队的小伙子为难地看了看我们老板，老板也喝多了，挥着手绢让吧台给上一箱“科罗娜”。于是我们就在噩梦般的二把刀演奏中继续喝起酒来。喝着喝着我想起一事。我抬头一看，舞台上一个财务大哥正在用贝斯独奏《真的爱你》。这是用我最烦的乐器演奏我最烦的歌，但是我惹不起财务，只好耐着性子听完，然后揪着杨百城上了台。我大概醉得不轻，说话都成了长短句，颇有古风。我说：“杨百城，你他娘的，肯定会弹钢琴，少给老子装蒜，快给大家弹一个！”然后我振臂一呼，阶下百喏，完全把杨百城扭捏的“我我我不会啊我真不会”之类的声音给压没了。我把他按在键盘前坐下：“这虽然不是钢琴，但是看起来也他娘挺高级的，快弹！”杨百城的脸跟脖子红得如同煮蟹。他把屁股在琴凳上左右挪了几十下，才磨磨叽叽地把双手举起来，慢慢落在键盘上。这个动作毫无来由地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现场陡然间静了下来，几个正在大声吆喝的人的破锣嗓子落在半空。
接着，杨百城弹了圣桑的《天鹅》。这是一段被人从哪里剪下来插入会场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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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从巨大的扬声器里柔和地倾泻而出，左手如松软的秋叶，右手似荡漾的水波。杨百城闭着眼睛，身体轻轻前后摇晃着，有时把手抬得很高，再缓缓放下，像是在触摸一颗珍贵的宝石。一遍主旋律之后，是从高音轻柔滑落到低音的结尾。安静了一两秒钟之后，旋律周而复始。人们都放下了酒杯，不再交谈，也没有人咳嗽或走动，仿佛所有人在一同看守正在熟睡的地球上最后一个幸存的婴儿。我眯着眼睛，看着杨百城，心想：你小子还挺会演戏。不过我的余光捕捉到一个更会演戏的。跟我们坐在同一桌的乐队成员本来怏怏不乐，就跟自己的孩子让不相干的人抱走了一样，一脸不高兴。但这一曲听下来，几个人都惊呆了，他们的反应显然比我们这些外行大得多，尤其是键盘手。键盘手是个姑娘，梳一条很高的马尾，十指修长，恰如其人。她把手指搭成A字形架在双眼之间，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成了画。
最后一个音符被空气吸走之后，会场里一下变成了早市，尖叫声、鼓掌声、呐喊声、酒杯碰撞声混在一起，压住每个人的声音。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跳出来，又发出更大的声音，拼命叫喊，很快这就成了会场的主旋律。他们对杨百城和圣桑的关注只维持了七秒钟。七秒之后，只有几个围在他身边的人还在谈他和他弹的曲子，其他人又回到现实世界了。围观者中当然包括乐队的那个姑娘。她双手握拳，激动不已地摇着头低声说着：“太美了，太有画面感、太有想象力了！”以及其他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最后姑娘留下了一个地址，说是一个琴房，周末的时候喜欢钢琴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弹琴聊天，邀请杨白城去玩。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时方才这支乐队的演奏可着实够狂野的，跟弹琴聊天这件事不怎么沾边儿。
姑娘走后，我们部门的坏小子们进入了一种空前亢奋的状态。他们根本不关心杨百城怎么突然冒出一项如此高雅的绝技。他们的议题是：姑娘是否对杨百城有意思？杨百城对姑娘印象怎么样？去不去赴约？什么时候去？还抢走了人家写地址的纸条，跟三岁孩子一样跑来给我看。我怒道：“滚蛋！谁再起哄罚一条‘中南海’！”立刻消停了。我咳了一声道：“只有我能起哄。”然后我拉着杨百城走了。
