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全集.com》第60/67页
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虽然臭名昭著也算闻名遐迩，这个和他齐名的石原莞尔，又是何许人也，许多中国人对其可能会深感茫然。
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脑”，是日本杰出的战略理论家，他曾经预言了东条英机上台即意味日本覆亡，战争将以原子弹的爆炸结束，甚至在二战刚结束就坚称日本将以发展经济再度复兴，苏联集团将在冷战中自行崩溃消亡。
1937年9月27日，被日本军政两界均视为天才，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因力主不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与当时军界主流发生冲突，被左迁为“关东军参谋副长”。一年以后，因就满洲国的统治方式跟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矛盾，他主张将“满洲国”扶植为日本的盟国而不是完全的占领地，被东条取消了在“满洲”问题上的发言权。三年后干脆被免职，编入预备役。1944年，这名中将甚至卷入了暗杀东条英机未遂的事件。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石原被视为日本军界尚属理智的典型，连战争末期缪斌到日本讨论中日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时，都会先拜访石原。
这样一个在疯狂的日本军界独自清醒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检看当时照片，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在他自己的影集中，此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变身，忽而身着西服，忽而身着和服，忽而身着军装，甚至――会和太太一起穿着中式大褂照相。
在那个军人执掌一切的时代，大多数军人留下的照片都是身着戎装，仿佛脱了军服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一样，石原这样不断变换形象的癖好，可算颇为异类――似乎只有中国名将张自忠与其有类似的爱好。
喜欢不断变更形象的张自忠，似乎暗喻着自己一生从西北军猛将到被冤为汉奸，再到杀身成仁，以鲜血还自己以清白的曲折历程，有着同样癖好的石原莞尔，这种多变的形象，又暗喻着什么呢？
也许，背后有着同样的含义。
被视为理性战略家的石原莞尔，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责任人。1929年7月，石原莞尔发布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提出“满洲土地无主论”，认为只有占领满蒙，才能满足日本发展的需要。这三篇论文，成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战略指导，在日本深受重视。在中国曾被反复提起的田中奏折，日本学界认为并非事实，但又多认为并非全然是伪造，而是石原莞尔等人的作品，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扩张的蓝图。
1931年，正担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架空司令官本庄繁，和坂垣征四郎合作，直接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整个事变的作战计划完全由石原起草。事后，石原又亲临锦州前线，无视日本政府的态度发动了对锦州的进攻。“九一八”事变打开了日本扩张侵略的潘多拉盒子，给亚洲各国带来极大痛苦，也最终把日本带入深渊，石原可谓其中的最直接责任者。对此，石原一直承认不讳，并自称“满洲国之父”。其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起到了急先锋和幕后军师的作用。
这样一个激进的石原，在“七七”事变时却变得如同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力主日军撤出长城以北，至少是不恶化冲突事态，这种变色龙一样的主张难免令人疑惑。
据推测，这是因为石原真实地经历了日军占领东北的过程，在面对中国军民在最艰难条件下的顽强抵抗之后，石原认识到欲仅仅靠武力征服这样一个民族是无望的冒险，所以虽然其征服中国的主张不变，却建议采取更加稳健的做法，慢火煮鱼，而尽量避免激发中国的全面抗战。石原认为，中日一旦展开全面战争，战和的主动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必然以持久战拖垮日本。这一点，倒是和中国战略大家蒋百里对中日之战的看法――中国对日本，“不怕鲸吞，只怕蚕食”，颇为暗合。石原莞尔的思想变化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尽管“九一八”的始作俑者已经认识到和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不智之战，而新一代日军将领却依然热衷于在中国冒险。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讨论对华战争时曾一度嘲讽石原――“我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做法而已”。要知道，“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立即晋为大佐，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晋少将。他违背上级命令擅自发动侵略，不但未受惩罚，反加官晋爵怎能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中下级军官纷纷仿效呢？
其实，和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几乎个个都经历了从激昂地主张几个月灭亡中国到变成稳健派的过程，倒不仅仅是石原莞尔。中国的抵抗者给每一个日军将领上了一课，题目就叫――“不可征服”。
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日本“中国通”有这样的照片吧，这几个人，都和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东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坂西利八郎，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人多少有些陌生。然而，在北洋军阀时代，他却堪称名重一时。当1927年坂西奉调回国时，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曾赋诗惜别曰：“二十五年海外交，一杯离洒长春亭。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由此可见坂西在北洋军政要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坂西牵线促成“西原借款”。从袁世凯开始，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第二次担任总统，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坂西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实际上，坂西堪称日本在民国时期对华间谍活动的鼻祖，不但取得了中国的大量情报，而且大大促进了日本势力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他在北京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成为培养日本高级特务人员的重要机构，“九一八”事变的几名关键人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其门下。其养子坂西一良1935年曾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是镇压义勇军和抗联的日军重要将领。
头戴瓜皮帽，貌似土地主的田中隆吉，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陆大三十四期（1921年）毕业，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是日本最著名的大特务之一，曾和川岛芳子共同导演了“一・二八”淞沪事变的开场，并策划蒙古德王独立，在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得惨败。田中没有直接参与“九一八”事变，表面上他仅仅在1935年任职于关东军，在东北期间主要的活动也集中在张鼓峰事件，似乎和日军侵略东北关系不那么密切。但他确是查清“九一八”事变真相的重要人物。战后，田中依靠常年当特务的出色记忆力，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大举指证上司和同僚“将功补过”而名声远扬，甚至被称为“日本的犹大”。关于“九一八”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是：“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并详细描述了事变前后日军上层的动向。他的证词中虽有夸张和狡辩，但最主要的部分大体可信，成为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历史的最重要证据之一。
