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第32/44页
说话间满月到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来说，这是属于他的第一个节日。这天一早，荞麦将红裹肚、小棉衣、老虎鞋，找出来给杨岸乡穿上。然后，她自己也找了件干净的衣服穿上，抱着孩子，坐在了炕沿。衣服有些小了，紧紧地绷住她的身子。经过这一个月，这母子俩仿佛罩窝的母鸡小鸡，现在满了月子，该出窝了。
这天，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了代表，来为杨岸乡祝贺满月。有的人用粗布手帕，包了几个鸡蛋，有的人从腰里摸出几块铜板，有的人带来一张羊皮，有的人带来二尺白洋布。礼物都很轻，都有一些寒酸，但是乡亲们的心意是真诚的，他们真诚地祝福吴儿堡村添丁加口，他们为这个古老的家族，将又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诞生而高兴。
杨老太太也不吝啬，自从杨作新成了公家人以后，不管怎么说，她的经济来源，较村里人要宽展一些。杨岸乡满月，这是一桩大事，同时，也是一个显富的机会。杨老太太，从村里请来两个厨子，又让厨子，在窑门口临时搭起锅台，杀了自家的一只羊，五只鸡，又让憨憨，从集镇上，买回来半扇猪肉，再用自己的两筐洋芋，换回来一捆粉条，就这么些吃食，交给厨子，尽意去做。待客的场所，放在窑院里，桌子凳子，是从前庄小学借来的。虽然已经是初冬了，可是这里地势向阳，中午时分，阳婆婆一照，倒是十分暖和。村上的人们，见杨老太太这样实心待人，也就不再拘束，面对满桌美味佳肴，放开肚皮，尽情享受。三杯酒下肚，猜拳的，行令的，唱酒曲的，异常热闹，间或，路过官道的要饭吃的，听到这里的嘈杂声，也赶来凑热闹，搅红火。要饭吃的，拄着根棍子，搭着个褡裢，站在桌子旁，眼睛盯着桌上的饭菜，嘴边一边流着涎水，一边倒核桃似的，说出一长串莲花落。杨老太太倚在门框上，听着这些祝福词儿，眼睛笑成了一朵花，她觉得自己真是活成人了。对于那祝福词，她耳朵背，只听出其中的两句———“生下女子赛天仙，生下儿子中状元”，光这两句，就足以使老太太乐不可支。她忙不迭地唤杨蛾子，要她掬一碗肉粉汤，外加两个花点馍馍，给这位要饭吃的干大送去。“可惜死老汉命薄，看不到这些了！”杨老太太想。
杨老太太还破费两块大洋，请来了一班吹手。在陕北，即便家里再穷，即便这孩子命再贱，逢满月这天，吹手是不可少的，唢呐声是不可没有的。确实请不起的话，便由这孩子的父亲，举着自家的唢呐，站在畔上吹上两声。
按照一位民俗学家的考究，陕北人的一生，三次与唢呐结缘，一次是过满月，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抬埋上山。唢呐那高亢的凄厉的辉煌的哭音，将三次在窑院里响起。三次吹奏，其实都是一个主题：我已生，我已死，我将婚将嫁，并添丁加口；我用这富有穿透力的唢呐声向这个麻木的世界宣告我的已经存在和曾经存在，张扬我的自我；我用这高亢的音律扩张我的渺小，从而不至于被这单调的背景吞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次吹奏其实是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三次抗议和威胁，人类在这宗教般的旋律中得到陶醉，从而继续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去。
一班唢呐手，站在杨家窑院的畔上，对着吴儿堡川道，对着那条南达肤施城北达北草地的官道，对着眼前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拥拥挤挤的群山，运足气力，鼓出腮帮，猛烈地吹奏起来。他们擦得明光锃亮的铜唢呐，在初冬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唢呐把手上的红缨缨，像火苗儿一样在胸前荡漾。也许是因为刚才喝了两口开场酒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现在太用力的缘故，血往头上涌，他们每人的脸色，都像猪肝一样，像成熟了的杜梨果一样，成了酱紫色，并且沁着汗珠。
唢呐声在满川道里回荡，唢呐声在浮山上回荡，唢呐声在这家三孔土窑的四周回荡。在这无处不传无疆不届的唢呐声中，荞麦抱着她的孩子，由杨老太太领着，挨着桌子，向前来贺满月的人回谢；而乡亲们，也同样报以吉祥的语言。
杨作新仍旧没有回来。他不回来不要紧，只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他的在场，无法解决。按照习惯，通常在这一天，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指定一个“干大”。如果杨作新原来就有换帖儿的“拜识”，那杨岸乡的干大，不用说，就是那拜识了。他会主动的，在生日这天，备一份厚礼，再请细石匠，凿一个石锁，给孩子带上，当着众人的面，认下这个干儿。如果事先没有拜识，那么在这满月筵上，随便指定一个，也是可以的；好朋友会认为这是抬举他，当即就慨然应允。可是这天，杨作新没有回来。怎么办呢？荞麦和蛾子，自然都不懂这个礼势，独有杨老太太，见热闹的场面，缺了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心中不免着急。