关于弹琴这项秘技，他是这么交代的。他说他只会弹这一首。这个解释在我听来就跟没写作业被老师抓到时答说“忘带了”一样是个愚蠢但标准的答案。我冷笑一声，听他继续解释，没想到他的解释还挺对我胃口的。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科幻爱好者，他大概是投其所好，编了一套科幻解释，真是居心叵测。
这套解释的核心是一个术语，叫“肌肉记忆”。杨百城说，他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小学的时候从高处摔下来，撞着脑袋以后就一个音儿都不会弹了，最后没学下去。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家有钢琴。有一次，女朋友开玩笑说我教你弹个肖邦吧，两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教起来。教了没三四句，杨百城突然把手悬在琴键上发起呆来，把女朋友吓得够呛。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让人魂飞天外：他两手左右一分，左手沉稳滞重，右手轻柔明朗，弹起《天鹅》来。
他说他后来还查了这事儿的科学依据。据说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会唤醒童年的特定记忆的，这些记忆存储在一个叫大脑头层皮的地方。我差点儿喷出血来。他又说，后来在当时女朋友的帮助下，尝试过很多曲子，都不会弹，弹来弹去就只会一首《天鹅》。我又冷笑一声，问他，你编完了吗？他表情淡定，两手一摊。我说：“你跟我编科幻小说？啊？我跟刘慈欣吃过饭，我跟韩松爬过山，我有个最好的朋友是神经学博士，你小子想拿这么老的科幻点子蒙我啊？”其实这些都是吹牛×，除了神经学博士之外。这也没把他镇住，他还是跟没事人一样，一点儿谎言被拆穿的羞耻感都没有，显然是被拆穿太多次了。
这件事后来成了我的心病，我总想拆穿他。比方说，我找机会带他去有钢琴的种种场合，拜访会弹琴的各路朋友，我甚至借了一架电钢琴放在茶水间里。但是他的表现欲控制得太好了，要么死活不弹，要么被我软硬兼施，无奈之下也总是一首《天鹅》。会弹琴的朋友纷纷提出了疑点。疑点一：如果是小学前的肌肉记忆，那应该恢复到小学前水平，但这弹得也太好了。这音量起伏，这情绪控制，这忧伤的气息，怎么可能是小学生弹出来的？疑点二：哪有学龄儿童学钢琴学圣桑的？钢琴老师都不喜欢圣桑，他们就认得肖邦跟莫扎特，小学生最多也就学到土耳其（注3）。我扬起脑袋回想了一下，我学琴那会儿确实学到土耳其就学不下去了，因为后面太难，而且关键是太难听了。我一听见这曲子就想吐。后来我虽然没撞到脑袋，但琴在一次搬家中摔坏了，所以我也没继续学。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百城的潇洒和淡定逐渐被焦虑取代了。我想起来他拿了人家姑娘的地址，就起哄道，你不会是真想去参加弹琴聊天活动吧？你坐在那儿，来我给大家弹个圣桑，然后，没有了，这像话吗？就算去的人多，你这次糊弄过去了，下次呢？你跟人家姑娘认识了，早晚让人发现你是个单曲王，要是我可丢不起这人。杨百城沮丧地抱着脑袋，完全没有反击的意思。我说这些的原意是激怒他，我觉得重压之下，他早晚一跃而起，冲进茶水间，怒弹一段《月光》第三乐章，结果并没有。如果这全是有计划的表演，那么表演就是他的第二项业余爱好。
下班以后他还真去了茶水间。我一阵狂喜，蹑手蹑脚地跟进去偷听，结果他单手弹了几个不成调的音之后，头也不回地问我：“师父，你说我要在两周之内学会一首别的，有戏吗？”我十分狼狈，干咳了两声，正色道：“当然有戏，我们来弹一个《快乐的农夫》吧！”杨百城摇摇头：“这不行，得弹一首有格调的，还得好学。”我说，那《月光》第一乐章怎么样？他想了想说，应该不难学会，但是只要弹了这个，人家肯定会起哄让我弹二、三吧？我倚门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一双浓眉皱在一起，叹道：“我做梦都梦见我在她和朋友面前，弹《月光》三，像巴克豪斯那样弹，弹得通身是汗，头发上都挂着汗珠，随着身体四面八方地飞舞。”我说，你试试，没准儿你牛逼的肌肉记忆能突然掌握《月光》。他低下头，手放在键盘上，琢磨了半天，弹起《天鹅》来。
