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03期全集.com》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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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对将来感到不安的你去旅行的时候,有些人的行李总是多得惊人。
尽管为雨天准备了折伞,为应付连伞都撑不住的暴风雨准备了雨衣,还带了适合徒步的鞋子和去饭店时要穿的皮鞋,但倘若碰到倾盆大雨的日子,恐怕还需要一双长靴吧!
随着想象无穷无尽地扩散,行李也愈带愈多。
他们大都是在想象自己并不乐于见到的未来。
如果只是去旅行,那不管是去国外或国内,顶多就是在旅行期间提着沉重的行李;但如果走的是人生的旅程,问题可就严重了。
心灵的行李没有形体,包包并不会因此变重。但相反的,心灵的行李会逐日增重,渐渐重压在自己身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该如何是好?”对未来的不安是个棘手的问题,情况不仅会加速恶化,也不会有刹车。
而且和旅行的行李不同,不像“我担心可能下雨,得准备雨伞和长靴”这种问题,因而无法采取简单直接的对策。
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未来”可比“国外旅行”覆盖面更广,可能发生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
如果放任不管,心中的不安会渐渐膨胀,一旦生出“我已经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念头,人很可能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蹶不振。
人生的旅途无法打包周全,不能保证“准确、安全、万事俱备”,因此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可能会想放弃旅行。
换句话说,如果你一味想着“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是好”,任由不安继续膨胀下去,那么你很可能会落得一个人枯坐原地的下场。
一旦你这么做,孤独感便会迷雾般升起,使你陷入愈发看不见前方道路的窘境。
我觉得那些受困于“对将来的不安和寂寞”的人,对未来往往有“想太多”的毛病。
我有一个建议,你何不试着换一种思维方式呢?
那就是――只去看那些此时此刻在眼前发生的事,只处理眼前的问题。
不是把焦点放在明天或后天,也不是明年或十年后,而是把精神集中在“现在”这一刻。
假使,你已经预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在事情实际发生前,何不把那些预想都忘掉呢?
只要以这种态度定下基本的思维方式,我想“不安的未来”也将会离你愈来愈远。
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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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字的“家庭教师”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有三位不太识字的“家庭教师”。
一位是他的祖母。他祖母年轻时是干活的好手,曾经与当地最得力的男劳力一起下地割麦子,三里长的一垄麦子,她割完了,男人连一半都没割完。他问祖母成功的诀窍。
祖母笑笑说:“下地之前,我就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一直割到底。割的时候,就真的要一直到底,中间不要直起腰来。因为,如果直了一次,歇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这朴素的话语影响了刘震云的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一直以祖母为榜样,在干活时尽量不直起腰,要干就干到底。只有这样,我才能取得一点成就,才能进北大,才能混迹于文艺圈。”
另两位家庭教师是刘震云的两位舅舅。
其中一位是村里赶马车的,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到他手里,马上就变温顺了。
刘震云十三岁时与这位赶马车的舅舅有过一次影响他一生的对话。舅舅问:你觉得你聪明吗?他说不太聪明。舅舅又问:你笨不笨?他回答:我也不笨。舅舅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样,也是个不聪明也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辈子就赶马车,就干这件事。
刘震云记住了这段对话,坚持到现在,就做一件事――写作、“编瞎话”,结果“编”出了名堂。
另一位舅舅是位木匠,也是方圆几十里木匠活做得最好的。他教刘震云的一招就是做事要慢,别人打一张桌子用三天,这位舅舅用十天,所以打出的桌子比别人的好。刘震云牢记舅舅这一招,坚持不逞一时之快,而是常逞一时之慢。别人花三个月写一本小说,他要花上三年。
三位“家庭教师”对刘震云的“教育”各有千秋:祖母告诉他,做事贵在坚持;赶马车的舅舅告诉他,成功需要专一;而木匠舅舅则告知他,做事贵在用心。
源于这些朴素的平民智慧的熏陶,刘震云先生成了当今炙手可热的作家。
摘自《合肥日报》201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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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二十年在一个地方住了二十年,要搬家的时候,发现古人谚语“今日事今日毕”,听起来固然是老生常谈,却是再正确不过了。
许多事情和东西,当时没有真正动手去处理,随便一搁一放,如今来收拾,发现有的物品就这样被搁置了二十年。因为东西太多,最后的结果变得杂乱无章,需要的永远找不到,就像等巴士的时候,要搭乘的那一辆总是久久不来。
今天的事,今天的东西,留待日后才整理,好像也没有关系,不过,当时觉得有价值的事物,今日变得不再稀罕珍贵。
感情何尝不是?当日的真情,今天不只淡化,而是消失,早就成为过去。
有什么经得起时光的日洗夜磨呢?女儿说,没有让一样东西显示它的用途,仅是让它处于沉睡状态,就算往后它再出现,却已失去存在的意义,等于无用。
无用的东西,居然一收藏便是二十年,真是可怕。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居然是让一个年轻人点醒,且还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学到。
从此每天花一点时间,简单处理,不再让日子过去以后,花更多时间去寻找,并让有用的东西,变成无用,这个道理,往后别忘记,因为不知道生命接下来是否还有二十年。
摘自《新民晚报》2013年12月12日
三种马
[冯晓溪]
一日,偶遇一位驯马人。此人一生以驯马为业,经他训练过的马数不胜数。我与他坐下闲聊。
