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全集.com》第21/67页
这个时候，是谁这样胆大包天，竟敢在这两个伪满统治的中心之间干出这样一次震惊中外的行动呢？
用我河北老家的话说，这是猴嘴里掏枣的活计啊。
当时在这一带坚持抗日的若是笼统来算，都是义勇军，然而，这支“义勇军”在作战的时候却颇有些古怪，若是仔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
萨曾在日本发现多枚抗日武装袭击日军列车的照片，但有的很容易就能判明是哪支部队打的。
打了这场胜仗的部队很容易就被查出，那是辽西义勇军高振鹏部的杰作。
高振鹏，是辽东黑道的“总瓢把子”——这种称呼通常只能在武侠小说中见到——报号“老梯子”。“九一八”事变时正因官军围剿负伤在沈阳治疗，当即返乡拉起一支号称“镇北军”的抗日武装，此时不过是9月27日。“老梯子”后被任命为义勇军12路骑兵支队司令，与日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1932年2月，大汉奸张海鹏试图招降“老梯子”，他拿到枪械就再次起事，随即在柳河沟伏击日军压道车，毙伤日军十余人，便是此战。
对于双城这次战斗，伪满《大同报》报道，内有“8月30日晚11时，由哈开往新京之小票车，于11时20分驶至五家子南10余里地点，列车突然出轨，是时附近田地中‘胡匪’70名蜂拥而上与车上警备兵交战。其详情因电线割断至31日午刻尚未明白”。并称其为“有计划之行事，袭击手段极有组织，所用武器极精巧，猛烈无比，只袭日人，满俄人未受害，并无掠夺行为”。
其破坏铁路的手段，根据日方报道，是采取拆掉固定铁轨的道钉，使列车开来时由于铁轨松脱而出轨倾覆的方式，这种方法由于被破坏的铁轨外观毫无异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由于破坏的工程量小，比在铁轨下放置炸药，在铁轨上放置岩石，大树等做法更为简捷有效。
组织严密，而且除了打日本人以外秋毫无犯，这样具有严格纪律的“胡匪”实在不多见，打票车先掐电话线，倒有几分老八路的风范。
难道是铁道游击队出了关？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别说后来活跃在鲁南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连八路军此时都还没有建立呢。
但两年以前另一起倾覆日军军列事件的破坏手法与其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赵尚志1932年4月组织的成高子袭击战。在那次行动中，第一次袭击曾试图用炸药炸毁铁路，由于信管失灵而失败。赵尚志接手后，采用了破坏铁轨固定道钉的方式，使日军征讨义勇军的“凯旋列车”翻覆爆炸，日方报道造成“日本军五十余人惨死”，比打哈尔滨损失还大。
同样的手法，同样选择哈尔滨周边的铁道线做文章，同样打的目标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只是成高子袭击战没有预先埋伏的部队扩大战果。看到这样多的相似，不懂得打仗的人都会问——这一仗，会不会又是赵尚志干的呢？
赵尚志此时，正好率领哈东支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前身）在哈尔滨以东地区活动，其作战范围包括了双城。根据黑龙江文化网资料，在我方战史记载（据称出自《东北抗战实录》，但查其文未见对此战的描述，当是其他资料）中，哈东支队这期间的一次战斗与这次袭击十分相似。
根据黑龙江文化网的资料，1934年8月30日晚0时许，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袭击日军列车。在赵尚志司令的率领下，哈东支队破坏了中东铁路双城堡至五家子车站之间安西站附近的一段铁轨。当时从哈尔滨开往长春的第十一次旅客列车路经此处时脱轨，造成蒸汽机车和后面四节车厢侧翻。埋伏在附近高粱地里的哈东支队游击队员，对列车上日军乘坐的警备车和卧辅车发动进攻。给敌造成较大伤亡。当双城伪满军第二十三团第二营和五家子驻屯军等日伪军赶来增援时，哈东支队已经撤离。
但是，在孔令波先生《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研究》中，也有一条记载，认为是两支义勇军部队合作，完成了这次袭击——“8月30日晚11时，11次列车在距哈尔滨42公里处，突然遭义勇军五省、长海等百人袭击，火车脱轨，日伪军死10人、伤35人，车内有日本瑷瑷县北满考察团80余人，无一幸免。”
袭击日军列车的到底是赵尚志的部队，还是义勇军呢？
有一个细节可以确认这次袭击应是赵尚志所属的哈东支队所为——《朝日画报》虽然提到袭击发生在五家和双城（双城壁、双城堡都是当时对双城的称呼）之间，但战斗的具体地点并无汉字标注，只有日文假名拼写“アンシデン（发音‘安西店’）”并说明这是个紧急情况下才停车的小站，看来，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记者也搞不清战斗的具体发生地点，只能根据采访所得进行音译。而我方明确记录破坏铁轨的地点在“安西站”附近——看地图，今天双城和五家之间确有安西镇其地，在铁道的东侧。如此，日文报道中的アンシデン，实际上应该就是“安西镇”。中日描述的战斗中不约而同提到“安西”这个地方，这一袭击的时间，地点就都吻合了。考虑到双方不可能互相参照，这不可能是巧合。而中方资料中还有日伪军出动部队的序列，这是日方报道中没有的。
但是，义勇军部队袭击列车的记录中也有非常准确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团，虽然把爱媛县地名写错，但提到的人数恰好和日军提到被抓人数相符。这些，是《东北抗战实录》中不曾有的。
也许，两个记载都是正确的，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记载中袭击了日军列车的义勇军指挥官——“五省”的身上。
两名提到的义勇军指挥官中，“长海”很可能是孙长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首领，而“五省”的名气就大多了。
不知道？单独提“五省”，其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
“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兴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个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
有一个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结绺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情节颇为紧张激烈，尤其是其中一首主题曲确实有点儿荡气回肠的感觉。