后来几天，我听见他下班和午休的时候在练习一些小夜曲之类听起来简单的东西，简直没法听。我想，这如果也是表演给我看的话，那他不但表演过关，还懂编剧，知道怎样的有效细节能够塑造一个悲剧人物。此时，我已经倾向于相信他真的只会一首《天鹅》了，但是我依然不信什么“肌肉记忆”那些狗屎。两周以后，他不再练别的曲子了。又过了一周，他连茶水间都不进了，这差不多也是我听《天鹅》而不呕吐的极限了。周五我问他，你还准备去丢人吗？
他抬起头，发了一会儿呆，然后问我：“师父你读书多，你知道有什么书里，或者历史上，有这种第二天就上阵，头天晚上还没准备好的例子吗？”我歪头想了想，一砸手心道：“有！我读过一本书里讲道，一个玉雕师傅，第二天就要交一座耗时三年的大型玉雕，结果头一天死了，死的时候还把玉雕给撞坏了。”杨百城忙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说，后来他们家倒闭啦。杨百城怒道：“你甭激我，去就去！”说罢摔门而去。我一脸错愕，心说你这到底是怎样理解的啊。
前辈告诉我们，带好一个徒弟，重要的是阻止他干蠢事，而不是跟他一起干。我不是一个好师父，我跟他一起去了。那是个秋天的午后，干燥凉爽，太阳很高，云流得很快，天气令人联想到上学时没有作业的星期六。琴房里除了乐队的女孩外，还有四五个姑娘。早知道都是女孩我就不去了。进门的时候，一旁的女孩竖起食指，示意我们小声点，有人正在弹琴。杨百城摸了把椅子坐下，就再也不动了。他完全被弹琴的姑娘吸引住了。姑娘那天穿了一身黑，结束整齐，干净利落，正在弹一首很快、很华丽也很难的曲子。旁边的女孩把头凑在一起低声聊天，或吃葡萄。我傻站着没敢动，手脚没地方放。一曲终了，姑娘回头看见我们来了，眯着眼睛笑起来。“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天才！”她介绍着，身子转了一圈，像在跳一种调皮的舞蹈。我向大家微笑点头，没人看我，都看杨百城。这厮满脸通红，挠了挠头，不知道说啥。
“来，咱们弹琴吧！”姑娘拉了拉琴凳，拍了拍。其他女孩笑着鼓起掌来，说些半生不熟的玩笑话。我跟杨百城根本没听进去，杨百城一语不发地坐了过去。我替他捏一把汗，然后他开始弹《天鹅》。其实那个场合如果弹圣桑的其他任何一首作品，跟杨百城那张绷得五官移位的脸配起来都棒极了。乐队的姑娘对朋友悄声说：“上次弹的就是这首，你仔细听啊，那画面感，嗯――神了！”这话不巧被我听见了，我心情复杂，捂住眼睛不敢看。
《天鹅》顺利弹完了，弹得流畅、理智而又情绪饱满。也许这真是肌肉记忆，单曲之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我祈祷着：快站起来，笑一笑，或者拱一拱手说声“承让了”，然后给我滚一边去！结果事与愿违，杨百城腰杆笔挺，就跟来面试的时候一模一样，坐在那里老僧入定。半晌，他哆里哆嗦地回头看了看我，说道：“师……师父！”我用口型无声而缓慢地怒道：“滚蛋！”然后冲女孩子们咧嘴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笑，我太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办。要命的是，那姑娘终于还是说了那句话：
“弹得真好！再弹一首，好不好？弹什么呢？”
杨百城举起双手，落下，又举起，然后颓然垂在身体两旁，低头不语。一会儿，他抬起手，放在G调上，又放下了。一会儿放在D调上又垂下去了。我的心提起来又放下。我安慰自己，就算他弹《快乐的农夫》，以我之深厚功力也能插科打诨地给圆过去，不至于太丢人。可别弹《月光》啊！我正想着，音符从钢琴里跳了出来。