事有凑巧，那个憨憨，受杨老太太差遣，上了镇子一趟，回来后窑里窑外，又忙活了一番，后来见众人落座，于是就拣一条旧些的凳子，坐了。吃饭的当口，他见来贺喜的人，都或多或少，手里不空，于是满身不自在起来。他说他要上茅坑，抽身回了趟家。qi书--齐书憨憨的家里太穷，他在家里翻腾遍了，也没找见一件可以拿上席面的东西。正在着急，瞅见了地上扔着的一堆石刻，于是信手摸了一件，重新返回杨家窑院。
这是一件石锁。底下一个石座儿，上边是一头袖珍狮子，狮子的前后腿，蹬在石座上，中间的裆部，留下一个空隙，恰好是个旧式锁子的形状。原来这憨憨，虽然别的心眼儿塞着，可这一窍洞开，平日上山拦羊，闲着没事，找一块细青石，一个人躲在山圪崂里，又凿又刻又磨，所以手下出了许多这样的巧活儿。
众人见了这石锁，都喝一声彩，叫道：“好手艺！”杨老太太接过石锁，也明白了，这是天意，杨岸乡的“干大”，看来就是他了。随之叫过抱着孩子的荞麦，要她过来，让儿子给干大叩头。杨岸乡还小，自然不会叩头，这事就由荞麦代了。而荞麦在称呼憨憨的时候，也就借儿子的口吻，称他“他干大”。
干大在这个满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给这石锁上，绑一道红绳，并且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都要加一道，直绑到十三根红绳，也就是孩子虚岁十三岁上，才算监护完毕。眼下，这红绳杨老太太早有准备，于是拿出来，让“他干大”给系在狮子的脖子上了。这桩事儿结束，憨憨重新找到自己的旧凳子，再去吃筵席，不提。
满月一过，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杨家窑院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全家人齐心协力，养家糊口，打发着沉闷的日月。只是较之以前，窑里窑外，有了孩子的笑声和哭声，这孩子给这三孔土窑，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也使这窑里人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一朵朵红云飘得远”。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革命势力日重，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夹在两块根据地之间的吴儿堡，一夜之间，也成了红区。镇上成立了苏维埃，村上有了革命政权指定的村长，这个偏僻的吴儿堡，也热闹起来。
说话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岸乡七个月坐、八个月爬、十个月打能能、十二个月上走路，等到这时，已经会迈动小腿，扶着墙壁，窑里窑外地乱蹿了。这时候杨作新捎来话。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和平接收肤施城，杨作新重新回到肤施，担任了职务。他在城里，租了间平房，要荞麦领着儿子，进城去住。杨老太太接到这个讯儿，心里自然舍不得孙子，可是转念一想，杨作新如今又红漾了，况且做了大官，如果荞麦不在身边守着他，难免这小子哪一天昏了头，又向吴儿堡发来一封休书。想到这里，就叫杨蛾子，去找村长，以红军家属的名义，要村长派一个公差，用毛驴送荞麦母子上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作新行色匆匆，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高原后的所有重大活动。当然他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后来的那些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文献中，对他的名字很少提及。
儿子过满月那天，他原来是准备回家一趟的，可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洛河川的象鼻子湾举行的会师典礼，他参与了筹备工作。典礼一完，这时候赶回吴儿堡还来得及，结果突然战事又发，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所属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并骑兵军，趁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子午岭旁边的直罗镇，组织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几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原先都不熟悉，所以杨作新忙前忙后，四处奔跑，做了个联络官之类的角色。