老人年近古稀,头发胡子都白了。他沉吟半晌才说道:“我一生调教过无数匹马,但大致算起来,可分为三类:第一种马,聪慧有灵性,它们能自觉地调整步伐与方向,无须主人下令,便能顺利前行,即使遇上险滩断崖,它们也能化险为夷,这种马是成才的上上之选;第二种马,自觉性略次之,但稍加鞭策,它们也会知进退,可成才;第三种马,天性懒惰,对主人的命令置若罔闻。即使鞭策再三,它们也不肯前进一步,更有甚者还会后退,此马注定不能成器。”
听罢,我心里一片清明,马如此,人亦然。自觉性强的人,无须他人督导,便能成才;而自觉性稍差的人,经过他人循循善诱,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唯有那些天性自制力差,不严于律己,还将他人劝诫抛之脑后的人,注定庸庸碌碌,一事无成。
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12月12日¨。COM电子书 ZEi8。COm电子书 。COM电子书 。COM电子书¨
不是因为停止上学而变杰出的
[蔡康永]
很多杰出的人,很早就停止上学了(自己选择,或想上但没得上),但这些人可没停止学习,他们去更广阔的社会学校,向更厉害的人学习。你若有这种胆识,也尽可如此。但请不要误以为这些人是因为早早停止上学而变杰出的,这就好像以为拿破仑是因为个子矮才杰出一样。
我常常被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我大都这样回答:“人生有滋味,意义就无所谓了吧。”酸甜苦辣,都是人生的滋味,尝一尝,挣扎一番,挺有意思的。也许有人反问:“如果我的人生全无滋味呢?”如果全无滋味,“意义”应该也补救不了什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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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的车票我从小就怕过母亲节,因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亲遗弃了。每到母亲节,我就会感到不自然,因为母亲节前后,电视节目里全是歌颂母亲的歌,电台更是如此。对我而言,每一首这种歌曲都消受不了。
我出生一个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车站发现了。车站附近的警察们轻手轻脚地将我送到了新竹县宝山乡的德兰中心,让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伤脑筋。
我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小时候只知道修女们带我长大。小学四年级,我已担任圣堂的电风琴手,做弥撒时,由我负责弹琴。由于我在教会里所受的熏陶,口齿比较清楚。在学校里,我常常参加演讲比赛,有一次还担任毕业生致答词的代表。可是我从来不愿在庆祝母亲节的节目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我虽然喜欢弹琴,可是永远有一个禁忌,我不弹母亲节的歌。我有时也会想,我的母亲究竟是谁,看了小说之后,我猜想自己是个私生子。爸爸始乱终弃,年轻的妈妈只好将我遗弃。
大概因为我天资不错,再加上那些热心家教的义务帮忙,我顺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大学联招也考上成功大学土木系。在大学的时候,我靠工读完成了学业。带我长大的孙修女有时会来看我。在军队服役期间,我回德兰中心玩,这次孙修女忽然要和我谈一件严肃的事,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请我看看信封里的内容。
信封里有两张车票。孙修女告诉我,当警察送我来的时候,我的衣服里塞了这两张车票,显然是我的母亲用这些车票从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车站的。一张公交车票从南部的一个地方到屏东市;另一张火车票是从屏东到新竹,这是一张慢车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亲不是有钱人。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见一次面,可是现在拿了这两张车票,我犹豫不决了。孙修女却鼓励我去,她认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没有理由让我的身世之谜永远成为心里的阴影。
我终于去了。这个我过去从未听过的小城是个山城,从屏东市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虽是南部,因为是冬天,总有点山上特有的凉意。小城的确小,只有一条马路、一两家杂货店、一家派出所、一家镇公所、一所国民小学、一所国民中学,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派出所和镇公所来来回回地跑,终于让我找到一些与我似乎有关的资料,首先是一个小男孩的出生资料,其次是这个小男孩的家人申报遗失的资料,遗失的日期就在我被遗弃的第二天,出生则在一个多月以前。据修女们的记录,我在新竹火车站被人发现时,只有一个多月大。看来我找到我的出生资料了。
问题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父亲六年前去世,母亲几个月以前去世。我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早已离开小城,不知何处去了。
毕竟这个小城谁都认识谁。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员告诉我,我的母亲一直在那所国中里做工友,他马上带我去见国中的校长。
校长是位女士,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她说我的母亲一辈子在这里做校工,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我的父亲非常懒,别的男人都去城里找工作,只有他不肯走,在小城做些零工。小城根本没有什么零工可做,因此他一辈子靠我母亲做校工过活。因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只好借酒浇愁,喝醉了,有时打我母亲,有时打我哥哥。事后他虽然有些后悔,但积重难返,母亲和哥哥被闹腾了一辈子。哥哥在念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索性离家出走,从此再没有回来。
校长问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据实以告。当她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儿院长大后,她忽然激动起来,在柜子里找出了一个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在她枕边发现的,校长认为里面的东西一定有意义,决定留下来,等她的亲人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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