先是几个小节低音区的前奏，鲜明、强壮、力道十足，接着是主旋律。非常熟的旋律。主旋律起来的时候，杨百城放下了左手，只用右手弹着，右手弹起极高，落下极有力，每一下都直击在心脏上，但很快又变得像在轻柔地叙事。同时他扭过头，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种错愕和惊恐与庆幸和兴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以上是修辞手法。其实当时我根本看不出那个怪脸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他神经病犯了。然后，他一边弹一边说了一句蠢话。
“师父，”他右手时而节奏鲜明、时而起伏连绵地弹着，“这啥啊？！”
这句话把所有人都弄糊涂了。
然后他扭回头，加上左手，专心致志地盯着键盘弹起来。女孩们开始低声叫起来：“这是四手的《军队进行曲》啊！”“对啊，这右手的颗粒感也太强了！”“哎，你快去弹四手啊！”乐队的姑娘开心地“嗯”了一声，跑过去坐在琴凳上。杨百城往右挪了挪，手里的琴声丝毫没有中断。他好像已经不那么惊慌了。他闭着眼，眼前大概浮现着梦里自己弹《月光》的样子。他穿着一件短西服，白衬衫袖子整齐地露出一截，灵巧的十指在前面飞舞，时而温柔地爱抚黑键，时而果决地敲击白键。那旋律极干净、极清冽、极冷静，但又不冰冷，不晦暗。那种跳跃和起伏，让人联想到弹跳的玻璃珠、从袋子里成堆滚落的钻石和杯子里的冰。A段结束时，姑娘抬起右手，杨百城的左手来到低音区，两人的手臂像两只天鹅一般优美地交叉了一会儿，表现出惊人的默契。主旋律回来了，两只右手在两个键区上跳着一样的舞步。一个短而有力的休止符，两人同时把手从键盘上移开，放在腿上，又同时回到键盘上继续跳舞。在那个休止符上，所有的人都眉毛一挑，除了没看出其中妙处的我。我没看懂，只觉得太帅了，坐在那儿的要是我就好了。
这首曲子弹完，没有人鼓掌，所有人都发出低而悠长的“噢”的一声赞美。姑娘站起来，漂亮的大眼睛里放着兴奋的光，她等着拥抱杨百城。结果谁也没想到――包括我――杨百城一步跨过琴凳，噌噌噌跑到门口，一把抱住我，大吼起来：“师父啊！这是啥啊！吓死我啦！”涕泪交流。我两眼上翻，双手摊开，活像托着一口看不见的大锅。
关于“肌肉记忆”，我曾经找各个专业的人求证过，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可能我找的人不对。比如前面提到过一个神经学博士，他是这么说的：那不是肌肉的记忆，记忆在大脑皮层里。大脑的特定区域受到刺激，有时会发生远久的记忆突然恢复的情况；具体到杨百城的情况，他小时候头摔伤过，可能颞叶（注4）受到了损伤。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一个学龄前儿童拥有这等水平，还能在场面马上就要不可收拾的时候，恰到好处地恢复出一首四手联弹来。
博士说，这可能还是颞叶的问题，颞叶受伤或存在肿瘤的病例中，确实有一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音乐创造力。有些音乐天才患有颞叶癫痫。据说拉赫玛尼诺夫的颞叶附近有一块弹片，他一歪头，音乐就自己冒出来。这件事我在别的书里读到过。权当它是真事，但能解释杨百城的四手联弹吗？我想不清楚。
婚礼上，杨百城继续介绍说：“要没有我师父的冷嘲热讽和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没有他陪我去赴一次重要的约会，没有他站在那儿给我底气，我也不会娶到这么美丽的新娘。”我捂着耳朵不忍听这些肉麻话。这些话不仅肉麻，还很麻烦，因为大家马上就要来追问我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了。再往后都是些陈词滥调，海誓山盟，更加肉麻，我没有记住。不过，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里我的功劳还是挺大的，大概可以排第二位，仅次于颞叶。