这以后，以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陕北第一重镇肤施城为圆心，红军纵横驰骋，在陕北高原上，兜了几个圈子。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先后在谢子长的家乡瓦窑堡，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建立起临时红色首都。东征战役时，毛泽东东渡黄河，得胜回营后，还在清涧袁家沟，小住过一段日子，并且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那个小小的陕北高原山村，写下了一首关于“雪”的诗词，词牌名是《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成为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将军，曾在肤施城南门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讨东北军将其辖地肤施城，让给红军事宜。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件事有了结果。于是，时隔一个月零一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张学良部撤出肤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肤施。肤施城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见正规军走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站在肤施城头，放了两枪，然后仓皇逃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肤施岁月，于是从此开始。
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赵半城”，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郭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赵半城”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①，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①。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
原来这死难的陕北红军一部，正是当年后九天杨作新收编的那支武装。消息传到肤施城，杨作新听了，不免发几句牢骚。杨作新这些年在陕北各地奔波，军队里或者地方上，都有不少熟人。那些有情绪的人，到了肤施城，不免要到杨作新的家里去，发泄不满情绪。而不知好歹的杨作新，自命根基稳固，听了这些话，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表示同情。久而久之，杨宅以及杨作新本人便引起了当时已经成立的边区保安处的注意。乌云已经笼罩在杨作新头上了，可惜他还不知道。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美髯公周恩来，应张杨二将军之约，前往西安议事。于是他乘了一辆爱国华侨陈嘉赓先生赠送的旧卡车，携带张云逸将军并副官陈友才等人，离了肤施，前往西安。行至距肤施城五十华里的大劳山时，突然遇到一群土匪袭击。土匪明确的目标是周恩来。副官陈友才和几个警卫员冒死相救，全被打死在卡车前，周恩来、张云逸钻入大劳山丛林，得以逃脱。按说，山林是土匪的天下，纵然周恩来腿快，也如何得以逃脱？原来事有凑巧，那天副官陈友才的上衣口袋里，恰好装着周恩来的一张名片，土匪来到路上，从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名片，断定这就是周恩来本人了，于是不再追赶，重新缩回了山林。周恩来脱险后，找到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骑兵部队，被护送回到肤施，不提。
这桩周恩来劳山遇险案，当时在肤施城里，引起极大震动。事情后来虽然查清了，是一帮政治土匪所为，而骨干分子，就是被红军赶出城的当初肤施城中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但是在当时，边区保安处立案侦查以后，却把杨督学作为主要怀疑对象。个中原因，当然是杨作新当年在后九天时，曾经与陕北地面各路土匪，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同时查出，那支红军崖遇难的部队，竟是当年后九天改编过来的武装，诸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决定对他下手。只是杨作新是陕北同志，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先没有动他，只是等待机会。
是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干部训练班。其时国共两党，已因西安事变为转机，达成“合作抗日”的谅解，所以这次训练班，也给肤施城分了一个名额。机会来了，通知到时，便由当时的神秘人物康生，直接与杨作新谈话，安排他去庐山受训。杨作新当时还蒙在鼓里，鼎鼎大名的康生找他谈话，他应该有所觉察，明白此行不同寻常。可是他毕竟见识短些，觉得这是一件光耀的事，于是慨然应允，稍事收拾，便直赴九江庐山。