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人，1883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军队中著名的中国通。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身为陆军中尉的河本大作就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湖北、四川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并在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以唆使他们互相冲突，进行内战。令其名声大噪的是河本在1928年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可说为“九一八”事变拉开了远景的序幕。皇姑屯事件，由于东北当局对应得当，日军未能顺利夺取东北，河本因此被解职，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的9月初，河本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所托，将5万日元秘密乘飞机送到奉天，交给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此时花谷正少佐正苦于发动事变经费拮据，大有“雪中送炭”之感。事变发生后，他不但担任了关东军嘱托的职务，而且完成了对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劝降。战后，河本大作在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时被解放军俘虏，病死狱中。
冈村宁次，穿的本不是中国服装，而是西服，但因为他在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性，还是把他也放在了这一篇文章中。提到冈村宁次，国民党人常常想到他是日本战败时执行投降命令的在华日军总司令，共产党人常常想到他是在华北组织五一大扫荡，残酷镇压华北人民抗日活动的刽子手。但很少有人记得冈村也是日本侵占东北活动中的一名重要将领。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当时，东北的义勇军正发展到高潮，曾组织反攻长春和沈阳，给日军造成重大威胁，但冈村抓住义勇军成分复杂，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和缺乏后方支援的缺点，集中五万关东军实施大讨伐，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对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勇军各个击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结果，坚持到1933年春，20万义勇军部队被打垮或瓦解，日军仅付出七千人的损失。是为冈村在侵华战争中的初露头角。
八、“和平使者”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即国际联盟为日军侵占东北问题派出的国际调查团。这支调查团代表了当时欧美列强的意见，因此曾被中方赋予极大的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国高层奉行不抵抗政策，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列强干涉上。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又拖了一个多月，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职务。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中国派出前外长顾维钧为代表与李顿调查团人员共同工作，日方派出的“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当时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所以日本才出兵东北。
然而，这只被寄予厚望的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到日本，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等，甚至到奈良喂鹿消遣，似乎已经预示了其使命的绥靖性质。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仍不急于前往东北，只是安排与蒋介石、宋子文等中国政要会面，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东北抵抗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沦陷。显然，此时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吐出已经落入其虎口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
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等先后与其会晤，并将其途经的所有地方粉饰一新，制造出其所需的气氛。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仍然想方设法向李顿调查团成员表达了其爱国立场。萧红前未婚夫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抓住，装在麻袋里从高楼上推下，以身殉国；仍然战斗在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并想方设法投书李顿，约其在自己的控制区见面。他们的努力，使调查团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众“几乎都无疑问地认定日本在实施侵略行为”。
李顿调查团最终在1932年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其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其报告书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
对此，中国和日本没有一家满意，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觉得李顿调查团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没有起码的正义性；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早已跻身列强之列，李顿调查团强调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是“矮化”和“打压”日本。
表态虽然是原则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解决方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要日本撤军，但此后东北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从善意的角度说，这是把东北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管辖下，从恶意的角度说，西方列强可不费一枪一弹染指中国东北。
究其本意，李顿报告书的提案，未必没有把东北作为中日俄的缓冲区，隔离各方的意图。
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首先，明明原来东北是在中国管辖之下，一眨眼就成了中国没有发言权的地方。中国绝不可能就此放弃对于东北的实际治权，容忍这样一个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决议；其次，日本侵华势力垂涎东北的资源已久，一旦得手，根本不可能放弃。尤其国联用了一年多才得出决议，此时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占领，更不会因为没有制裁手段的一纸空文撤军。
牺牲弱国利益，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东西方的绥靖政策、问题如出一辙。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李顿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根本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期待他人主持正义的幻想，而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