婚礼结束后，我没有直接去开车，坐电梯上楼上商场里逛了逛。在一家琴行里，我看看四下无人，就拉了把凳子坐下，把手放在钢琴键上，等着“肌肉记忆”冒出来。等了一会儿没有，本拟放弃，转而一想，会不会是调不对？换了个键位，摆了一会儿，还是不对。我翻了翻白眼，两手一分，随便往键盘上一放，脑袋里什么都不想。突然间，我觉得我应该左手如此，右手这般，往下一按，声音还挺和谐的。我还没来得及吃惊，曲子就源源不断地弹出来了，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控制不了。先是四个小节递降的轻快伴奏，接着是轻松诙谐的主旋律。弹着弹着竟然还出了变奏，在里面夹了一两句《多瑙河》，一两句《拉德斯基》，一两句《欢乐颂》。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手指很软，没有力量，在这种不科学的力量下很快就疲劳了。但是我完全顾不上疲劳。我左看看，右看看，因为我完全不需要看键盘。越来越多的顾客和店员加入了围观，说说笑笑，有的还打拍子，完全都打在脚后跟上了。我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最后用极大的力度给这首曲子划了个干脆整洁的休止符，然后双手一举，做了个乐队指挥收尾的姿势。
“我操，”我在一片掌声中，发自肺腑地大叫道，“这啥啊？”
（注3）此处指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
（注4）颞叶：大脑的一个区域，负责处理听觉、情感和一部分记忆。
一手遮天吴大拿
我认识吴大拿时，她还有两只手。严格来说，我跟她并不算认识，或者说，那时候我们村跟南边邻村的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吴大拿这个绰号也是她丢掉一条胳膊之后得到的。一般来说，在农村，有外号的人都是传奇人物。比方说，我们庄有个老头叫魏喇叭，他是吹鼓手，唢呐吹得最好。村里的老太太为了听他吹唢呐，天天咒这个死咒那个死，好让人家办白事请吹鼓手。我们南边这个庄叫南菜园儿，南菜园儿有个吴大拿，十里八乡都知道。而且，她在获得这个外号之前就驰名宇宙了。
吴大拿本名叫什么我们都忘了，在吴大拿之前，人们叫她吴大力。显然，吴大拿这个名字跟她丢了一只手有关系。关于这只手的事情，慢慢就会讲到了。现在先讲讲吴大力的事。
为了避免被这个名字误导，首先应该说明其性别――吴大力是个粗豪的莽妇。其人头如麦斗，眼赛钢铃，肩宽背厚，肚大十围；她的衣服都是买料子自己做的，因为县城里买不到她那个尺寸的衣服。她的两条胳膊像四节粗壮的毛竹接驳而成，关节处形成一对奇妙的小坑儿；末端两个拳头皮锤相仿，只要照你头上来一下，保证做个全堂水陆道场。不过这是想象，我还没听说过谁真的被这对拳头打过，而且你只要见过农村妇女打架就会知道，拳头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既然被称作吴大力，其力大自然是出了名的。过去各家的耕地还比较多的时候，秋天打了麦子或收了棒子，南菜园儿村的人总能看见一位胖大姐轻松地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堆着违背常识的巨大粮堆。如果你没推过这种车，你很难想象推一辆车能费多大的力――这种独轮车是木轮子的，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郊区竟然还有这样的生产工具，但它确实存在，且真的很沉。这种车是用一巴掌见方的实心儿木料拼接而成，我猜那个可笑的没有胶皮的木轮子就有上百斤重，空车怕不有两百余斤，否则也搭不了山一样的粮食。那时候，吴大力还有两只手，她可以轻松自如地装卸这一车的粮食，再从菜地穿过长长的大街推回自己家去。
