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1140/1142页
1874年5月，就在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琉球国王照样向中国派出了进贡使节。
为发动侵略作准备，1873年3月，日本利用同中国互换条约之机，派副岛种臣到中国，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态度。行前日本天皇训示副岛种臣，以清政府是否以台湾全岛为所属之地，采取三种不同的策略。
4月30日，副岛种臣在天津与李鸿章会晤，互换中日条约。5月，日本使团前往北京。6月21日日本副使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会晤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
柳原前光询问三件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即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拟遣人赴生番处说话等语。”日本翻译官郑永宁进一步解释说：“若台湾生番地方，只以遣人告之，嗣后倘有日本人前往，好为相待，其意皆非为用兵等语。”
可是，柳原前光又以“日本即将讨伐台湾生番”为挟要求在觐见同治皇帝的礼节上获得特殊待遇。从以上言语可见日本人抱藏野心，朝，鲜、台湾都在日本觊觎之中，又可见日本人在出兵问题上之狡猾。
针对日本人的探问，清政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毛昶熙、董恂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并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董两人答道：“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柳原前光又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为盟好故，特先告知。”总署大臣“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句话应对失措，给日本人留下了把柄。
按照国际法，有几点是十分明确的：一、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琉球人不是日本国民。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主张权利，于法无据。
二、台湾，包括番地，为中国领土，高山族人是中国国民。三、日本将琉球漂民事件作为借口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中日条约义务的。《修好条规》第一条明确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四、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可惜，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人便主张出兵先攻取台湾和福州。琉球漂民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此谋划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1月，日本政府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鉴于国内外形势认为对台湾出兵实为必要，于是责成参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大藏卿大隈重信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
2月6日，大臣参议会议同意二人拟订的《台湾番地征伐要略》。要略确定把台湾生番视为无主之地，以取得出兵依据，并先赴台湾侦察，然后从熟番之地登陆，而且明确不与中国讨论琉球归属问题的方针。后由陆军大辅西乡从道对攻台问题作具体研究。该要略刻意将台湾生番说成是无主之地，目的在于把侵略台湾说成并非侵略中国，因而并不违反中日《修好条规》。这完全是诡辩。
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事务局局长，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又任命外务省雇用的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台湾事务局准二等出仕，作为西乡从道的助手。4月9日，西乡从道率舰队赴长崎，准备出兵台湾。
英、俄、西班牙等国驻日公使风闻日本将出兵台湾的消息，纷纷向日本外务省质问。英国害怕中日冲突会影响英国对华贸易，更不愿日本独占台湾，因而反对犹烈。诸国也向背后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表示抗议。
美国对台湾也是素怀占领野心，1867年美国曾以失事船员被台湾高山族人所杀为借口，派舰入侵台湾，但遭到失败。此时，日本计划侵略台湾，美国则给予积极支持，妄图利用日本充当在中国扩大侵略的急先锋。
熟悉台湾情况的美国人李仙得为日本侵台献计献策，另有三名美国陆海军军官参加日本侵略军，美船“纽约号”受雇为日本运兵。在各国压力之下，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停止李仙得等人参加侵略军，并撤消“纽约号”的雇用，但外国的压力并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
第722章风云激荡（二）
1874年，日军3600人共分三批出发，4月27日“有功丸”搭乘日本新任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驶往厦门，5春“、“三邦丸”、“明光丸”开往台湾社寮港。
5月18日西乡从道以“高砂丸”为旗舰，率兵开往台湾。5月21日日军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击，22日爆发“石门之役”。当日西乡从道率舰队抵达社寮港，随即展开攻击。
这场战役中，高山族人伤亡者合计达70余名之多，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日军伤亡者有20余名。6月1日日军发动“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围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军攻破牡丹社，并焚毁多社。但高山族进行顽强抵抗，时常从山中出来袭击。日军防不胜防，终不能胜，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建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时日军中疟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对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况后反应迟钝，措施不力。中国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一无所知，最先告诉中国消息的还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咨报日本兴兵赴台湾各节。
总理衙门采取如下对策，“除由臣衙门照会该国外务省切实诘问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时该国动兵与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过急，而事必期于有备，患当杜于方萌，应如何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及如何先事筹备，……拟请钦派开望素着、熟悉洋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
而上谕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朝廷还担心“操之过急”，不过“诘问”而已，并拟“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察看情形”、“相机筹办”，明显措施不足。
中国官员对日军的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批驳。5月3日，福岛九成在厦门会见知府李钟霖，递交了西乡从道致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照会一心掩饰侵略，将侵犯刚签订《修好条规》不久的与约国，说成是稍示惩罚生番，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将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给日本兵，日本人之虚伪和狡猾可见一斑。
5月11日，闽浙总督李鹤年复函西乡从道，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应当说，李鹤年的回函对琉球漂民事件如何处理作了正面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据，但是西乡从道接到复函后，不仅毫无撤兵之意，反而加紧向高山族进攻。
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进行诘问。照会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之属。……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
照会用语软弱，无强烈抗议之词，更无针锋相对之意，对台湾生番所置“向未绳以法律”之词，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湾的。
日本外务省对照会要求立即见复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复照，且态度极为横蛮。复照称日本出兵是根据柳原前光和毛董两大臣会谈之意行事的，真是强词夺理。
5月28日，日本派驻中国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与柳原前光会面，进行诘问，要求退兵。
随着事态的扩大，总理衙门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决问题，准备用兵。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