算起来，杨蛾子这一年，已经满二十三岁了。她像一朵山乡里风吹雨打的野花，在迎风怒放着，娇艳，健康，善良，美丽。爱神并没有久久地冷落她，它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那合适的、杨蛾子可心的人来叩击她的门扉。前面说了，这个野姑娘，她继承了吴儿堡家族相貌上的一切优点：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对双眼皮，白皙的面孔上，两个高颧骨，颧骨上停两朵红晕，尖下巴，有些消瘦的面颊上，时隐时现出两个酒窝。较之前两年，她的胸脯丰满了许多，皮肤上也呈现出一种羊脂般的光泽，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掉她身上青春的光彩，反而由于劳动的砥砺，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更增加了她的魅力和气质。
荞麦母子前脚刚走，当地政府，给这一带疏散了一群红军伤兵。这些伤兵是东征战役挂彩的，还是西征战役挂彩的，或者是平型关与日寇打仗时挂彩的，上边没有说。吴儿堡也分来了一个伤兵，照着装束和身份看，可能还是一个首长，一只指挥打仗用的怀表，装在上衣口袋里，链儿拴在第二个纽扣上。一头高头大马驮着伤兵，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员扶着，来到吴儿堡，将他交给村长。村长于是将这个伤兵，分配给了杨老太太和杨蛾子照管。一则杨家是公家人的家属，可以信得过，二则杨家的偏窑闲着，正好可以让伤兵在那里居住。警卫员见安顿停当了，便留下一些药品，牵着马回部队去了。
那伤兵中等身材，消瘦面容，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也把红军说成是“丰军”，因此可以断定是湖南人或者湖北人。他的伤是在胯骨上，一颗子弹，从屁股蛋子里钻进去，碰到骨头，便嵌进骨头缝里去了。在部队医院里，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看着没有危险了，于是便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养伤。
伤兵在战场上厮杀惯了，习惯了东征西讨，猛丁来到这个安静的偏僻的小村子，显然有些不适应。在这里，一切都是以慢节奏进行着的，太阳到了半早上，才懒洋洋地从东山出来，到了下午，又懒洋洋地落入西山那个垛口。一座座山丘死气沉沉地僵卧着，不见一丝绿色，好像害了浮肿病的病人的脸色。空气自然是洁净的，没有一丝硝烟，也没有一点噪音，但太静寂了，也令人生出一丝惊悸与不安。最初几天，伤兵显得焦躁，尽管杨老太太和杨蛾子做了最好的饭食招待他，但他只是吃很少的一点儿，筷子头动一下，就停了。有一次，蛾子劝得紧了，他竟使起性子，端起碗，摔在了地上，气得个杨蛾子，脸色煞白。伤兵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赶快道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津贴费，来赔这只打碎的碗。杨蛾子一甩手，抹着眼泪走了。
杨老太太待伤兵，像待亲生儿子一样。乡间老太婆，本来就是个菩萨心肠，加之这时候，她也以革命家庭自居，儿子杨作新在外，给共产党干事，那么杨作新的同志，从广义上讲，也就是她的干儿子。所以不管这伤兵如何烦躁、无礼，她只是小心侍候，尽自己的慈母心肠，生怕有一点慢待了同志。
自从那骑着高头大马的伤兵，在吴儿堡川道里一露头，杨蛾子的心就跳起来了。她的眼睛一直瞅着那骑马的伤兵，在村长家窑门口停下，才收回目光。这里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官道上常过队伍，所以杨蛾子最初以为，这大约又是过往的什么人，谁知，信不信由你，生活中果然有那种被中国人称之为“命”、被外国人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骑马的人，不是过路的，是要在这村子住一段时间的，而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偏偏这个伤兵，来了杨蛾子的家。
杨蛾子有了这番心事，见了伤兵，反而显出一股矜持之意。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姑娘家毕竟是姑娘家。只是这个从来不注意自己服饰打扮的姑娘，自伤兵来到家里后，从头到脚，整天穿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春二三月，地里没活，所以一天到晚，脚上不沾尘土，她还拿出自己攒下的钱，下了趟镇上，买了双洋布袜子穿上，洋布袜子穿在里边，看不见，于是杨蛾子将裤角绾起，走起路来，故意将两个脚片子踩得有了响声。可惜杨老太太老眼昏花，看不见女儿的新奇变化，而那个伤兵，只一个劲儿地惦着自己的部队，整天不是发脾气，就是一个人坐在炕沿上擦枪，或者顶着这春二三月的寒风，站在畔上，手扶胯骨，望着大路发呆，杨蛾子的一番苦心，他竟没有发觉。杨蛾子这一番打扮，算是白打扮了，气得她背过人，直捂着脸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