吴大力的儿子跟我差个六七岁。我小时候，见过吴大力带着孩子下地干活，场面颇为奇特。为了不耽误干活，吴大力发明了一种充满智慧的装备，能把儿子挂在屁股后面。此人屁股极大，儿子背靠屁股坐在其上，怡然自得，常常挥舞双拳嘎嘎傻乐。据说，其灵感来自南方的一种背篓，劳动妇女可以把孩子放在里面背着干活，但仅限于摘果采茶一类。吴大力听一个走过南方的老人说，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插秧，一弯腰，孩子扑通一声掉出来一头插在了水田里，真是太可怕了。经过改良，她就发明了这种挂在屁股上的背带。这就是死了男人的寡妇带孩子干活的方法。不过，吴大力一点儿也没表现出什么难堪来。
关于她男人的死因，我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事发时，俩人都在地里收棒秸子。这片玉米地外面是街坊二福子家的地。二福子家有点儿钱，不知道哪儿弄来一辆小型玉米收割机。如果这是电影，此时必要给收割机前面那个布满锯齿飞镰的大滚筒一个阴森森的特写，预示着不祥之事即将发生。可惜这不是电影，彼时，大家还都用镰刀加脚踹的方法收棒子，意识不到这东西的危险。收割机开过来时，吴大力的爷们儿正背对着它弯腰干活，也不知道怎么就一屁股坐进了滚筒里，身体立刻被对折，然后被切成了乱七八糟的形状，只剩头、肩、两臂耷拉在外面。
这事儿最后没打官司，似乎由大队调解，定性为事故，赔钱了事了。大队什么都能调解。我觉得把南菜园儿大队派到索马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总之，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两家闹翻了，肯定还得出一条人命。据说吴大力赶到出事地点时，手里正抄着那把家传的镰刀，光闪闪夺人的二目，冷森森耀人胆寒。见了男人惨状，吴大力更不打话，亦不哭闹，抡起镰刀就找二福子的脖子，一道冷光过处，二福子抱头弯腰躲开了，咔嚓一声削下收割机一面后视镜来。二福子躲进驾驶室死活不出来，吴大力几镰刀把铁门豁了横竖好几道口子，所幸没豁开；接着她又发狂地推收割机，一推两推，收割机居然左右晃了起来，得亏被婶子大娘及时劝开了。要我说，这种场合，胆儿最肥的还是婶子大娘。
吴大力这把镰刀有很多故事，传说是明朝末年起义军中的高手打造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割棒秸子如分秋水，断处不起毛茬儿，不飞碎末儿。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农民起义军用镰刀当武器有很强的伪装性和极高的熟练度。年轻时，吴大力手持这把镰刀，专门为村里的妇女打抱不平，动辄就要阉了谁谁谁。跟人动起手来，吴大力膂力惊人，镰刀又极快，寻常的铁锹杆儿一刀两断。这种场面发生在电影里，你不觉得稀奇，若发生在眼前，管保目瞪口呆，接着丢下铁锹就跑。几十年里她只栽过一次跟头，说是遇见过一个卖甘蔗的老头儿，要对她进行说服教育，结果说翻了脸，也不知道用什么把镰刀尖儿给削下去了，这件事从没有人听她详细讲过，成了千古之谜。
二福子家赔完钱，穷得连叮当响都没了，其媳妇立马像国产剧本写作法则规定的那样跑了，留下个三四岁的女孩儿。收割机也卖了。这下村里人长出了口气，觉得这个恐怖的机器终于离开他们的地头儿了，结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秋之交，沿着省道开来一辆辆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一路出租，且收且走。据说这种收割机能一路南下收到江西附近，再兜个圈回来。地里的事儿，我不太明白，总之这种比二福子那辆恐怖十倍的加强版收割机不知被什么人租了回来，出现在大家的地头儿上了。每当此时，吴大力就赌气似的迎头而上，镰刀闪耀着死亡的光辉，似乎在向联合收割机示威。