电视连续剧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但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据说真的有一伙被称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颇有名气。其中，“五省”就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们的领袖，则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君。两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爱国热情感染参加了共产党人宋学文主持的肇源抗日救国会，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干部，“三省”耿殿君最后的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五省”耿殿臣的职务，据说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谋长（未见正史记载），两人都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牺牲。
关于“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在东北抗日联军于下江地区遇到极大困难时，由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区为西征打前站的一批干部，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肇源救国会的成员，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当天，一起在“九省”孙玉亭家举行了磕头仪式。
对于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并无定论。呼兰学者王泽生考证耿殿君确曾参加过抗联的西征，但李兆麟负责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后，所以，若耿殿君确曾为西征打前站，其时间不可能早于1938年。而抗联历史专家史义军考证耿殿君在1939年就牺牲于克山县张信屯，并曾亲自到他的牺牲地考察。以此看来，“十三省”的报号若是出现在1938年，则其活跃期不过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时，“十三省”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开店，有的担任伪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显都在敌占区扎了根，这似乎也不是可以仓促间实现的。因此，“十三省”的报号出现在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似乎更符合逻辑。
日伪档案也对这一说法比较有利。在《满洲国警察小史》中属于“十三省”系列报号的抗日武装，1936年前被记录和日军作战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说是巧合则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萨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是——“十三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出现的报号，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在萌芽，因此这个抗日团体的性质仍属于义勇军。13名成员此后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君、耿殿臣等率领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赵尚志部抗联第三军的一部分，他们两人也最终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员干部。1936年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前往汤原与夏云阶的部队会合，并开辟下江游击根据地，推测“十三省”中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如耿氏兄弟此时也随军前往。而耿殿君为西征打前站很可能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带着扮装成土匪的“十三省”去三肇地区开展工作，而是率领十二团前出三肇，在留在当地的“十三省”兄弟的支持下打开局面。
无论如何，“十三省”都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甚深的抗日武装，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坚定，大部分后来牺牲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时隔60年后，“十三省”中耿殿君，耿殿臣等牺牲的十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哈东支队时期，赵尚志顶着上级错误的极“左”指示，实际上已经有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雏形。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不但其队伍含有大量地方武装，而且经常和义勇军联合组织作战。（文*冇*人－冇-书－屋－。ＭＥ电子书）
双城11次列车倾覆袭击发生的时候，赵尚志本人似应不在现场。哈东支队共分三个总队，赵尚志当时带第一总队、第二总队一部、总部和炮队、骑兵队等在宾县活动，第二总队政委马宏力则率该总队一部分人员到双城等道南地区活动，第三总队活动于道北延寿方正一带。这次战斗从活动区域看更像是第二总队所为。由于哈东支队总兵力不过450人，每个总队的人数不过百人，马宏力率领的又并不是第二总队全部，仅几十名官兵试图袭击一列国际列车似乎有些兵力单薄。所以，以赵尚志部一贯的作战习惯而言，联合“五省”、长海两支义勇军共同行动是合理的——更何况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队要么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半红半白的队伍，要么干脆就是他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领导的，在战斗中能够和哈东支队有效配合是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9月2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