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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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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向曾国藩学什么



对许多读者来说,曾国藩对他们的榜样作用主要体现在意志力的磨炼上。

前几天在一个电视台做节目,聊曾国藩。说起曾国藩如何自我完善,脱胎换骨,一位嘉宾说,现在不要再提倡什么“自我磨砺”了,多累啊。人活着,要顺着自己的本性,怎么快乐怎么来,不要成天那么“拧巴”着。

这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同的一种说法。快乐至上。

不过,“快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上大学的小表妹放寒假回来对我说,她们寝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每天去图书馆。剩下的三位,每天都“长”在床上。每个人都弄了一个小床桌,坐在床上,上网,看电影,看网络“穿越”小说。坐累了,躺着,躺累了,再起来坐着。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这种状态,连上厕所都不想动弹。一看到她回来了,室友对她开玩笑说:“你可回来了,去替我上趟厕所吧,我憋了半天了。”大学四年,起码一多半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

看到小表妹成天坚持学习,她们其实也很自责,经常开玩笑说:“你批评批评我吧,我怎么能这么堕落呢?我爹妈要知道我拿着他们的钱成天这样,不得气死啊!”

我听了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大学时期,大部分学生就是这样的。不过我们那时互联网还没普及,同学们把时间都用在泡录像厅和在寝室打麻将之中,一打就是一个通宵。学校保卫查寝,外寝室的人就用床单从窗外把自己从三楼吊到二楼,屡屡上演大片镜头。

这,算是“顺其自然”,怎么快乐怎么来了吧?可是,这样的生活快乐吗?显然一点也不快乐。事实上,进入大学以前,这些学生都处于家长、学校的严厉管束之下,在“高压锅”里生活了十多年,一进大学,压力散尽,束缚全无,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奔向“快乐”了,结果,却仍然是不快乐。这些大学生一边“狂欢”、“放纵”,一边生活在自责之中,想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而没有力量,普遍具有抑郁倾向。他们活得可能比中学阶段还要痛苦。每到考试、毕业之前,一些大学都要传出“大学生坠楼”之类的消息。

快乐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你直奔主题,扑它而去,它就像镜花水月,你永远也抓不到它。如果你掉头朝“反方向”走去,不想着它,它反而会悄悄来到你身边。

这个道理,既复杂,也简单。

1965年,毛泽东与斯诺聊起过什么是“舒服”,什么是“不舒服”。毛泽东说:“现在,生活好了,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想当年在延安,在战争中,每天走十里路,骑二十里马,非常舒服。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

有一次,毛泽东带着一些人爬庐山。有几个年轻人走了不久,觉得太累了,就坐汽车先上山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带着几个人爬得浑身是汗,到达山顶,瞥了先上山的人一眼,说:“你们年轻人啊,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享受。”

那意思,通过艰苦攀登,征服山峰,你才能享受到“一览众山小”的快意。坐着汽车舒舒服服地到达山顶,省略了艰苦,也省略了这种快乐。

确实,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正如同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一样。没有挑战,没有阻碍,没有困难,也就谈不上快乐。

因此,毛泽东说:“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十分推崇这样两句话:“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批注说:“至真之理,至彻之言。”这其中必有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事实上,人类世界的所有成就,所有杰出人物,都是在重重困难的磨砺下成就的。只有培养起强大的意志力,你才能享受壮丽的人生。

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梁启超在形容自己时,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启超”这个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么所剩下的物质就无几了。借用这比方也可以说,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如果从天分的角度看,曾国藩本来不可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考了九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之誉。而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也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自拔于流俗,首先得力于他身上那种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的气质。

中国农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艰难的生存磨炼了他们的顽强和坚忍。和普通农家相比,曾家家风更为严厉。祖父曾玉屏虽然不大识字,但是有主见有魄力,性情刚烈,为人严正,在乡里很有威望,哪里有纠纷总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从遗传的角度观察,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刚直强毅的性格特点,他对自己的祖父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到祖父的言行,奉为圭臬。“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立志高远。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儒家学说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至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他要内圣外王,经邦治国,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被这个理想激励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而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惊人的成绩。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的是,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著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那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他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诫,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在修身之路上,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荡掉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养成了高尚澄明的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一个个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做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大受刺激。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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