事情就发生在她当了寡妇的第三年。当时正值秋收，北京郊区种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弄不太清楚，总之地里有两三辆各种形状大小的收割机在往来交替地工作，一时间杀声四起，柴油机冒出的烟和收割机卷起的茎叶碎片遮天蔽日。吴大力跟收割机有仇，当然不可能去租这东西。她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地里挥舞镰刀的人。她挥动着小象腿一般的胳膊，抡动着闪着寒光的没有尖儿的镰刀，随走随割，随割随踩，在身后留下一排整整齐齐倒成“人”字的棒秸子。从上俯瞰，其景象就像一条黑黝黝的巨鱼劈波斩浪地在金黄的海涛中畅游，又似一条在身后拖着笔直航迹的驱逐舰。恰逢此时，在眼前一人多高的棒秸子的缝隙里，在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的镰刀所拖曳的蓝白的光轨的缝隙里，她看见一个矮小的人影，穿过棒子地，迎着轰鸣的收割机跑了过去。可以想象，吴大力虽然没有亲眼看见收割机卷死她爷们儿，但那个静态的cult（血腥暴力）场面肯定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阴影。可以想象，虽然收割机的轰鸣声震天撼地，吴大力还是能清楚地听到小孩子踩着秸秆的咯吱声。可以想象，在她家地里出现的小孩的身影、收割机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布满刀片的滚筒和踩秸秆的咯吱声，一瞬间在她脑海中混合成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场面。
当然，像吴大力这种村妇，是不会表达恐惧的。我所见过的村妇，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基本都是靠骂大街实现。骂街的语调音量不同，表达着不同的情绪，但构成骂街之主要词汇，差不离总是那么些。此刻，吴大力发出响彻四野的吼声，怒挥镰刀，大步向前，势如奔雷地穿过荆棘丛一般的玉米地，来到收割机前。当她看清那个孩子是谁时，收割机已经举刃相向了。吴大力骂着三字短语，把镰刀往地下一甩，镰刀“哧”的一声插进去几寸深。她脚下不停，右手顺势揪住小孩的领子，凭着她那个油桶般的身躯的重量，猛一转身――吴大力的身体结实饱满，除了胸前那两个累赘以外，全都坚硬似铁。用句名著中的描述，这是一个巨大而残忍的身躯。这么一甩，那孩子便向与收割机相反的方向飞了出去，喀喇喇地穿过玉米地，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与此同时，吴大力在一瞬间变成了后来的吴大拿。借着一转身之势，她把孩子甩了出去，但自身巨大的惯性让她继续旋转，为了保持平衡而本能伸出的左臂插进了收割机的滚筒。收割机为了剧情需要，配合默契地轰然落下，以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绞住了吴大力的左臂。其角度十分诡异，恰好在卷入大半条胳膊之后卡住了，大概连柴油发送机也无法征服吴大力铁塔般的身躯。
吴大力的儿子哗啦哗啦地扒开玉米地冒了出来，一看眼前的景象，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哇哇大哭了起来。小男孩的哭声绝对可以名列最令人崩溃的十种噪声之首。小时候上乐理课，老师为了讲清乐音与噪声的区别，用录音机播放了好几种噪声。当时要是播这种哭声，我们一定都能爱上音乐，因为相比之下乐音实在太美妙了。总之，即便是身负重伤神志恍惚的吴大力，也无法忍受这种哭声（说不定这也帮助她从昏迷中挣扎出来）。她使劲甩了甩头，让自己稍微清醒一点儿之后，大骂道：
“哭你妈×！熊×孩子，把镰刀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